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TIC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外资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2060亿美元，仅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证券增加额的9.8%，正估值效应1.98万亿美元，贡献了93.6%（二者合计偏离100%的部分为统计调整引起的非交易变动，下同）。可见，包括正估值效应在内的非交易因素对于4月份全球美元外汇储备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是来自非交易因素变动。
值得一提的是，TIC口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币种构成（COFER）口径的全球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存在一定偏离。中国投资者总体进一步净增持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6511亿美元，较上月底进一步下降12亿美元，持有规模创2008年10月底以来新低。
美元指数和美债价格下跌往往会引发人们关于外资抛售美国资产的联想，事实并非如此。
3月份，中东战争爆发导致全球股债金齐跌，唯有美元指数上涨。4月份，随着美伊休战，中东局势缓和，市场避险情绪消退、流动性紧缩局面缓解，美国金融市场涨跌互现。当月，美指冲高回落1.8%，标普500指数反弹10.4%且迭创历史新高。但因美伊磋商推进缓慢，霍尔木兹海峡被双重封锁，布伦特原油现货月均价升至120.8美元/桶，环比上涨16.0%，同比上涨77.9%。因此，尽管4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继续按兵不动，债券市场却在交易通胀风险，2年期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别上行9和10个基点。
美元指数和美债价格下跌往往会引发人们关于外资抛售美国资产的联想。不过，从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管中窥豹，结果却与市场猜想大相径庭。
外资抛售并非美国资本流入环比减少的主因
TIC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美国吸引国际资本净流入（主要指跨境证券投资）261亿美元，环比锐减1232亿美元。这似乎印证了“资本流入下降—美元指数贬值”的市场猜测。然而，深入分析美国跨境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结构，结果却并非如此。
跨境证券投资有内资（即美国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资产方）和外资（即外国投资者对美证券投资，负债方）两个方向。从交易性质看，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环比下降是因为银行对外净负债由上月增加转为减少，以及美资净买入外国证券多增。相反，外资仍是净买入美国证券且环比多增，外资抛售美国资产之说纯属南辕北辙。
当月，外国投资者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2060亿美元，环比多增1102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持有短期美债及其他托管负债净增加26亿美元，多增11亿美元；美国投资者净买入外国证券1028亿美元，多增870亿美元；银行对外国居民净负债减少796亿美元，多减1477亿美元（见图1）。
从交易主体看，当月，私人部门由上月净流入1606亿美元转为净流出261亿美元，环比多流出1837亿美元；官方部门由上月净流出114亿美元转为净流入492亿美元，环比多流入606亿美元（见图2）。显然，美指见顶回落缓解了新兴市场干预本地外汇市场的压力，但由此判断私人外资抛售美国资产却失之偏颇。
实际情况是，剔除银行对外净负债变动和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证券净额后，私人外资不仅没有抛售美国资产反而增持更多，只是力度小于官方外资。当月，私人外资净买入美国证券（包括长期和短期证券）1531亿美元，环比多增306亿美元；官方外资由上月净卖出255亿转为净买入554亿美元，环比多增810亿美元（见图3）。
外资普遍净增持四大类中长期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37.72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2.11万亿美元，且外资持有的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资产余额均环比增加。其中，持有公司股票市值23.20万亿美元，占比61.5%，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市值增加2.03万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增加额的96.2%；持有长期国债市值7.85万亿美元，占比20.8%，回落1.2个百分点，市值增加176亿美元，贡献了0.8%；持有企业债市值5.25万亿美元，占比13.9%，回落0.7个百分点，市值增加494亿美元，贡献了2.3%；持有政府机构债市值1.42万亿美元，占比3.8%，回落0.2个百分点，市值增加141亿美元，贡献了0.7%（见图4）。
不宜将外资持有美国证券余额增减等同于外资增持或抛售美国证券净额，因为前者还包含了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变动（包括资产价格变动引发的估值效应和统计调整）。TIC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外资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2060亿美元，仅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证券增加额的9.8%，正估值效应1.98万亿美元，贡献了93.6%（二者合计偏离100%的部分为统计调整引起的非交易变动，下同）。其中，净买入公司股票983亿美元，仅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额的5.3%，美股强劲反弹形成的正估值效应1.98万亿美元，贡献了97.8%；净买入长期美国国债505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长期美国国债市值增加额的287.3%，美债价格进一步下跌形成的负估值效应391亿美元，负贡献222.2%；净买入企业债207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增加额的41.9%，正估值效应341亿美元，贡献了69.0%；净买入政府机构债26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增加额的188.6%，负估值效应40亿美元，负贡献28.6%（见图5和图6）。
可见，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及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都主要是正估值效应所贡献，而且外资持有公司股票产生的正估值效应贡献了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正估值效应的100.5%；外资持有长期美债和政府机构债余额增加，主要是外资净买入相关证券所贡献；外资持有企业债市值增加，则有外资净买入和正估值效应的双重贡献。
大多数长期美国证券资产对外资仍有较强的吸引力。4月份，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中，外资对公司股票、长期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分别环比多买入984亿、370亿和309亿美元，分别贡献了同期外资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环比增加额的89.3%、33.5%、28.0%；唯有企业债环比少买入561亿美元，负贡献50.9%（见图5）。
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加
如前所述，今年4月份，官方外资恢复净买入美国证券资产。在此背景下，TIC口径（即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环比上升。
截至今年4月底，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6.97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2382亿美元。其中，除政府机构债外，其他三大类美元外汇储备资产持有额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包括长期美债和短期国库券）3.81万亿美元，占比54.7%，环比下降1.9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的1.1%；持有公司股票余额2.44万亿美元，占比35.0%，上升2.3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394亿美元，贡献了100.5%；持有政府机构债余额4696亿美元，占比6.7%，回落0.3个百分点，余额下降60亿美元，负贡献2.5%；持有企业债余额2486亿美元，占比3.6%，回落0.1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2亿美元，贡献了0.9%（见图7）。
4月份，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中，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净买入美国证券（包括长期美国证券和短期国库券）529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的22.2%。其中，净买入美国国债28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国债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105.8%；净买入公司股票237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外汇储备增加额的9.9%；净卖出政府机构债15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外汇储备减少额的25.1%；净买入企业债2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企业债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0%。可见，包括正估值效应在内的非交易因素对于4月份全球美元外汇储备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是来自非交易因素变动。
值得一提的是，TIC口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币种构成（COFER）口径的全球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存在一定偏离。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TIC口径余额6.73万亿美元，COFER口径余额7.49万亿美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89.9%。这主要是因为COFER口径还包含了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持有的其他美国可转让证券和银行对外净负债变动，同时不排除有些官方外资通过第三方托管美国证券投资，不直接反映为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当然，不同部门对同一事物的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并非特例。如美联储发布的为外国官方和国际账户托管的可流通美国国债余额今年4月底也就2.74万亿美元，远低于TIC可比口径的3.91万亿美元规模。
今年一季度，受益于中东局势动荡、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美元指数不跌反涨1.6%。据IMF统计，受此影响，当季COFER口径的美元储备份额上升0.71个百分点至57.13%，结束了之前的季度“四连跌”，但仍连续12个季度占比低于60%；人民币储备份额上升0.03个百分点至1.99%，延续季度“两连涨”，升至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高。同期，伦敦现货黄金价因获利了结、冲高回落，但仍录得7.0%的涨幅。当季，全球黄金外汇储备中，黄金份额上升1.49个百分点至29.39%，美元份额下降0.34个百分点至40.34%。不过，二季度，国际金价回落12.6%，美元指数进一步反弹1.3%，预计当季黄金与美元储备份额将呈现此消彼长的阶段性变化。
中国投资者总体进一步净增持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6511亿美元，较上月底进一步下降12亿美元，持有规模创2008年10月底以来新低。这又引发了市场关于中国抛售美国资产的热烈讨论。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首先，中资持有美债余额下降不是因为中资抛售美国国债，而是由包括美债价格下跌引发的负估值效应在内的非交易因素所致。当月，中资由上月净减持美债345亿转为净增持22亿美元（其中，长期美债由上月净减持300亿转为净增持55亿美元，短期美国国库券净减持由上月45亿降至34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债余额减少额的-173.2%（见图8）；中资持有美债的负估值效应为27亿美元，贡献了220.3%。
其次，虽然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含短期美国国库券）处于过去十多年来的低位，但持有四大类长期资产“两增两减”，总规模小幅反弹。截至4月底，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1.21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325亿美元，部分回补了上月528亿美元的跌幅。其中，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占比53.8%，环比下降1.6个百分点，持有规模下降，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增加额的-3.8%；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3943亿美元，占比32.6%，上升2.2个百分点，持有规模增加361亿美元，贡献了111.2%；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1487亿美元，占比12.3%，回落0.6个百分点，持有规模下降26亿美元，贡献了-7.8%；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167亿美元，占比1.4%，环比基本持平，持有规模增加1亿美元，贡献了0.5%（见图9）。
再次，4月份中资对于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均为净增持，只是除对美债环比多增外，其他三大类均为环比少增。其中，分别净增持公司股票、政府机构债、企业债4亿美元、4亿美元和2亿美元，环比分别少增26亿美元、17亿美元和2亿美元。这反映中资在美股迭创新高之际，采取了谨慎追高的做法。
进一步分析，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资产余额增加，主要来自估值效应，中资买卖美国证券资产的操作远没有余额变动显示的那么剧烈。当月，正估值效应301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资产增加额的92.6%。其中，持有公司股票正估值效应35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额的98.5%；持有政府机构债负估值效应28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减少额的108.0%；持有企业债负估值效应0.23亿美元，贡献了中资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增加额的15.5%。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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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TIC口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币种构成（COFER）口径的全球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存在一定偏离。中国投资者总体进一步净增持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6511亿美元，较上月底进一步下降12亿美元，持有规模创2008年10月底以来新低。
美元指数和美债价格下跌往往会引发人们关于外资抛售美国资产的联想，事实并非如此。
3月份，中东战争爆发导致全球股债金齐跌，唯有美元指数上涨。4月份，随着美伊休战，中东局势缓和，市场避险情绪消退、流动性紧缩局面缓解，美国金融市场涨跌互现。当月，美指冲高回落1.8%，标普500指数反弹10.4%且迭创历史新高。但因美伊磋商推进缓慢，霍尔木兹海峡被双重封锁，布伦特原油现货月均价升至120.8美元/桶，环比上涨16.0%，同比上涨77.9%。因此，尽管4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继续按兵不动，债券市场却在交易通胀风险，2年期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别上行9和10个基点。
美元指数和美债价格下跌往往会引发人们关于外资抛售美国资产的联想。不过，从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管中窥豹，结果却与市场猜想大相径庭。
外资抛售并非美国资本流入环比减少的主因
TIC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美国吸引国际资本净流入（主要指跨境证券投资）261亿美元，环比锐减1232亿美元。这似乎印证了“资本流入下降—美元指数贬值”的市场猜测。然而，深入分析美国跨境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结构，结果却并非如此。
跨境证券投资有内资（即美国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资产方）和外资（即外国投资者对美证券投资，负债方）两个方向。从交易性质看，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环比下降是因为银行对外净负债由上月增加转为减少，以及美资净买入外国证券多增。相反，外资仍是净买入美国证券且环比多增，外资抛售美国资产之说纯属南辕北辙。
当月，外国投资者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2060亿美元，环比多增1102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持有短期美债及其他托管负债净增加26亿美元，多增11亿美元；美国投资者净买入外国证券1028亿美元，多增870亿美元；银行对外国居民净负债减少796亿美元，多减1477亿美元（见图1）。
从交易主体看，当月，私人部门由上月净流入1606亿美元转为净流出261亿美元，环比多流出1837亿美元；官方部门由上月净流出114亿美元转为净流入492亿美元，环比多流入606亿美元（见图2）。显然，美指见顶回落缓解了新兴市场干预本地外汇市场的压力，但由此判断私人外资抛售美国资产却失之偏颇。
实际情况是，剔除银行对外净负债变动和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证券净额后，私人外资不仅没有抛售美国资产反而增持更多，只是力度小于官方外资。当月，私人外资净买入美国证券（包括长期和短期证券）1531亿美元，环比多增306亿美元；官方外资由上月净卖出255亿转为净买入554亿美元，环比多增810亿美元（见图3）。
外资普遍净增持四大类中长期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37.72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2.11万亿美元，且外资持有的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资产余额均环比增加。其中，持有公司股票市值23.20万亿美元，占比61.5%，环比上升2.1个百分点，市值增加2.03万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增加额的96.2%；持有长期国债市值7.85万亿美元，占比20.8%，回落1.2个百分点，市值增加176亿美元，贡献了0.8%；持有企业债市值5.25万亿美元，占比13.9%，回落0.7个百分点，市值增加494亿美元，贡献了2.3%；持有政府机构债市值1.42万亿美元，占比3.8%，回落0.2个百分点，市值增加141亿美元，贡献了0.7%（见图4）。
不宜将外资持有美国证券余额增减等同于外资增持或抛售美国证券净额，因为前者还包含了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变动（包括资产价格变动引发的估值效应和统计调整）。TIC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外资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2060亿美元，仅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证券增加额的9.8%，正估值效应1.98万亿美元，贡献了93.6%（二者合计偏离100%的部分为统计调整引起的非交易变动，下同）。其中，净买入公司股票983亿美元，仅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额的5.3%，美股强劲反弹形成的正估值效应1.98万亿美元，贡献了97.8%；净买入长期美国国债505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长期美国国债市值增加额的287.3%，美债价格进一步下跌形成的负估值效应391亿美元，负贡献222.2%；净买入企业债207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增加额的41.9%，正估值效应341亿美元，贡献了69.0%；净买入政府机构债26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资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增加额的188.6%，负估值效应40亿美元，负贡献28.6%（见图5和图6）。
可见，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及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都主要是正估值效应所贡献，而且外资持有公司股票产生的正估值效应贡献了外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正估值效应的100.5%；外资持有长期美债和政府机构债余额增加，主要是外资净买入相关证券所贡献；外资持有企业债市值增加，则有外资净买入和正估值效应的双重贡献。
大多数长期美国证券资产对外资仍有较强的吸引力。4月份，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中，外资对公司股票、长期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分别环比多买入984亿、370亿和309亿美元，分别贡献了同期外资净买入长期美国证券环比增加额的89.3%、33.5%、28.0%；唯有企业债环比少买入561亿美元，负贡献50.9%（见图5）。
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加
如前所述，今年4月份，官方外资恢复净买入美国证券资产。在此背景下，TIC口径（即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环比上升。
截至今年4月底，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6.97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2382亿美元。其中，除政府机构债外，其他三大类美元外汇储备资产持有额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包括长期美债和短期国库券）3.81万亿美元，占比54.7%，环比下降1.9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的1.1%；持有公司股票余额2.44万亿美元，占比35.0%，上升2.3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394亿美元，贡献了100.5%；持有政府机构债余额4696亿美元，占比6.7%，回落0.3个百分点，余额下降60亿美元，负贡献2.5%；持有企业债余额2486亿美元，占比3.6%，回落0.1个百分点，余额增加22亿美元，贡献了0.9%（见图7）。
4月份，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中，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净买入美国证券（包括长期美国证券和短期国库券）529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增加额的22.2%。其中，净买入美国国债28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国债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105.8%；净买入公司股票237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外汇储备增加额的9.9%；净卖出政府机构债15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外汇储备减少额的25.1%；净买入企业债2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全球持有美国企业债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0%。可见，包括正估值效应在内的非交易因素对于4月份全球美元外汇储备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同期全球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是来自非交易因素变动。
值得一提的是，TIC口径的全球持有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币种构成（COFER）口径的全球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余额存在一定偏离。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TIC口径余额6.73万亿美元，COFER口径余额7.49万亿美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89.9%。这主要是因为COFER口径还包含了不含国际区域组织的官方外资持有的其他美国可转让证券和银行对外净负债变动，同时不排除有些官方外资通过第三方托管美国证券投资，不直接反映为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当然，不同部门对同一事物的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并非特例。如美联储发布的为外国官方和国际账户托管的可流通美国国债余额今年4月底也就2.74万亿美元，远低于TIC可比口径的3.91万亿美元规模。
今年一季度，受益于中东局势动荡、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美元指数不跌反涨1.6%。据IMF统计，受此影响，当季COFER口径的美元储备份额上升0.71个百分点至57.13%，结束了之前的季度“四连跌”，但仍连续12个季度占比低于60%；人民币储备份额上升0.03个百分点至1.99%，延续季度“两连涨”，升至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高。同期，伦敦现货黄金价因获利了结、冲高回落，但仍录得7.0%的涨幅。当季，全球黄金外汇储备中，黄金份额上升1.49个百分点至29.39%，美元份额下降0.34个百分点至40.34%。不过，二季度，国际金价回落12.6%，美元指数进一步反弹1.3%，预计当季黄金与美元储备份额将呈现此消彼长的阶段性变化。
中国投资者总体进一步净增持美国证券资产
T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6511亿美元，较上月底进一步下降12亿美元，持有规模创2008年10月底以来新低。这又引发了市场关于中国抛售美国资产的热烈讨论。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首先，中资持有美债余额下降不是因为中资抛售美国国债，而是由包括美债价格下跌引发的负估值效应在内的非交易因素所致。当月，中资由上月净减持美债345亿转为净增持22亿美元（其中，长期美债由上月净减持300亿转为净增持55亿美元，短期美国国库券净减持由上月45亿降至34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债余额减少额的-173.2%（见图8）；中资持有美债的负估值效应为27亿美元，贡献了220.3%。
其次，虽然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含短期美国国库券）处于过去十多年来的低位，但持有四大类长期资产“两增两减”，总规模小幅反弹。截至4月底，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余额1.21万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325亿美元，部分回补了上月528亿美元的跌幅。其中，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占比53.8%，环比下降1.6个百分点，持有规模下降，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增加额的-3.8%；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3943亿美元，占比32.6%，上升2.2个百分点，持有规模增加361亿美元，贡献了111.2%；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1487亿美元，占比12.3%，回落0.6个百分点，持有规模下降26亿美元，贡献了-7.8%；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167亿美元，占比1.4%，环比基本持平，持有规模增加1亿美元，贡献了0.5%（见图9）。
再次，4月份中资对于四大类长期美国证券均为净增持，只是除对美债环比多增外，其他三大类均为环比少增。其中，分别净增持公司股票、政府机构债、企业债4亿美元、4亿美元和2亿美元，环比分别少增26亿美元、17亿美元和2亿美元。这反映中资在美股迭创新高之际，采取了谨慎追高的做法。
进一步分析，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资产余额增加，主要来自估值效应，中资买卖美国证券资产的操作远没有余额变动显示的那么剧烈。当月，正估值效应301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长期美国证券资产增加额的92.6%。其中，持有公司股票正估值效应35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国公司股票市值增加额的98.5%；持有政府机构债负估值效应28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持有美国政府机构债市值减少额的108.0%；持有企业债负估值效应0.23亿美元，贡献了中资持有美国企业债市值增加额的15.5%。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