摘要：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第七年就实现了经济总量翻倍，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实际工资增长83%，形成了近1亿人的中产阶级，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
建议抓紧制定实施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今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安排。迄今为止，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人工智能+行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等，都有《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等专项文件及配套政策进行全面部署。鉴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呈现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分化，建议抓紧制定实施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推动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助力疏通经济内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城乡居民增收目标或可更加积极
今年上半年，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
从支出法看，今年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由上季5%降至4.3%，其中，消费、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分别环比回落0.40和0.44个百分点，外需拉动作用上升0.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实际GDP累计同比增速由上年同期的5.3%降至4.7%，其中，消费、外需拉动作用分别同比回落0.52、1.01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作用上升0.93个百分点（见图1）。可见，无论从季度环比还是半年度同比看，消费拉动作用均不及预期。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很大程度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以及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今年情况也不容乐观。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同比增长4.2%，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且低于同期实际GDP增速0.5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7%，回落2.6个百分点（见图2）。同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6%，同比回落1.0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低。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一步。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虽然增长快，但老百姓没钱消费，经济结构不平衡。于是，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十年内让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番的计划，其中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扩展养老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第七年就实现了经济总量翻倍，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实际工资增长83%，形成了近1亿人的中产阶级，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不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的是“人均国民收入”而非“人均可支配收入”，被批评是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真要增加劳动人民收入。我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针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之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挑战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在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工作时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体现收入分配更多向居民倾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宜阶段性地对于“同步”按“不低于”掌握。事实上，2020~2025年，我国名义GDP六年复合平均增长5.6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89%，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6.15%，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增速略高于名义GDP。而2015~2019年间，名义GDP五年复合平均增长8.9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8.78%和8.54%（见图3）。
以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为突破口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四大类。鉴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两项合计占比约3/4，增加这两部分收入，对城乡居民增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020~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较名义GDP增速高出0.20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增速分别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0.26和0.17个百分点，经营和财产净收入增速分别低了0.35和0.98个百分点（见图3）。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转移净收入名列前二，分别占比56.6%、18.6%，较2019年上升0.7、0.1个百分点，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分别占比16.7%和8.0%，回落0.4、0.5个百分点（见图4）。
增加工资性收入要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前提。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有了工作才会有收入，有了收入才会有消费。为此，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建立宏观政策“就业影响评估”硬门槛，确保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与就业目标同向发力。保持稳岗扩岗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在经济运行K型分化的背景下，房地产与传统制造业收缩导致低技能岗位流失，而高技术制造、数字经济存在“招工难”，“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并存，青年失业率上升主因也是技能与预期错配。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成为就业蓄水池，但由于吸纳就业人员过多，造成客单收入持续下降。为此，要大规模开展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人岗匹配”以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健全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健全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
增加工资性收入应该由市场主导，国家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为此，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
增加转移性净收入有重大意义。实施消费补贴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的范畴。但消费是分散化决策，补贴消费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必然是层层递减。同时，消费补贴属于一次性的转移支付，而影响消费的是永久性收入预期。若前期消费补贴没有实现经济重启，只会是透支未来的消费。实际上，我国香港地区2021~2023年连续发消费券，但直到2024年实际GDP才超过2019年的水平。
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改善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永久收入预期。为此，要加快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以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普惠行动。对于“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等工作部署，根据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要求，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推进。合理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要打好通过政府消费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以及通过转移支付减轻居民消费后顾之忧的“组合拳”。
与此同时，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健全地方财税体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重新理顺央地财权和事权，完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此外，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充实国家财力。
稳中有进地增加居民财产净收入
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居民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偏低，这是差距也是努力的方向。2025年，美国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60.3%、财产性收入占比20.4%、转移净收入占比11.2%、经营净收入占比8.1%。同期，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结构与之相比，财产净收入占比较美国低了12.4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低了3.7个百分点，而转移和经营净收入占比分别高出7.4、8.6个百分点（见图5）。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升消费能力的一项重要部署，其中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又是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2024年“新国九条”首次提出“以投资者为本”。“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这是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的应有之义。
但如前所述，财产净收入在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不到一成，且居民财富中不动产多、动产少，动产中存款多、股票基金少。在楼市调整、利率下行的背景下，短期对此项收入的增收效果不宜期待过高、操之过急。并且，财产净收入是指利息、租金、股息、红利等生产要素收入，而非低买高卖的资本利得。因此，与财产净收入直接相关的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派息，这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当然，稳定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有助于稳住居民财富存量，这同样事关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下大力气继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20~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67.6%，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3.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63.0%，回落了4.4个百分点，是主要拖累；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82.8%，不减反升0.7个百分点（见图6）。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已由本世纪初的30%多降至20%附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2.86倍降至2.31倍（即城镇居民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下同）。四项收入中，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差距最大，为8.87倍；工资性收入次之，为3.30倍；转移净收入再次之，为1.92倍；经营净收入差距倒挂，为0.80倍（见图7）。同期，财产和经营净收入合计占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1%。在不突破“一户一宅”和“集体所有”底线的前提下，建议鼓励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获取财产和经营收益的渠道。
此外，鉴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的欠账较多，下一步在加快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中，可适当向农村倾斜，更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总之，通过前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推动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而制定实施一个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或可对改善市场预期、提振消费者信心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文中所提意见建议可能不尽专业甚至不乏谬误，只是抛砖引玉。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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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抓紧制定实施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今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安排。迄今为止，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人工智能+行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等，都有《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等专项文件及配套政策进行全面部署。鉴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呈现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分化，建议抓紧制定实施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推动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助力疏通经济内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城乡居民增收目标或可更加积极
今年上半年，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
从支出法看，今年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由上季5%降至4.3%，其中，消费、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分别环比回落0.40和0.44个百分点，外需拉动作用上升0.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实际GDP累计同比增速由上年同期的5.3%降至4.7%，其中，消费、外需拉动作用分别同比回落0.52、1.01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作用上升0.93个百分点（见图1）。可见，无论从季度环比还是半年度同比看，消费拉动作用均不及预期。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很大程度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以及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今年情况也不容乐观。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同比增长4.2%，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且低于同期实际GDP增速0.5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7%，回落2.6个百分点（见图2）。同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6%，同比回落1.0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低。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一步。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虽然增长快，但老百姓没钱消费，经济结构不平衡。于是，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十年内让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番的计划，其中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扩展养老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第七年就实现了经济总量翻倍，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实际工资增长83%，形成了近1亿人的中产阶级，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不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的是“人均国民收入”而非“人均可支配收入”，被批评是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真要增加劳动人民收入。我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针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之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挑战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在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工作时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体现收入分配更多向居民倾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宜阶段性地对于“同步”按“不低于”掌握。事实上，2020~2025年，我国名义GDP六年复合平均增长5.6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89%，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6.15%，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增速略高于名义GDP。而2015~2019年间，名义GDP五年复合平均增长8.9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8.78%和8.54%（见图3）。
以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为突破口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四大类。鉴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两项合计占比约3/4，增加这两部分收入，对城乡居民增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020~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较名义GDP增速高出0.20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和转移净收入增速分别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0.26和0.17个百分点，经营和财产净收入增速分别低了0.35和0.98个百分点（见图3）。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转移净收入名列前二，分别占比56.6%、18.6%，较2019年上升0.7、0.1个百分点，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分别占比16.7%和8.0%，回落0.4、0.5个百分点（见图4）。
增加工资性收入要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前提。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有了工作才会有收入，有了收入才会有消费。为此，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建立宏观政策“就业影响评估”硬门槛，确保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与就业目标同向发力。保持稳岗扩岗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在经济运行K型分化的背景下，房地产与传统制造业收缩导致低技能岗位流失，而高技术制造、数字经济存在“招工难”，“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并存，青年失业率上升主因也是技能与预期错配。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成为就业蓄水池，但由于吸纳就业人员过多，造成客单收入持续下降。为此，要大规模开展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人岗匹配”以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健全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健全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
增加工资性收入应该由市场主导，国家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为此，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
增加转移性净收入有重大意义。实施消费补贴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的范畴。但消费是分散化决策，补贴消费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必然是层层递减。同时，消费补贴属于一次性的转移支付，而影响消费的是永久性收入预期。若前期消费补贴没有实现经济重启，只会是透支未来的消费。实际上，我国香港地区2021~2023年连续发消费券，但直到2024年实际GDP才超过2019年的水平。
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改善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永久收入预期。为此，要加快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以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普惠行动。对于“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等工作部署，根据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要求，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推进。合理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要打好通过政府消费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以及通过转移支付减轻居民消费后顾之忧的“组合拳”。
与此同时，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健全地方财税体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重新理顺央地财权和事权，完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此外，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充实国家财力。
稳中有进地增加居民财产净收入
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居民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偏低，这是差距也是努力的方向。2025年，美国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60.3%、财产性收入占比20.4%、转移净收入占比11.2%、经营净收入占比8.1%。同期，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结构与之相比，财产净收入占比较美国低了12.4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低了3.7个百分点，而转移和经营净收入占比分别高出7.4、8.6个百分点（见图5）。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升消费能力的一项重要部署，其中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又是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2024年“新国九条”首次提出“以投资者为本”。“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这是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的应有之义。
但如前所述，财产净收入在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不到一成，且居民财富中不动产多、动产少，动产中存款多、股票基金少。在楼市调整、利率下行的背景下，短期对此项收入的增收效果不宜期待过高、操之过急。并且，财产净收入是指利息、租金、股息、红利等生产要素收入，而非低买高卖的资本利得。因此，与财产净收入直接相关的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派息，这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当然，稳定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有助于稳住居民财富存量，这同样事关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下大力气继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城镇居民。2020~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67.6%，较2015~2019年均值低了3.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63.0%，回落了4.4个百分点，是主要拖累；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值为82.8%，不减反升0.7个百分点（见图6）。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已由本世纪初的30%多降至20%附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2.86倍降至2.31倍（即城镇居民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下同）。四项收入中，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差距最大，为8.87倍；工资性收入次之，为3.30倍；转移净收入再次之，为1.92倍；经营净收入差距倒挂，为0.80倍（见图7）。同期，财产和经营净收入合计占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1%。在不突破“一户一宅”和“集体所有”底线的前提下，建议鼓励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获取财产和经营收益的渠道。
此外，鉴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农村的欠账较多，下一步在加快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中，可适当向农村倾斜，更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总之，通过前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推动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而制定实施一个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或可对改善市场预期、提振消费者信心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文中所提意见建议可能不尽专业甚至不乏谬误，只是抛砖引玉。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