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一位上海女士在东京湾岸买下一套塔楼公寓。过户那天，她发了朋友圈：落地窗，东京湾，彩虹桥。配文四个字：终于上岸。
三个月后，她在业主群里跟人吵了一架。
起因小得可笑。她把两箱刚从中华物产店搬回来的食材，暂时堆在自家门口的走廊上。第二天，物业贴条。第三天，管理组合发函警告。她觉得莫名其妙：东西放在我自己家门口，碍着谁了？
答案是：碍着了。在日本，她碍着了所有人。
这不是段子。日本资深不动产专家牧野知弘在新书《"外国人不动产"问题》（『“外国人不動産”問題』，祥传社新书）里，用一整章篇幅写这类冲突。作者没有一边倒地骂外国人，而是认真回答了一个问题：搬到日本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究竟是在哪里拧巴住了。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公寓的走廊是"共用部分"，属于全体业主，任何人不得占用，一寸都不行。而在不少中国业主看来，自家门口这块地方，能用为什么不用？
牧野在书里列了一张清单：有在门口放置物柜的，摆自行车的，晾一排鞋的，搁腌菜坛子的，还有把成箱买回来的食材直接码在走廊上的——用他的话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牧野的观察是：对日本人来说，公寓楼内部是"准室内"——出了自家大门，走廊、电梯、大堂，仍然算家的延伸，要维持室内级别的整洁与安静。而对中国人来说，出了自家防盗门，就是"外面"。外面的世界，自然没有家里那些讲究。
一个把楼道当客厅，一个把楼道当马路。冲突就是这么来的。
日本这些"当然的规矩"，绝大多数没写在任何购房合同的显眼位置。管理规约动辄几十页，全是日语法律用语，中国业主签字时基本没人细看。等到贴条、警告函接踵而至，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自省，而是委屈：早说啊？
而在日本人看来，这些事根本不需要"早说"——就像不需要提前告诉一个成年人不能在电梯里抽烟一样。一边觉得对方明知故犯，一边觉得对方鸡蛋里挑骨头。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高级公寓的一层大堂，通常设有气派的会客厅：沙发，吊灯，落地窗。日本住户路过时轻手轻脚，说话压着嗓子。
然后，中国业主把朋友请来，在这里开起了派对。声浪大到整个大堂嗡嗡作响。
不开派对的日子也不清静：孩子们聚在会客厅里打游戏；业主们坐在沙发上分装团购来的食材，人走了，一片狼藉；朋友来了，一聊几个小时，声如洪钟。日本邻居忍无可忍，投诉像雪片一样飞向物业。
为什么中国人说话这么大声？牧野给出了一个语言学解释：汉语有四声，"妈、麻、马、骂"，调值不到位，意思就全变了；再加上爆破音、浊音多，在日本人耳朵里，这种语言天然显得"刺耳"、"吵闹"。
他还引用了长期观察中国的记者近藤大介在《真正的中国》（『ほんとうの中国』）里的一段话：中国人生活在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社会中，不大声主张自己，就会被社会甩下——这种紧张感和恐惧感，年深日久，成了习性。
投诉清单还在拉长：健身房的使用方式不合规矩；把楼里供业主亲友短住的客房转租出去做民宿，生意做到了公共设施头上；甚至大堂里摆放的鲜花和绿植，也有人顺手"笑纳"，抱回自己家。
书里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某公寓管理组合（相当于业委会）的年度大会上。
理事长刚开始说明年度决算，一位业主起立发言：
"大会资料全是日语。这栋楼的业主里，有很多我们中国人。资料至少应该中文、英文并记，大会也应该配中文、英文翻译。"
在场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看来，这个要求"令人震惊"：在日本的土地上，开日本公寓的业主大会，你要求我们配中文翻译？
但牧野的态度出人意料。他承认：大会资料承载着业主行使决策权的关键信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外国业主无法充分理解议案，这本来就是应当避免的事。
牧野写道，越是高级的塔楼，住户的自尊心越是作祟：连这点生活习惯都学不会的外国人，让人嫌恶——外国人就该好好学日语；学不会？麻烦你搬走。
牧野举了个反例：他的一位熟人经营物业管理公司，主动雇用外国员工，与外国住户的沟通顺畅之后，生活纠纷随之减少。如今AI翻译软件层出不穷——语言这堵墙，其实早就架好了梯子，问题只在于愿不愿意爬。
他小时候的东京：大人在街上随地吐痰，稀松平常；地铁站里，常备痰盂；深夜的闹市区，对着电线杆撒尿的醉汉，是再普通不过的风景。
今天让中国游客惊叹的日本——街道一尘不染，公共厕所干净得"大概是世界第一"。
日本的规矩是对的，公共地方谁都不可以占用。中国人完全没与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吃公攒私，谁搞得到谁就是英雄，干部前仆后继的贪赃枉法就是源于这个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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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一位上海女士在东京湾岸买下一套塔楼公寓。过户那天，她发了朋友圈：落地窗，东京湾，彩虹桥。配文四个字：终于上岸。
三个月后，她在业主群里跟人吵了一架。
起因小得可笑。她把两箱刚从中华物产店搬回来的食材，暂时堆在自家门口的走廊上。第二天，物业贴条。第三天，管理组合发函警告。她觉得莫名其妙：东西放在我自己家门口，碍着谁了？
答案是：碍着了。在日本，她碍着了所有人。
这不是段子。日本资深不动产专家牧野知弘在新书《"外国人不动产"问题》（『“外国人不動産”問題』，祥传社新书）里，用一整章篇幅写这类冲突。作者没有一边倒地骂外国人，而是认真回答了一个问题：搬到日本的中国人，和他们的日本邻居，究竟是在哪里拧巴住了。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公寓的走廊是"共用部分"，属于全体业主，任何人不得占用，一寸都不行。而在不少中国业主看来，自家门口这块地方，能用为什么不用？
牧野在书里列了一张清单：有在门口放置物柜的，摆自行车的，晾一排鞋的，搁腌菜坛子的，还有把成箱买回来的食材直接码在走廊上的——用他的话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牧野的观察是：对日本人来说，公寓楼内部是"准室内"——出了自家大门，走廊、电梯、大堂，仍然算家的延伸，要维持室内级别的整洁与安静。而对中国人来说，出了自家防盗门，就是"外面"。外面的世界，自然没有家里那些讲究。
一个把楼道当客厅，一个把楼道当马路。冲突就是这么来的。
日本这些"当然的规矩"，绝大多数没写在任何购房合同的显眼位置。管理规约动辄几十页，全是日语法律用语，中国业主签字时基本没人细看。等到贴条、警告函接踵而至，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自省，而是委屈：早说啊？
而在日本人看来，这些事根本不需要"早说"——就像不需要提前告诉一个成年人不能在电梯里抽烟一样。一边觉得对方明知故犯，一边觉得对方鸡蛋里挑骨头。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高级公寓的一层大堂，通常设有气派的会客厅：沙发，吊灯，落地窗。日本住户路过时轻手轻脚，说话压着嗓子。
然后，中国业主把朋友请来，在这里开起了派对。声浪大到整个大堂嗡嗡作响。
不开派对的日子也不清静：孩子们聚在会客厅里打游戏；业主们坐在沙发上分装团购来的食材，人走了，一片狼藉；朋友来了，一聊几个小时，声如洪钟。日本邻居忍无可忍，投诉像雪片一样飞向物业。
为什么中国人说话这么大声？牧野给出了一个语言学解释：汉语有四声，"妈、麻、马、骂"，调值不到位，意思就全变了；再加上爆破音、浊音多，在日本人耳朵里，这种语言天然显得"刺耳"、"吵闹"。
他还引用了长期观察中国的记者近藤大介在《真正的中国》（『ほんとうの中国』）里的一段话：中国人生活在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社会中，不大声主张自己，就会被社会甩下——这种紧张感和恐惧感，年深日久，成了习性。
投诉清单还在拉长：健身房的使用方式不合规矩；把楼里供业主亲友短住的客房转租出去做民宿，生意做到了公共设施头上；甚至大堂里摆放的鲜花和绿植，也有人顺手"笑纳"，抱回自己家。
书里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某公寓管理组合（相当于业委会）的年度大会上。
理事长刚开始说明年度决算，一位业主起立发言：
"大会资料全是日语。这栋楼的业主里，有很多我们中国人。资料至少应该中文、英文并记，大会也应该配中文、英文翻译。"
在场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看来，这个要求"令人震惊"：在日本的土地上，开日本公寓的业主大会，你要求我们配中文翻译？
但牧野的态度出人意料。他承认：大会资料承载着业主行使决策权的关键信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外国业主无法充分理解议案，这本来就是应当避免的事。
牧野写道，越是高级的塔楼，住户的自尊心越是作祟：连这点生活习惯都学不会的外国人，让人嫌恶——外国人就该好好学日语；学不会？麻烦你搬走。
牧野举了个反例：他的一位熟人经营物业管理公司，主动雇用外国员工，与外国住户的沟通顺畅之后，生活纠纷随之减少。如今AI翻译软件层出不穷——语言这堵墙，其实早就架好了梯子，问题只在于愿不愿意爬。
他小时候的东京：大人在街上随地吐痰，稀松平常；地铁站里，常备痰盂；深夜的闹市区，对着电线杆撒尿的醉汉，是再普通不过的风景。
今天让中国游客惊叹的日本——街道一尘不染，公共厕所干净得"大概是世界第一"。
日本的规矩是对的，公共地方谁都不可以占用。中国人完全没与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吃公攒私，谁搞得到谁就是英雄，干部前仆后继的贪赃枉法就是源于这个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