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鬼子“镇反”究竟杀害了多少中华儿女？
中供多次政治运动的特点均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超过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71万2千多人被杀，但有人估计至少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决。韩战爆发，让毛贼认为是一个大力开展“镇反运动”“千载难逢”的机会。毛钦定了杀人指标、杀人具体方法和杀人比例，下达给各大城市和地方。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供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中供。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国鬼子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这三个“运动”都有从肉体上消灭异已社会阶层的“不足与外人说道”的隐秘目的，“镇反运动”基本上从肉体上消灭了国民政府县以上官员，“土改”基本上从肉体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而“抗美援朝”则堪称是现代版的“吴起坑卒”，它达到了把大量让新朝寝食难安的大量国民党投诚部队消耗在朝鲜的目的。中国历史上但凡“改朝换代”，新朝定鼎天下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郝天下”，而象毛贼和匪共这样天下初定就如此杀戮前朝政权人士的不自信的统治者，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中共历史”第二卷给予“镇反运动”基本正面的评价，称“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却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
镇反期间，毛贼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
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也指示放松。
1950 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贼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在毛主持下，中供中央发出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毛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供认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贼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毛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贼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贼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 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3 月，天津市向中供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魔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供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贼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供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魔鬼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多万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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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鬼子“镇反”究竟杀害了多少中华儿女？
中供多次政治运动的特点均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超过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71万2千多人被杀，但有人估计至少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决。韩战爆发，让毛贼认为是一个大力开展“镇反运动”“千载难逢”的机会。毛钦定了杀人指标、杀人具体方法和杀人比例，下达给各大城市和地方。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供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中供。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国鬼子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这三个“运动”都有从肉体上消灭异已社会阶层的“不足与外人说道”的隐秘目的，“镇反运动”基本上从肉体上消灭了国民政府县以上官员，“土改”基本上从肉体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而“抗美援朝”则堪称是现代版的“吴起坑卒”，它达到了把大量让新朝寝食难安的大量国民党投诚部队消耗在朝鲜的目的。中国历史上但凡“改朝换代”，新朝定鼎天下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郝天下”，而象毛贼和匪共这样天下初定就如此杀戮前朝政权人士的不自信的统治者，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中共历史”第二卷给予“镇反运动”基本正面的评价，称“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却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
镇反期间，毛贼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
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也指示放松。
1950 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贼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在毛主持下，中供中央发出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毛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供认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贼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毛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贼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贼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 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3 月，天津市向中供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魔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
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供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毛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贼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供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魔鬼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多万人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