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历史记载中曾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它们分别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以及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西屠杀。这两次事件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属于极端饥饿状态下的生存型食人；后者则是由于政治狂热和阶级仇恨导致的政治性/习得性食人。一、 三年大饥荒时期（1959–1961）：求生性食人在“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爆发了极为严重的人为大饥荒。据各方学者与官方解密档案估计，大饥荒共造成约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在极度饥饿、粮草断绝的绝境下，全国多地出现了大量“人相食”的惨剧。性质： 属于丧失理智或为求活命而公开、半公开的食人行为，包括食用死者尸体（甚至亲人尸体），或杀害儿童、弱者捕食。波及区域： 灾情最严重的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山东、青海等省份均有详细记载。档案证据：官方调查： 1961年中共官方调查文件（如四川省桥头区等地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村民罗文秀等多人因饥饿割食尸体的过程。学者研究： 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利用大量地方档案馆的原始资料，披露了河南“信阳事件”及甘肃等地成百上千起人吃人的具体案例。前官员证言： 前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曾撰文证实，大饥荒时期安徽省公安厅曾报告过大量“人相食”的刑事案件。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政治仇恨型食人与大饥荒因饥饿食人不同，文革期间的食人事件发生在物资并未匮乏的非饥荒状态下。它是政治运动、群众私刑和阶级狂热走向极端的产物。代表事件： 广西武宣、武鸣等县的“广西文革屠杀”。性质： 政治仇恨与群体性暴力。造反派在批斗、杀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后，将其心脏、肝脏、肉割下烹煮食用，以此宣示“革命彻底性”和对敌人的仇恨。规模：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派出调查组赴广西进行文革遗留问题处理。官方秘密调查档案披露，广西全省至少有137人被吃，参与食用、围观和分食尸体肉的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核心记录：著名作家郑义后来深入广西武宣等地实地调查，采访了当事人与受害者家属，写成《红色纪念碑》一书，将这一史实公之于众。诸多流出的官方处理文件（如《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证实了活体取肝、割肉分食等暴行的存在。三、 历史与体制反思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在分析这两段历史时指出，中共统治下的这两次食人风潮触及了深层的体制和文化根源：信息封锁与极权动员： 大饥荒时期，高压的政治体制导致基层官员瞒报灾情、强行反瞒产私分，剥夺了农民最后的口粮，同时封锁消息防止逃荒，最终酿成惨剧。法治崩溃与人性异化： 文革时期的食人事件是“阶级斗争”理论被推向绝对化、神圣化的恶果。当法律与基本的现代文明底线被彻底摧毁，群体性的狂热和残暴便在“革命”的外衣下被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