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场泥石流,国境线两侧,两种灾难报道
8月26日,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沿中尼边境河谷倾泻而下,中国吉隆和尼泊尔同时受灾。
这几天看两边的报道,国境线两侧的信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信息近乎全程直播,关心灾害的人想看到的信息大部分都能搜索到;而中国一侧则主要讲救援投入,但那些正在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少出现。
直到看到中国媒体从尼泊尔发回来的报道,反差很明显——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以后,采访能力突然“恢复”了。
他们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问泥石流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个人的逃生过程,最后的亲人目击时间;他们会拍医院墙上的寻人启事,也会记录灾民身上的泥沙、逃生路线,也用镜头关注那些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
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中国吉隆,同样是这些记者在现场,报道对象却变成了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和物资。
这个反差,比中尼两国各投入了多少救援力量更值得看。
一 8月30日新华社发布《现场直击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见闻》
记者到了努瓦果德县的受灾地区,采访当地居民桑托什·塔帕。他讲叔叔婶婶听到巨响以后怎样骑摩托逃走,家人虽然活下来,但自己的朋友仍然失踪。另一名居民讲自己和丈夫逃了出来,亲戚夫妻却没有。记者同时也描绘记录了灾难现场:泥沙埋到房屋一层,生活用品散落在泥水里,逃生的灾民重新回到已经毁掉的家。
这就是一篇很正常的灾难报道。
中新社的记者走得更远。记者崔楠从加德满都驾车往灾区走,到比德尔附近再也无法前进。当地军营成了临时救援中心,军营外聚集着等待消息的家属和各国记者。她在那里碰见5名刚刚获救的中国人,并关切、记录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5个人原本分散在不同地方,灾害发生后在山上的牛棚里碰到一起,在那里熬过一夜,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来。记者见到他们时,衣服和鞋上还全是泥。后来因为几个人已经非常疲惫,她干脆暂停采访,把他们送回加德满都。
看完这两篇以后,排除了一个怀疑:中国记者并不是不会做灾后人物采访,不是不懂如何呈现灾后现场——他们很清楚。
二 镜头转回国境线内的吉隆
8月29日,新华社也发了一篇“特写”,标题叫《温情吉隆镇》。“特写”加“温情”,原本以为会看到某个刚刚逃出来的家庭,或者正在等待失联亲人的村民。
然而实际出现的是从甘肃把铲车运来的货车司机夫妻、运来二三十吨蔬菜的司机、卸救灾物资的志愿者,以及给一线救援人员提供保障的人。
另一篇新华社“独家专访”,采访的是19名进入核心区域的搜救突击队员。随后还有解放军和武警救援现场见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道路抢通、物资运输、专业装备如何进入灾区。
于是中国记者在国境线两侧输出的信息就形成了对比: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而在吉隆的报道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
中国一侧报道中也出现过受灾群众,但角度是这样的:央视进入安置点以后采访过村民嘎玛曲珍,她讲这里吃喝有保障,孩子感冒以后也有人免费送药。她在报道里的身份很明确:一个被妥善安置的人。
国界两侧的“灾民”,在新闻里的“用途”显然不一样。一个被用来证明救灾工作做的好;另一个则是自己就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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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场泥石流,国境线两侧,两种灾难报道
8月26日,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沿中尼边境河谷倾泻而下,中国吉隆和尼泊尔同时受灾。
这几天看两边的报道,国境线两侧的信息发布,对比鲜明。尼泊尔方面的信息近乎全程直播,关心灾害的人想看到的信息大部分都能搜索到;而中国一侧则主要讲救援投入,但那些正在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少出现。
直到看到中国媒体从尼泊尔发回来的报道,反差很明显——中国记者到了尼泊尔以后,采访能力突然“恢复”了。
他们知道应该去找幸存者,找失联者家属,问泥石流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个人的逃生过程,最后的亲人目击时间;他们会拍医院墙上的寻人启事,也会记录灾民身上的泥沙、逃生路线,也用镜头关注那些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
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中国吉隆,同样是这些记者在现场,报道对象却变成了救援人员、干部、司机、设备和物资。
这个反差,比中尼两国各投入了多少救援力量更值得看。
一 8月30日新华社发布《现场直击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见闻》
记者到了努瓦果德县的受灾地区,采访当地居民桑托什·塔帕。他讲叔叔婶婶听到巨响以后怎样骑摩托逃走,家人虽然活下来,但自己的朋友仍然失踪。另一名居民讲自己和丈夫逃了出来,亲戚夫妻却没有。记者同时也描绘记录了灾难现场:泥沙埋到房屋一层,生活用品散落在泥水里,逃生的灾民重新回到已经毁掉的家。
这就是一篇很正常的灾难报道。
中新社的记者走得更远。记者崔楠从加德满都驾车往灾区走,到比德尔附近再也无法前进。当地军营成了临时救援中心,军营外聚集着等待消息的家属和各国记者。她在那里碰见5名刚刚获救的中国人,并关切、记录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5个人原本分散在不同地方,灾害发生后在山上的牛棚里碰到一起,在那里熬过一夜,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来。记者见到他们时,衣服和鞋上还全是泥。后来因为几个人已经非常疲惫,她干脆暂停采访,把他们送回加德满都。
看完这两篇以后,排除了一个怀疑:中国记者并不是不会做灾后人物采访,不是不懂如何呈现灾后现场——他们很清楚。
二 镜头转回国境线内的吉隆
8月29日,新华社也发了一篇“特写”,标题叫《温情吉隆镇》。“特写”加“温情”,原本以为会看到某个刚刚逃出来的家庭,或者正在等待失联亲人的村民。
然而实际出现的是从甘肃把铲车运来的货车司机夫妻、运来二三十吨蔬菜的司机、卸救灾物资的志愿者,以及给一线救援人员提供保障的人。
另一篇新华社“独家专访”,采访的是19名进入核心区域的搜救突击队员。随后还有解放军和武警救援现场见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道路抢通、物资运输、专业装备如何进入灾区。
于是中国记者在国境线两侧输出的信息就形成了对比: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而在吉隆的报道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
中国一侧报道中也出现过受灾群众,但角度是这样的:央视进入安置点以后采访过村民嘎玛曲珍,她讲这里吃喝有保障,孩子感冒以后也有人免费送药。她在报道里的身份很明确:一个被妥善安置的人。
国界两侧的“灾民”,在新闻里的“用途”显然不一样。一个被用来证明救灾工作做的好;另一个则是自己就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