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屠杀，又称广西大屠杀，广西屠杀等，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集中发生于1967年－1968年间，中国大陆1980年代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万－15万[1][3][4][5][6]。当时的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1][6]。
文革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1][3][7][8][9][10]。早期官方档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可能多达数千人[11]，而《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显示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参与者成千上万[7][12]。另有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7][12][13][14]。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广西屠杀事件以及吃人事件的部分参与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而屠杀主要组织者韦国清则升任中央职务，未获处罚[15][16][17]。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一书中引用的中共广西区委整党领导小组的统计结果，共有包括1.8万国家干部在内的5.3万余人被法办或处分，至少10名组织或积极参与杀人者被判处死刑[18]。其中在武宣县（至少有38人被吃[1][6]）有15人被起诉、最高被判有期徒刑14年，91名参与吃人事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开除党籍，39名非共产党员遭降职或降薪处理[7][10][11][19]。
虽然食人事件得到广西的共产党机关以及民兵团体领导支持，但无直接证据显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支持或知晓吃人事件[4][11][13][14]。不过有学者指出，1968年夏，武宣县老干部王祖鉴等人通过内部渠道，向中央递送了吃人事件的报告，该报告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给省军级官员[7][12][20][21]。
屠杀历史 历史背景
时任广西自治区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下辖广西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22][23]。自1967年1月上海的“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向党政机关发起了夺权运动，但随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亦产生了诸多矛盾，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团体[24][25]。 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无条件支持广西自治区领导人韦国清出面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并于5月11日正式在广西南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为广西主要保守派群众组织；另一个阵营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并要求要韦作检查后再定，该阵营被称为“4·22”阵营，4月22日正式成立于广西南宁，为广西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 [1][26][27][28]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而广西军区最初支持“联指”，随后则检讨了自身的“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 1967年当年，全广西除桂林市、南宁等地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26][27]
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辖广西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1]。 与此同时，韦国清等人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于6月17日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并将“4.22”与该团体挂钩，鼓动检举、揭发以及“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1][26][29][30][31]。
历次屠杀 屠杀第一阶段发生在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发生在广西农村地区，受害者多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家属，也包括一些支持“4·22”观点的人[1]。譬如，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属“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共杀死2,900多人[1][27][28]。
屠杀第二阶段发生在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1]。此阶段起，广西屠杀与广东文革屠杀相关联——在6月17日广西宣称破获“反共救国团”后，官方认为其在广西的部分只是“分团”，而该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会广州[1][2][26][32]。此阶段屠杀受害者包括大批“4·22”成员以及倾向或支持“4·22”的干部和群众[28][29]。与此同时，“联指”和“4.22”两派在桂林爆发大规模武斗，仅6月6日至13日的七天内，两派即进行了17次武斗[1][26]。 1968年7月，针对广西地区攻击铁路、军队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曾公布了《七·三布告》意图制止武斗[26][33][34]。
屠杀第三阶段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地区反利用《七·三布告》继续滥杀，此时农村地区“4·22”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大部分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掌权者和其所扶持的“联指”随即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1]。 1968年7－8月，广西军区调动大批部队，与“联指”成员一同围攻“4·22”控制的南宁，造成万余人死亡[1][29][30]。此后，8月20日爆发“八二○事件”，桂林地区的支左部队、武装民兵、“联指”成员等大规模抓捕“4·22”成员，该事件及后续导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1][29][30]。
中央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的屠杀前后，全国多数省份都已完成“夺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5][34]；而为了制止各地持续武斗，毛泽东从最初的支持和利用开始转为打压、否定直至抛弃红卫兵造反派，进而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控制局势[35][36][37][38][39]。研究学者指出，中央最高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表示支持韦国清在广西镇压造反派，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完全偏信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汇报，批准了动用军队对“4.22”造反派进行武力镇压[12][15][16][40]。
在第二、三阶段屠杀期间，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抨击“4·22”造反派，周恩来也一反去年曾表扬“4·22”的态度转而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26][34][40][41]；周恩来、康生等人都将广西“4·22”、广东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派”与韦国清等人炮制的“反共救国团”联系在了一起[2]，还将“4·22”与所谓“清华-北航黑会”相联系[40][41][42]。不久，7月28日凌晨，因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的“七·二七事件”，毛泽东紧急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与会中央领导大骂“4·22”的同时，把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联系起来，几乎将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当作广西“4·22”的后台一同斥责，毛泽东甚至批判韩爱晶道“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40][41][43][44] 该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衰败，文革进入下一阶段[36][37]。
屠杀方式 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1][6][28]。部分屠杀事件针对男性，被害者的妻女常常被强行分配给凶手们为妻，给受害的女性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28][45]。
柳州钢铁厂“联指”派的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派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 1968年，一位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6][9][46]。 1968年，宾阳县芦墟区南山公社六炭村的居民吴日生，在被拉去临打死前，其已怀孕7个多月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到现场哀求，希望不要打死她的丈夫，结果连她和其中两个孩子也被打死，只剩下一个4岁的女儿被打伤幸存[45][47]。 蒙山县一个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48][8] 死亡人数 中央调查组 参见：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文革结束后至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人士不断赴北京上访，反映广西文革期间的屠杀及人吃人事件，但文革中成立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对这些事件一概否认[45][49]。与此同时，由于韦国清及其政治势力的干预，文革后广西地区开展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的工作受到阻碍[1][12][15][17]，韦本人则升任中央职务[注 1]。自1981年起，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由李锐、周一峰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等的领导负责或直接挂帅去广西进行调查[45][47][50]。中央调查组直接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负责，领导人曾多次接见调查组，听取汇报并给予指示[49]。改组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也组织了超过10万名干部，在全区开展“处遗”工作，历时近5年[45][47][50]。
第一批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派出20多人的调查组[1]。
1981年6月，调查结束，根据汇报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主政广西的韦国清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私下谈话中，韦认为死亡人数为15万人[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对中纪委的汇报是“文革十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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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屠杀，又称广西大屠杀，广西屠杀等，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集中发生于1967年－1968年间，中国大陆1980年代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万－15万[1][3][4][5][6]。当时的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1][6]。
文革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1][3][7][8][9][10]。早期官方档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可能多达数千人[11]，而《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显示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参与者成千上万[7][12]。另有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7][12][13][14]。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广西屠杀事件以及吃人事件的部分参与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而屠杀主要组织者韦国清则升任中央职务，未获处罚[15][16][17]。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一书中引用的中共广西区委整党领导小组的统计结果，共有包括1.8万国家干部在内的5.3万余人被法办或处分，至少10名组织或积极参与杀人者被判处死刑[18]。其中在武宣县（至少有38人被吃[1][6]）有15人被起诉、最高被判有期徒刑14年，91名参与吃人事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开除党籍，39名非共产党员遭降职或降薪处理[7][10][11][19]。
虽然食人事件得到广西的共产党机关以及民兵团体领导支持，但无直接证据显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支持或知晓吃人事件[4][11][13][14]。不过有学者指出，1968年夏，武宣县老干部王祖鉴等人通过内部渠道，向中央递送了吃人事件的报告，该报告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给省军级官员[7][12][20][21]。
屠杀历史
历史背景
时任广西自治区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下辖广西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22][23]。自1967年1月上海的“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向党政机关发起了夺权运动，但随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亦产生了诸多矛盾，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团体[24][25]。 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无条件支持广西自治区领导人韦国清出面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并于5月11日正式在广西南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为广西主要保守派群众组织；另一个阵营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并要求要韦作检查后再定，该阵营被称为“4·22”阵营，4月22日正式成立于广西南宁，为广西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 [1][26][27][28]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而广西军区最初支持“联指”，随后则检讨了自身的“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 1967年当年，全广西除桂林市、南宁等地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26][27]
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辖广西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1]。 与此同时，韦国清等人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于6月17日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并将“4.22”与该团体挂钩，鼓动检举、揭发以及“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1][26][29][30][31]。
历次屠杀
屠杀第一阶段发生在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发生在广西农村地区，受害者多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家属，也包括一些支持“4·22”观点的人[1]。譬如，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属“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共杀死2,900多人[1][27][28]。
屠杀第二阶段发生在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1]。此阶段起，广西屠杀与广东文革屠杀相关联——在6月17日广西宣称破获“反共救国团”后，官方认为其在广西的部分只是“分团”，而该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会广州[1][2][26][32]。此阶段屠杀受害者包括大批“4·22”成员以及倾向或支持“4·22”的干部和群众[28][29]。与此同时，“联指”和“4.22”两派在桂林爆发大规模武斗，仅6月6日至13日的七天内，两派即进行了17次武斗[1][26]。 1968年7月，针对广西地区攻击铁路、军队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曾公布了《七·三布告》意图制止武斗[26][33][34]。
屠杀第三阶段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地区反利用《七·三布告》继续滥杀，此时农村地区“4·22”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大部分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掌权者和其所扶持的“联指”随即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1]。 1968年7－8月，广西军区调动大批部队，与“联指”成员一同围攻“4·22”控制的南宁，造成万余人死亡[1][29][30]。此后，8月20日爆发“八二○事件”，桂林地区的支左部队、武装民兵、“联指”成员等大规模抓捕“4·22”成员，该事件及后续导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1][29][30]。
中央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的屠杀前后，全国多数省份都已完成“夺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5][34]；而为了制止各地持续武斗，毛泽东从最初的支持和利用开始转为打压、否定直至抛弃红卫兵造反派，进而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控制局势[35][36][37][38][39]。研究学者指出，中央最高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表示支持韦国清在广西镇压造反派，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完全偏信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汇报，批准了动用军队对“4.22”造反派进行武力镇压[12][15][16][40]。
在第二、三阶段屠杀期间，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抨击“4·22”造反派，周恩来也一反去年曾表扬“4·22”的态度转而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26][34][40][41]；周恩来、康生等人都将广西“4·22”、广东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派”与韦国清等人炮制的“反共救国团”联系在了一起[2]，还将“4·22”与所谓“清华-北航黑会”相联系[40][41][42]。不久，7月28日凌晨，因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的“七·二七事件”，毛泽东紧急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与会中央领导大骂“4·22”的同时，把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联系起来，几乎将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当作广西“4·22”的后台一同斥责，毛泽东甚至批判韩爱晶道“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40][41][43][44] 该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衰败，文革进入下一阶段[36][37]。
屠杀方式
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1][6][28]。部分屠杀事件针对男性，被害者的妻女常常被强行分配给凶手们为妻，给受害的女性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28][45]。
柳州钢铁厂“联指”派的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派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
1968年，一位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6][9][46]。
1968年，宾阳县芦墟区南山公社六炭村的居民吴日生，在被拉去临打死前，其已怀孕7个多月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到现场哀求，希望不要打死她的丈夫，结果连她和其中两个孩子也被打死，只剩下一个4岁的女儿被打伤幸存[45][47]。
蒙山县一个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48][8]
死亡人数
中央调查组
参见：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文革结束后至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人士不断赴北京上访，反映广西文革期间的屠杀及人吃人事件，但文革中成立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对这些事件一概否认[45][49]。与此同时，由于韦国清及其政治势力的干预，文革后广西地区开展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的工作受到阻碍[1][12][15][17]，韦本人则升任中央职务[注 1]。自1981年起，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由李锐、周一峰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等的领导负责或直接挂帅去广西进行调查[45][47][50]。中央调查组直接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负责，领导人曾多次接见调查组，听取汇报并给予指示[49]。改组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也组织了超过10万名干部，在全区开展“处遗”工作，历时近5年[45][47][50]。
第一批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派出20多人的调查组[1]。
1981年6月，调查结束，根据汇报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主政广西的韦国清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私下谈话中，韦认为死亡人数为15万人[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对中纪委的汇报是“文革十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