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日中国新闻工作者用三年时间深入报道荒川河滩无家可归者的所见所闻。

一个高楼林立、制度与基础设施完善的发达国家日本東京。然而，就在这座城市的脚下，有人在荒川河滩上搭起帐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新书《河滩上的原住民》正是通过长达三年的细致采访，描绘了这些“隐形的邻居”的生活的纪实报道。作者是旅日中国新闻工作者赵海成。他为何想要记录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我们采访了他，了解了他通过采访所看到的日本社会的轮廓，以及他希望传递给读者的视角。

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为何想要采访日本的无家可归者？

　起因是某年夏天，我在河滩上的足球场发现了一只被晒得快要中暑的乌龟。为了救它，我用手把它捧起来，跑向水边。这时，我注意到一片像小树林一样的灌木丛里似乎有人居住，出于好奇便上前搭话。和那里的无家可归者们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个性鲜明，令人惊讶。有位非常喜欢冲浪和滑板的男士，还有位业余围棋六段的男士…… 那些被“无家可归者”这一词汇笼统归类的人们，其实各自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当时就觉得，这必须记录下来。当我向中国朋友提起这次采访时，很多人都称赞道：“能窥见日本社会的深层，真是太棒了。”但日本朋友却几乎没有反应。我问一位朋友原因，他说：“在日本，人们认为沦为无家可归者是个人责任。很多人都不想与之扯上关系。”这种“漠不关心”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经过多次实地采访，您最初的印象有变化吗？

　变化很大。在我进行实地采访的荒川河滩上，有一些流浪汉长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把用蓝色塑料布搭起的小屋称为“别墅”或“公寓”。他们互相帮助，轮流看家，还采取防盗措施。他们并非孤身一人，而是构建起了小小的社区。当然也有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但也有人像兄弟般相处，互相扶持。此外，虽然他们因各种原因沦为无家可归者，但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贫困者”。有人靠收集铝罐维持生计，也有人享受钓鱼和下围棋的乐趣。在我结识的无家可归者中，有人每天收听广播新闻，还有人为了下围棋特意前往川口的围棋会所。虽然也有对政治颇为关注的无家可归者，但因为没有固定住址，他们无法投票。尽管如此，他们仍表示：“如果将来能再次投票，我一定去。”他们具备作为普通市民的自觉，正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社会。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

作为外国人进行采访，有没有什么变得更容易看清的事情？

　确实有。虽然有些人看到日本记者来会感到警惕，但一旦知道我是中国记者，他们的不信任感和戒备心有时会稍微放松一些。不过，比这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次上门拜访，我们逐渐积累起了“信任”。我总是骑自行车去拜访他们的住所，送去食品饮料和野外生活所需的物品，有时还会带上肉和酒，一起吃火锅或烧烤，边吃边闲聊。我认为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

书中也提到了年轻的无家可归者呢。

　是的，第6章主要探讨了无家可归者中相对年轻的40多岁群体。他因种种原因对工作和家庭感到厌倦，最终从大阪辗转到了东京荒川的河滩上。他原本就不排斥户外生活，因此将河滩选作自己的“理想栖身之所”。经历了不到一年的无家可归生活后，他申请了生活保障，目前已通过支援设施搬进了公寓。他表示今后想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人工智能。年轻人越是如此，只要有适当的支持，就越能改变现状。这也是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观点。

您提到经过三年的采访，对“无家可归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正如我在后记中所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家可归者的存在是“日本这个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最有力证明”。在日本，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即使沦为无家可归者，也几乎不会遭到警方以暴力手段驱逐。即便是无家可归者，也有权申请生活保障。对于来自自由、民主、人权各方面管控严格的中国的我来说，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坦率地说，这是我在这三年里与河滩上的无家可归者相处后形成的新视角，我强烈地感到，日本无家可归者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与日本人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例如，日本人有一种“不给他人添麻烦”的美德。然而，对于真正面临困境的人来说，若被迫认为除了“打破这一美德向他人求助”或“坚守美德选择自杀”之外别无他途，这种绝望感往往会将人推向自杀的深渊。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成为无家可归者。这样一来，便能为延续生命的希望赢得一段新的“缓冲期”。无家可归，正是生命延长线上的最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