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央成立的第一批调查组于1981年前往广西，但在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遇到重重障碍。据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广西的保皇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1][注 5]。
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郑义指出，韦国清（文革期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革委会主任）在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对将吃人肉者一律开除党籍和干籍的做法非常不满，曾反问道：“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7][12]
依据一位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他所访问的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有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他不杀那些人，那些人就会杀了自己[3]。
调查组及目击者
2016年，一位参与过1980年代初官方调查组的高级干部告诉法新社，“所有的吃人事件都是阶级斗争被挑唆的结果，并被用来表达一种憎恨。那些谋杀是极可怕的，比野兽还坏。”[6][66] 同年，法新社还采访了广西当地一名刘姓男子，他说：“吃人？我当时在这里，我经历过……但是武宣近年发展得很快。（再谈）那段历史没有意义。”[6][46][66]
2013年，中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看到了人吃人，但不一定是广西的事件。她说：“我对人性是悲观的，对人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非常警惕，我很警惕，像孔雀一样警惕，小心，因为人是最可怕的动物，要不杰克逊就不会死了。......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一样的。现在随时人都会伤害你，他们甚至伤害你不知道为什么伤害了你。”[67][68]
201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谈论邓小平的贡献时提到，“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在毛时代被大规模屠杀、有的人甚至被活活吃掉！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漂出珠江口的尸体，后来官方说近九万，民间说有十几万之多。”[69][70][71]
研究人员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告诉法新社，“这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吃人事件，譬如饥荒。这是由政治事件、政治仇恨、政治意识、政治仪式造成的。”[6][66]
201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撰文称，吃人事件与广西少数民族落后传统有关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通过研究发现，“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72]
200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教授林培瑞说道，“我相信郑义（关于吃人事件）的故事。他是一个正直的作家，而且大量的细节体现了真实性。”[19]
1997年，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钟其瑞（另译“郑麒来”，Key Ray Chong[73][74]）在其对郑义《红色纪念碑》一书的书评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的官员知晓这个恐怖事件，一个与19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以及1970年代的波尔布特杀戮战场等价的事件。但他们却对此事保持沉默。”[75]
1995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苏堂棣（Donald S. Sutton）在其研究论文中写道，“武宣县真的发生过吃人事件吗？......最近，学者、记者约翰·吉廷斯亲自前往武宣，独立验证了这个事件真实性。一位刚下班的当地职工轻松地谈论着杀戮和吃人事件——被询问时，很爽快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并加上了一点骄傲的话语，‘在武宣...我们比中国其它地方吃的人都多’（《卫报》，1993年11月27日）。”[10]
各国媒体

广西武宣县老街区
2016年，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可怕的故事比比皆是。譬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有人吃人的故事，‘坏分子’被公开屠杀、70多名受害者在武宣被吃。”[76]
2016年，英国的《卫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也许受到最坏影响的地区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那里报道出现了大量杀戮甚至人吃人事件。”[77]
2013年，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网、中华网、腾讯网等媒体转载《中国青年报》张鸣的文章，承认广西吃人事件，称“有的地方，比如广西，打死人之后，还吃掉人的心肝，在那个地方，这样吃人的事居然还相当普遍！”该文章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3][78][79]
199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学者郑义发表其有关广西食人事件的新书后认为，“共产党想要阻止对已去世的毛泽东主席和其他诸多党员进行深入分析。但对真相的全面揭露也许能摧毁这个党仅存的少许合法性。”[21]
1993年，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狂热、群众歇斯底里以及直观暴虐行为的大爆发，导致了大约1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毁坏了至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现在，有关1966年-1976年间更恐怖的极端行为的描述已昭然若揭——对于人吃人行为的指控，数百名男人和女人以“革命纯净”的名义打破了全人类的最大禁忌。”[19]
1993年，美国《新闻周刊》认为，“（对广西事件的）记述令人震惊。校长们在学校内被学生杀死，然后煮来吃。政府官方食堂内用肉钩挂着人的尸体，分发给职工食用...... 上周从中国偷运出来的档案，诡异而详细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行。” [80]
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在过去这个世纪里甚至更久远，广西事件很显然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吃人事件。这些人与其他食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没有受到饥荒或者精神疾病的刺激。相反，这些行为看起来是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档案记载的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人吃人，经常是当地共产党官员组织的，而很明显人们参与其中是想证明自己的革命热忱。”[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