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交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的民事起诉状中，原告方指出第338条款是“基于报复性质的关税政策遗毒”，并认为该条款在随后的立法过程中已被“默示废除”。此次诉讼由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食品进口商 Gellert Global Group 发起。该公司表示其进口的奶酪产品正受到上述高额关税的影响，要求法院宣布相关关税违法、阻止其强制执行，并要求特朗普政府退还已缴纳的关税及相应利息。
此次诉讼由 Liberty Justice Center 提供法律支持。该机构此前曾成功挑战过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并在今年2月促使最高法院推翻相关条款。目前，Liberty Justice Center 正在处理另外两起针对特朗普政府滥用法律手段实施广泛关税的诉讼。该机构首席执行官萨拉·阿尔布雷希特（Sara Albrecht）在周二发表声明称：“此案并非针对总统个人，而是关于总统职权的界限。任何总统都不应有权从架子上随意拿出一项处于休眠状态的法律，在未经国会设定限制的情况下，用于实施广泛的关税或进口禁令。”
对于 Gellert Global Group 而言，这些政策带来了直接的财务冲击。该公司年营收超过17亿美元，并在2025年进口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加拿大奶酪（包括羊奶和山羊奶制品、马斯卡彭、布里、卡门贝尔等）。在现行关税下，该公司每年需为这些产品支付约4000万美元的关税。尽管公司计划在今年底前自行吸收成本，但其表示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高额关税继续存在，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客户忠诚度降低以及供应链中断等严重后果。
【背景链接：】
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Section 338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核心提要】
【正文报道】
本周二，一项新提交的诉讼正式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合法性。此前，特朗普于今年7月援引具有“大萧条时代”色彩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针对包括枫叶糖浆、葡萄酒、蜂蜜、假发以及一系列加拿大制造产品加征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这是该项长达96年的法律条款首次被用于实施此类高额关税。
在提交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的民事起诉状中，原告方指出第338条款是“基于报复性质的关税政策遗毒”，并认为该条款在随后的立法过程中已被“默示废除”。此次诉讼由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食品进口商 Gellert Global Group 发起。该公司表示其进口的奶酪产品正受到上述高额关税的影响，要求法院宣布相关关税违法、阻止其强制执行，并要求特朗普政府退还已缴纳的关税及相应利息。
此次诉讼由 Liberty Justice Center 提供法律支持。该机构此前曾成功挑战过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并在今年2月促使最高法院推翻相关条款。目前，Liberty Justice Center 正在处理另外两起针对特朗普政府滥用法律手段实施广泛关税的诉讼。该机构首席执行官萨拉·阿尔布雷希特（Sara Albrecht）在周二发表声明称：“此案并非针对总统个人，而是关于总统职权的界限。任何总统都不应有权从架子上随意拿出一项处于休眠状态的法律，在未经国会设定限制的情况下，用于实施广泛的关税或进口禁令。”
诉讼方进一步辩称，即便第338条款依然有效，特朗普政府在对加拿大采取行动时也未满足法定要求。该法律规定，只有在“事实证明”外国国家对美国产品施加不公平的限制或歧视性待遇时，总统才能采取关税行动，且征收的关税必须仅限于“足以抵消相关负担或劣势”的程度。然而，诉状指出，特朗普公告中提到的加拿大行为并不构成对美国的歧视——其中两项甚至是加拿大针对美国此前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法的关税所做出的反制措施；另一项涉及的奶酪配额条款则是基于《美墨加协定》（USMCA）谈判达成的。
对于 Gellert Global Group 而言，这些政策带来了直接的财务冲击。该公司年营收超过17亿美元，并在2025年进口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加拿大奶酪（包括羊奶和山羊奶制品、马斯卡彭、布里、卡门贝尔等）。在现行关税下，该公司每年需为这些产品支付约4000万美元的关税。尽管公司计划在今年底前自行吸收成本，但其表示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高额关税继续存在，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客户忠诚度降低以及供应链中断等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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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观点】
此次诉讼的核心矛盾点在于“行政权力边界”与“既有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极少数、甚至被认为已过时的法律工具来作为谈判筹码或报复手段，但这在法理上极易受到挑战。特别是当这些行动直接冲击到像《美墨加协定》这样已经建立的贸易框架时，不仅会引发跨国企业的抗议，更可能导致复杂的国际关系波动。此案的最终裁决将成为判断美国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中拥有多大“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