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景郑1961年1月1日函 汤志钧：《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刊《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恢复”二字乃“先师遗墨”，为潘景郑先生提供惠赐章氏遗作，相得益彰父亲认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潘景郑1974年12月31日函又如《上李鸿章书》：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左右：午前获聆教益，至以为慰。附来书目，内章太炎《上李鸿章书》一二，系一九一三年冬所上，见《民权素》第二集，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发表。
今年适逢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鲁迅先生说章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是国学宗师，也是革命斗士”。数十年来，有关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开拓。
父亲汤志钧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对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三人的生平与思想都有论述，如撰著有《章太炎传》、《康有为传》、《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有《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全集》和《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等。
《章太炎传》对章太炎的一生做了探索和论述，在“引言”中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章太炎早年赞助政治改革，后来投身反清革命；出狱东渡，主编《民报》，和同盟会发生矛盾；民国建立，由附袁（世凯）到反袁，由追随孙中山到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于他本身的复杂性，形成后人对他评价的差异。”父亲还说：“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在搜集、整理、编纂出一部部详实的政论集、年谱长编和全集的同时，“章太炎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包括国外的，他去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到过了。”如此，为学界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和档案，推动学术研究，嘉惠学林。
在编著《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和《章太炎全集》的过程中，得到国内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章氏弟子和章氏后裔，或赠送书稿，或赐告线索，而受益良多的是潘景郑先生。
潘景郑（一九〇七—二〇〇三年），名承弻，号寄沤，江苏苏州人，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他是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制言》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章氏国学讲习所讲师，上海太炎文学院教员。解放后，任合众图书馆顾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顾问。著有《著砚楼书跋》、《寄沤剩稿》、《明代版刻图录初稿》等。早年曾石印章太炎《春秋左氏读》。抗日战争时，苏州沦陷，章太炎遗著散失，潘先生挹注巨资购庋先师遗著，装帧精美。后将珍藏多年的《訄书》原刻手写底本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行，于1985年7月出版，父亲撰有跋文。晚年，潘先生将珍藏的章氏撰著手稿捐赠上海图书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图书馆借阅书籍时，就受到潘先生的热情襄助，接着论学论文，通信频繁，惜“文革”时散失，仅存一九六一年元旦的一通，十分珍贵。但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信札，多达数十通，保存至今。在没有先进通讯软件和互联网，连电话也非普及到家家户户的年代，通信便成为重要的交流方式。看似落后的通讯，却是中国数千年来“见字如面，展信舒颜”和“书未尽情，余待面述”的传承与延续的写照，也是深情厚谊的见证。
数十通信函，是历史学者思想沟通的私密记录，往往直言不讳，陈述了数十年间两人的学术交流和思想情感，或阐学术观点，或叙生活琐屑，或记世态人情。信函不仅在于名人墨迹的艺术性及其独一无二的稀缺性，而且还是研究学术思想、师友往还和环境人际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依据”或“旁证”。书信中包含近代学术巨匠章太炎等人未公开的文字史料或线索，弥补了以往公开史料未涉及的历史细节，可为研究近代思想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书信者也把自己的学术见解、真知灼见留给了世人。
周咨耆老，探求报刊
与潘先生的书信往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
父亲《自定年谱》（1960年（庚子）三十七岁）中说：
明年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中华书局为纪念辛亥，嘱编《章太炎政论集》。余弱冠治经，读太炎先生文，喜其博而有约，文不掩质，肇端皇古，闳雅精深。既籀《章氏丛书》，复检《华国》、《制言》。旋据潘承弻先生《太炎先生著述目录》，按图索骥，广事稽寻。犹以为未足，乃周咨耆老，探求报刊，所积日多，试泐长篇，编成《政论集》初稿。编校《章太炎政论集》，同时，草《章太炎年谱长编》。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发父亲的《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一文，附有“恢复”二字图片，为“先师遗墨”，由潘景郑先生提供。
一九六一年元旦，父亲收到潘先生信函：“志君（钧）同志：日前获聆教益为快。先师遗墨‘恢复’二大字，已摄取四寸照片一页，特寄上，即希察入是荷？专致敬礼，并祝岁厘！弟潘景郑手上，元旦。”
潘景郑1961年1月1日函
汤志钧：《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刊《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恢复”二字乃“先师遗墨”，为潘景郑先生提供
惠赐章氏遗作，相得益彰
父亲认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还强调：“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章太炎年谱长编》早于《章太炎政论选集》的编纂，大致在1961年编校《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长编》的草稿，此后，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在“说明”中，时见“本文录自抄稿”，说明是新发现未曾发表的文字，其中有录自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或个人珍藏的文稿、手稿等，潘先生提供的诸多资料也在其中，并期盼“尊编《年谱》稿，极盼早日缮印长编，庶于整理先师遗著大有裨助耳”。
如章太炎致孙中山书（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畏友：一昨获聆教益为快。先师与孙中山先生书，即录奉，以备采摭之需。此外，俟续得时，当陆续写奉不误。尊编《年谱》稿，极盼早日缮印长编，庶于整理先师遗著大有裨助耳。专此，即颂敬礼！弟潘景郑手上。十二月二十三日。”父亲加“说明”：“章太炎致孙中山书（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上海图书馆藏，潘先生录示，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七六〇至七六二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并编入《章太炎年谱长编》。”
编纂《章太炎政论选集》时，父亲承蒙惠赐章氏遗著《独居记》，乃潘先生翻检旧簏中检得，经“文革”风暴后幸存的早年笔录，“兹特奉志钧吾兄存之，聊备采摭之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函曰：
志钧吾兄畏友：
昨承下顾，未及倾谈。旧录先师遗著《独居记》一文，于敝簏中已检得，即以寄奉，他日可供注释之旁证。内容较《明独》文字为简，但年月可得踪迹之，亦可补入大著谱录中耳。
最近检阅梅鹤孙所编《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一书中，录先师与孙仲容一书（浼孙公向刘师培解释误会），又与刘申叔一书（劝刘勿参端方幕政）两书札，未知曾否发表？弟未暇遍查，兹将两书首数句录奉，谅兄博览，定能释疑。如尚未发表，亦请示及，当即录奉补采可也。
又《国学丛编》所载《南夏英贤题名》一文，亦经采录否？如未有，亦可抄奉也。弟老病多忘，仅能随所见闻以供刍献。屡渎乞恕琐琐，匆颂
撰祺！
弟景郑手上 十二月三十日
随信寄出旧抄《独居记》外，附跋云：
“戊寅八月五日录自沪肆所见手稿”，新拟跋语：“此文后收入《訄书》中，更名《明独》，文字亦经增益，即苏州刻本与日本排印本亦多有异文。惟此则其原始文字，且有年月可踪迹。以此可见《訄书》各文，大都为先师早年有为之作，愤悱时政，逑鞠迫言，惜不获一一采索其对象耳。迨后删定为《检论》，还其返朴，壮志亦渐衰退矣。卅年前留得残帙，狼藉所遗，偶而检及，弥增怅惘，兹特奉志钧吾兄存之，聊备采摭之需。寄沤。”
父亲在“说明”中指出：“潘先生寄示《独居记》，末有‘阏逢敦牂八月，姻家子章炳麟纂并书’，知撰于光绪二十四年‘甲午八月’。文中‘钱塘汪翁’，指汪曾唯。汪字子用，浙江钱塘人，官湖北咸丰县知县，刻《振绮堂集》，系汪康年之叔。《独居记》录入拙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二一页。章太炎《与孙仲容书》撰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曾刊《国粹学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此后，《制言》第三十期，复将原信影印，其中浼孙诒让（仲容）‘劝说’刘师培一段，《国粹学报》和《文录》均予删节，全函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三九一至三九三页。”
潘景郑1974年12月31日函
又如《上李鸿章书》：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左右：午前获聆教益，至以为慰。归来检补先师上李鸿章书，尾数行书后，并附年月，篇名旁又曾改‘帝韩’二字，似为当日拟名而未具者。惟卓见有以致办之。匆此，布陈不尽。顺颂撰绥！弟潘景郑手上，五月十四日。”
父亲加“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宣纸一叶，毛笔书写。附来‘戊戌正月’《上李鸿章书》末叶抄件。查《上李鸿章书》手迹，存十四叶，红色八行信笺，正楷缮录，行十八字，上海图书馆藏，末缺一叶，潘先生据旧抄补，后有附识：‘戊戌正月，上是书，其三月，威海割界英吉利。己亥十月书。’”手迹及抄件，录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五三至五七页。
五月三十日，又收到函件：“顷以编目之馀，偶得前人抄录近人文章，内有先师遗著三篇，展读似曾发表，一时不能记忆。又懒于检查，且案头又无报刊，文字较长，未及抄录。兹特录呈三目（标题尚是后人改拟），请兄即为一查，如无传本，当为抄奉，以备采摭之需。百忙中相扰，至歉至疚。”父亲在“说明”中说：“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毛笔纸一叶，毛笔书写。附来书目，内章太炎《上李鸿章书》一二，系一九一三年冬所上，见《民权素》第二集，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发表。另《章太炎近时之文章》，则为一九一三年驳孔教会书，抄件。”潘先生所录示抄件，入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六九四至六九七页。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函曰：“顷由苏州沈延国君抄示先师电稿一文，曾登载《苏州明报》，未知已否采录？兹特录奉，聊供参考。”父亲“说明”：“此函写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宣纸一叶，附上章太炎、张一麐、李根源、金天翮等所上《呼吁抗日电》，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苏州明报》，已录入拙撰《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九二九页。”
潘景郑1975年5月14日函
“先师全集，至赖吾兄主持其事”
父亲曾撰《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一文，介绍王仲荦先生：“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文章回顾了1979年3-4月间共同参加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并访问讲学于重庆、武汉等地的经历：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他还介绍马宗霍先生（章太炎入室弟子）的公子马雍同志和我相识，请他提供资料。又和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同志研究过标校问题。
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16日晚，轮靠南京，仲荦夫妇先下，我于次晨抵沪。
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
早在成都会议之前，王先生就与父亲为《全集》出谋划策，并指名同为章门弟子的潘先生等人参加编纂工作。1978年10月24日王先生函曰：
近日在此见到李俊民（笔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先生，提到整理章先生遗著事。……窃谓在完成全集之前，不如分册出版。每种印刷规格，大概类点校本二十四史（繁体直行），加标点。先出有代表性著作，及未曾出过之遗著（如《膏兰室札记》之类），在沪推兄主持这个工作。……
参加这一工作者，上海潘景郑，山大殷孟伦、殷焕先，武大黄焯，南师诸祖耿、徐士复，杭大姜亮夫，上海师院王乘六，苏州朱季海。另外如杭大蒋礼鸿，南大洪自明等。
信中就《计划书》及组织工作作了安排：
（李）俊民先生要我草一个计划，我想不出怎样好。所以乞求您和（潘）景郑兄考虑一下，景郑兄快七十了，我也六十六岁了，我想他会比我更焦急。我认为您参加上海史编写工作，不如主持章先生遗著出版工作，在全书书目、版本等工作方面，景郑做您后台，在组织工作方面，我做您后台。
王仲荦致汤志钧函（1978年10月24日）
成都会议后，11月3日王先生专程来上海出席编纂工作会议，父亲陪同他与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朱维铮、姜义华等专家学者晤谈，共议编纂事宜。8日，两人与太炎先生嫡孙章念驰、出版社叶亚廉、王有为等赴苏州拜见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长子章导设蟹宴招待来客。章念驰回忆当时的情景如下：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着先祖父的遗稿，时时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经仲荦先生奔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长洽定由古籍来出《全集》，计划与资金差不多已落实，无奈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先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文革”一结束，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1981年，首先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先生任组长，决定先出十个历史人物全集，以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1982年，古籍“规划小组”再次发文，决定出版二十六个“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为“进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荦先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荦先生在广泛与章门弟子联络后，在自己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亲赴上海分别拜访了上海社科院院长陆志仁，及复旦、华师大、上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领导，与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朱维铮、姜义华、汤志钧、潘景郑等人会面，协商出版事宜。
先父立即设蟹宴招待小时的同门。先祖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子的先祖父手稿，分类清楚、收藏丰富、保存完好，仲荦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坚定了出版的决心。仲荦先生在苏州又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计。旋又回上海，请了山大殷孟伦、南师大徐复、杭大蒋礼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共同拟定了《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拟定了《整理体例》，并作了整理校点人员分工，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点团队，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我也忝列其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左右：奉惠覆，具悉。诸承关爱，感何可言。先师全集，至赖吾兄主持其事，弟精力日衰，恐无多助，祗可尽力为之。”
潘景郑时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为查寻章氏著述刊本、校本，费神劳思。
1980年4月18日致父亲函曰：
志钧吾兄惠鉴：顷奉
电话，悉一是。嘱查先师《齐物论释》校本，就馆藏所有，附列于后，以备采摭。……
《齐物论释》一卷，民国元年频伽精舍铅印本。
《齐物论释注》，缪篆注，油印本，（无年月），二十六册。……
1981年1月15日致父亲函曰：
所嘱复印资料，已交赵兴茂同志阅过同意，闻已将该函转徐家汇藏书楼洽办。如兄到所，便往一问。该部门领导为佘同志，如何手续，可面洽。
同年10月6日致父亲函曰：
志钧吾兄左右：
刻承下顾，快聆教益，忽荷重惠，局促万分。廿年至契，当不以泛泛之交视我，况弟衰病，有负师门，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真当感铭无既，岂得向兄分润乎？敢乞俯怜下忱，勿再有任何见赐，俾弟心安意定，则兄之贶我多矣。特再陈鄙衷，祈鉴其愚诚，至深盼感。
匆颂
撰绥！
弟景郑九顿首 六日灯下
“廿年至契，当不以泛泛之交视我，况弟衰病，有负师门”，四月一日信中也说道：“弟两月来以病应门不出，又以拙□新正肺炎病发，入院两次，昨虽归来，尚未霍然。恹恹情绪，殊为何损。”还说：“武田先生所询各节，实无以报命，深惭八十衰龄，旧业怠荒，记忆不多，幸转尊友，深抱疚歉而已。”十一月六日函曰：“日来血压偏高，医嘱勿动脑力，馆中亦仅签到而已……先师《左传读》全稿，尚未开卷校读，如晤人民出版社，亦乞转达歉忱。能精神较振作，再行阅读。”十二月二十八日函告：“近中医学院吴君（吴佐忻—笔者）寄来先师《医诂》眉批，似可收入《全集》，特寄奉参考。”次年五月三日又告知：“先师遗札，朵云（轩）已送馆，俟成交后当为录奉，但祗一通而已。”
潘先生虽年迈体弱，但不忘《章太炎全集》编纂，翻遍故纸堆寻找文献，并亲手抄录，坚持为《章集》尽心尽力。“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真当感铭无既”，揭示了信札背后传承学术的用心良苦和紧迫心情。
潘景郑1981年10月6日函
彰显章氏遗业
潘先生是睿智长者，为传承章氏学术血脉不遗余力。抗战时期，潘先生斥巨资购回散失的先师手稿，晚年又将珍藏捐予苏州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信中，详述搜集、捐赠细节：
志钧我兄大鉴：
承询好大王碑资料，弟向无深入探讨，只知初、后拓两种，精确相距颇多，但亦未曾校读。弟家藏一本，虽非后拓，并无先叔祖题跋及印记。武田君所列一切，实以茫然。是否所得不止一本。所云先人赠于黄舟同，亦不能详细。此项记载所列诸人，皆与先人有交素，或从所列诸人之著作中得其一二，亦未可知也。叔祖与人书札甚多，须从其中检索之。
弟自抗战初避寇来沪，故乡藏弃，几乎荡然。旅沪四十馀年，佣书生涯，不遑他顾矣。况经“文革”风雨，沪上行囊亦复罄籍，遗泽资料，片纸无存矣。所询先人日记，曾藏数册，记载简略异常，原稿抗战时被劫去，闻尚有数册，已入苏州图书馆。《缘督（庐）日记》，当时亦由王君九先生及弟捐赠苏州图书馆，至今尚在苏馆，可以踪迹。但当日选录付印时，弟亦参加，此种资料，决不至放弃也。《海东金石苑稿》，建国初已归上海图书馆，亦是吾家故物也。
此书为毛笔书写，毛边纸两叶，父亲添加说明曰：“日本友人（武田先生）嘱代询好大王碑，潘先生作此覆函。《缘督庐日记》十六卷，叶昌炽撰，民国二十年，由上海蟫隐庐石印。”
无论是搜集、购买、捐赠乃至为《章集》提供文献史料，都是念念不忘先师的教诲及厚望：“仆自弱冠奉手师门，十馀年中，饫闻遗绪，先师之所以启迪后学者，谆谆无间”，“卅年前，师僦居吴下，慕三惠馀风，思有以广大其业。尝言‘我虽不敢比拟东原，而所望于诸子者有过于若膺辈也’。每忆斯语，辄觉流汗浃背”（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函）。先师章太炎期望弟子们学术成就胜过戴震。
1975年5月8日，潘先生言及《訄书》残卷：
日前匆匆顾谈，未尽所怀。
承嘱代查《訄书》残稿，已略翻一过，将所存篇目开奉，内容文字不及细校，当是先师最早草稿，涂改颇多，文字当有差异。适今日复旦有人来复校所摄照片，并继续摄制各稿，《訄书》亦在其中，届时当可取校一过。弟至渐疏懒，未能代为一校，深抱疚歉。
最近又抄得先师短文一篇，录呈备采。
诸希察纳是荷。专颂
撰绥不备！
弟潘景郑手上 五月八日
父亲加“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毛边纸一叶，毛笔书写。所言《訄书》，上海图书馆所藏，指《訄书》手稿残册，今存《尊史》、《原教》上、《宦统》中、《礼俗》、《通法》、《述图》、《王学》、《颜学》、《消极》、《方言》等十一篇；末附《定赋》，即后来“重印本”《定版籍》部分内容，我曾有摄片。此件亦系潘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筹划影行《訄书》，系潘景郑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潘先生嘱托父亲写一短跋文，因即将赴日讲学，答应赴日后即撰写寄覆。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潘先生函曰：
志钧我兄赐鉴：
昨快聆教益，获倾积愫。兄荣行在即，想又忙繁矣。
今日，古籍出版社徐小蛮同志来谈，云《訄书》可以提先付印，得兄加以数言，对此书更为可重。弟意只须将刻本时源流略为叙述，不必大块文章，已足为此书生色矣。如匆促不暇为之，恳出国后能早附竹报中转下尤感。方公晤后，有无意见否？
近安！
弟潘景郑顿首 十月廿五日
父亲“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边纸一叶，毛笔书写。函中所云《訄书》，系潘景郑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影行，潘先生嘱我写一短跋文，因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即将赴日讲学，允赴日后即行撰寄。”
父亲在东京大学讲学期间撰成跋语：
《訄书》为余杭章先生传世之作，屡经修治，此为原刻本手稿。
原刻本以《尊荀》第一始，《独圣》下第五十终，叙目既迄，章先生附识：“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当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纪年与《客帝》庚子眉批作“辛丑后二百四十年”、壬寅《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同。盖政变猝发，南渡台湾，汇论政、论学之文于一帙也。旅台时，以此五十篇示馆森鸿，馆森鸿感其“议论驱迈，骨采雄丽，其说时务，最精最警，而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为在推服”。（《送枚叔序》，《拙存园丛稿》卷一，日本大正八年己未八月本。）己亥五月，偕馆森鸿渡日本，寓横滨清议报馆，亦往返东京梁寓，启超题署，要为旅日所书也。自离日归国，冬，由杭来沪，寓《亚东时报》，付《訄书》交祝心渊梓于苏州，是则《訄书》辑于戊戌，而梓于己亥。
五十篇成文之最朔者，为甲午秋所撰《独居记》（《明独》），亦有散见各报刊者，如《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刊《实学报》，《民数》刊《译书公会报》，《平等难》、《喻侈靡》、《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刊《经世报》，《蒙古盛衰》刊《昌言报》，《客帝》刊《清议报》。原刻本甫出，章先生又作磨勘，今上海图书馆尚存手拟目录。
《訄书》手稿，潘景郑先生藏。潘先生为章门高第，富收藏，精版本，曾挹巨资购庋先师遗墨，装帧精美，藏箧有年。今慨然付印，非特使章氏学者获覩真迹，抑亦文献珍本、艺苑英华也。闻《訄书》改稿尚存残篇，如能赓续影布，则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甲子元旦汤志钧时客东京大学
跋语赞誉潘先生：“闻《訄书》改稿尚存残篇，如能赓续影布，则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2003年冬，潘先生去世，父亲“哀悼不已”，并打算将其函札选录后交上海图书馆刊发。此后撰文《潘景郑致汤志钧书》（《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和《潘景郑谈章太炎》（《历史文献》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以表缅怀和感恩。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于1977年11月出版，53.5万字）；《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71.6万字）；《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由沈延国和父亲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2月出版）；还有诸多论文，无一不是父亲自身勤勉、倾力编撰的结果，也有众多师友的协助成全。父亲在《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序言中说：“《章太炎年谱长编》自1979年出版至今，已经30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对《章谱》也陆续进行了修补。……这些资料的获得和本书的撰成，得到国内许多先生的帮助。章氏弟子潘景郑、王仲荦、李希泌、徐复、沈延国等先生，或赠送书稿，或赐告线索；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更时时关注、函电相询。”正是父亲和章氏弟子一脉相承的协力接续，才确保章氏遗著得以系统整理、探源比勘和精准阐释，潘先生厥功甚伟。
一遍遍阅读潘先生的至诚话语：“最近又抄得先师短文一篇，录呈备采”、“近抄得先师手跋一则，录奉以备参稽之需”、“如未见，请示及，当录呈备采”、“如未有，当向馆录奉何如”、“拟再函询之，容有消息，再行奉告”、“专此奉恳，并候赐示是幸”、“容有所获，当再奉告”、“弟精力日衰，恐无多助，祗可尽力为之”、“弟衰病如恒，仍半休”、“老病浸甚，奄奄馀气，真似餙巾待尽矣”；再一遍遍阅读潘先生的谦恳语句：“非兄录及（笔者注：指先师手稿），则已随劫尘矣”、“今同门诸彦寥落殆尽。足下血压亦未平衡，尚祈努力自爱，善为珍摄，订不朽之业，其信于后世必矣”、“吾兄为弟玉成多多，铭心永永不忘耳”……读着读着，怎能不让笔者心生感慨、心生敬佩呢！
信札中不仅存有罕见的史料记载，还有严谨的学术考据及独居睿见的思想结晶，文献和学术的双重价值不容低估。此外，笔者渐渐读懂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操守——保持长期稳定的友谊与精诚合作，在默契和理解中共同担当学术使命；具有接力和竭力抢救文化遗产的那份热忱和坚毅，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奉献。也读懂了潘先生为实现毕生愿望——彰显章氏遗业，传承学术血脉，与友联手，相辅相成；也更能理解“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订不朽之业，其信于后世必矣”背后的深远意义了。
（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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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鲁迅先生说章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是国学宗师，也是革命斗士”。数十年来，有关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开拓。
父亲汤志钧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对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三人的生平与思想都有论述，如撰著有《章太炎传》、《康有为传》、《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有《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全集》和《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等。
《章太炎传》对章太炎的一生做了探索和论述，在“引言”中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章太炎早年赞助政治改革，后来投身反清革命；出狱东渡，主编《民报》，和同盟会发生矛盾；民国建立，由附袁（世凯）到反袁，由追随孙中山到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于他本身的复杂性，形成后人对他评价的差异。”父亲还说：“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在搜集、整理、编纂出一部部详实的政论集、年谱长编和全集的同时，“章太炎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包括国外的，他去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到过了。”如此，为学界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和档案，推动学术研究，嘉惠学林。
在编著《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和《章太炎全集》的过程中，得到国内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章氏弟子和章氏后裔，或赠送书稿，或赐告线索，而受益良多的是潘景郑先生。
潘景郑（一九〇七—二〇〇三年），名承弻，号寄沤，江苏苏州人，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他是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制言》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章氏国学讲习所讲师，上海太炎文学院教员。解放后，任合众图书馆顾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顾问。著有《著砚楼书跋》、《寄沤剩稿》、《明代版刻图录初稿》等。早年曾石印章太炎《春秋左氏读》。抗日战争时，苏州沦陷，章太炎遗著散失，潘先生挹注巨资购庋先师遗著，装帧精美。后将珍藏多年的《訄书》原刻手写底本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行，于1985年7月出版，父亲撰有跋文。晚年，潘先生将珍藏的章氏撰著手稿捐赠上海图书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图书馆借阅书籍时，就受到潘先生的热情襄助，接着论学论文，通信频繁，惜“文革”时散失，仅存一九六一年元旦的一通，十分珍贵。但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信札，多达数十通，保存至今。在没有先进通讯软件和互联网，连电话也非普及到家家户户的年代，通信便成为重要的交流方式。看似落后的通讯，却是中国数千年来“见字如面，展信舒颜”和“书未尽情，余待面述”的传承与延续的写照，也是深情厚谊的见证。
数十通信函，是历史学者思想沟通的私密记录，往往直言不讳，陈述了数十年间两人的学术交流和思想情感，或阐学术观点，或叙生活琐屑，或记世态人情。信函不仅在于名人墨迹的艺术性及其独一无二的稀缺性，而且还是研究学术思想、师友往还和环境人际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依据”或“旁证”。书信中包含近代学术巨匠章太炎等人未公开的文字史料或线索，弥补了以往公开史料未涉及的历史细节，可为研究近代思想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书信者也把自己的学术见解、真知灼见留给了世人。
周咨耆老，探求报刊
与潘先生的书信往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
父亲《自定年谱》（1960年（庚子）三十七岁）中说：
明年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中华书局为纪念辛亥，嘱编《章太炎政论集》。余弱冠治经，读太炎先生文，喜其博而有约，文不掩质，肇端皇古，闳雅精深。既籀《章氏丛书》，复检《华国》、《制言》。旋据潘承弻先生《太炎先生著述目录》，按图索骥，广事稽寻。犹以为未足，乃周咨耆老，探求报刊，所积日多，试泐长篇，编成《政论集》初稿。编校《章太炎政论集》，同时，草《章太炎年谱长编》。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发父亲的《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一文，附有“恢复”二字图片，为“先师遗墨”，由潘景郑先生提供。
一九六一年元旦，父亲收到潘先生信函：“志君（钧）同志：日前获聆教益为快。先师遗墨‘恢复’二大字，已摄取四寸照片一页，特寄上，即希察入是荷？专致敬礼，并祝岁厘！弟潘景郑手上，元旦。”
潘景郑1961年1月1日函
汤志钧：《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刊《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恢复”二字乃“先师遗墨”，为潘景郑先生提供
惠赐章氏遗作，相得益彰
父亲认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还强调：“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章太炎年谱长编》早于《章太炎政论选集》的编纂，大致在1961年编校《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长编》的草稿，此后，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在“说明”中，时见“本文录自抄稿”，说明是新发现未曾发表的文字，其中有录自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或个人珍藏的文稿、手稿等，潘先生提供的诸多资料也在其中，并期盼“尊编《年谱》稿，极盼早日缮印长编，庶于整理先师遗著大有裨助耳”。
如章太炎致孙中山书（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畏友：一昨获聆教益为快。先师与孙中山先生书，即录奉，以备采摭之需。此外，俟续得时，当陆续写奉不误。尊编《年谱》稿，极盼早日缮印长编，庶于整理先师遗著大有裨助耳。专此，即颂敬礼！弟潘景郑手上。十二月二十三日。”父亲加“说明”：“章太炎致孙中山书（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上海图书馆藏，潘先生录示，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七六〇至七六二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并编入《章太炎年谱长编》。”
编纂《章太炎政论选集》时，父亲承蒙惠赐章氏遗著《独居记》，乃潘先生翻检旧簏中检得，经“文革”风暴后幸存的早年笔录，“兹特奉志钧吾兄存之，聊备采摭之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函曰：
志钧吾兄畏友：
昨承下顾，未及倾谈。旧录先师遗著《独居记》一文，于敝簏中已检得，即以寄奉，他日可供注释之旁证。内容较《明独》文字为简，但年月可得踪迹之，亦可补入大著谱录中耳。
最近检阅梅鹤孙所编《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一书中，录先师与孙仲容一书（浼孙公向刘师培解释误会），又与刘申叔一书（劝刘勿参端方幕政）两书札，未知曾否发表？弟未暇遍查，兹将两书首数句录奉，谅兄博览，定能释疑。如尚未发表，亦请示及，当即录奉补采可也。
又《国学丛编》所载《南夏英贤题名》一文，亦经采录否？如未有，亦可抄奉也。弟老病多忘，仅能随所见闻以供刍献。屡渎乞恕琐琐，匆颂
撰祺！
弟景郑手上 十二月三十日
随信寄出旧抄《独居记》外，附跋云：
“戊寅八月五日录自沪肆所见手稿”，新拟跋语：“此文后收入《訄书》中，更名《明独》，文字亦经增益，即苏州刻本与日本排印本亦多有异文。惟此则其原始文字，且有年月可踪迹。以此可见《訄书》各文，大都为先师早年有为之作，愤悱时政，逑鞠迫言，惜不获一一采索其对象耳。迨后删定为《检论》，还其返朴，壮志亦渐衰退矣。卅年前留得残帙，狼藉所遗，偶而检及，弥增怅惘，兹特奉志钧吾兄存之，聊备采摭之需。寄沤。”
父亲在“说明”中指出：“潘先生寄示《独居记》，末有‘阏逢敦牂八月，姻家子章炳麟纂并书’，知撰于光绪二十四年‘甲午八月’。文中‘钱塘汪翁’，指汪曾唯。汪字子用，浙江钱塘人，官湖北咸丰县知县，刻《振绮堂集》，系汪康年之叔。《独居记》录入拙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二一页。章太炎《与孙仲容书》撰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曾刊《国粹学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此后，《制言》第三十期，复将原信影印，其中浼孙诒让（仲容）‘劝说’刘师培一段，《国粹学报》和《文录》均予删节，全函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三九一至三九三页。”
潘景郑1974年12月31日函
又如《上李鸿章书》：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左右：午前获聆教益，至以为慰。归来检补先师上李鸿章书，尾数行书后，并附年月，篇名旁又曾改‘帝韩’二字，似为当日拟名而未具者。惟卓见有以致办之。匆此，布陈不尽。顺颂撰绥！弟潘景郑手上，五月十四日。”
父亲加“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宣纸一叶，毛笔书写。附来‘戊戌正月’《上李鸿章书》末叶抄件。查《上李鸿章书》手迹，存十四叶，红色八行信笺，正楷缮录，行十八字，上海图书馆藏，末缺一叶，潘先生据旧抄补，后有附识：‘戊戌正月，上是书，其三月，威海割界英吉利。己亥十月书。’”手迹及抄件，录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五三至五七页。
五月三十日，又收到函件：“顷以编目之馀，偶得前人抄录近人文章，内有先师遗著三篇，展读似曾发表，一时不能记忆。又懒于检查，且案头又无报刊，文字较长，未及抄录。兹特录呈三目（标题尚是后人改拟），请兄即为一查，如无传本，当为抄奉，以备采摭之需。百忙中相扰，至歉至疚。”父亲在“说明”中说：“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毛笔纸一叶，毛笔书写。附来书目，内章太炎《上李鸿章书》一二，系一九一三年冬所上，见《民权素》第二集，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发表。另《章太炎近时之文章》，则为一九一三年驳孔教会书，抄件。”潘先生所录示抄件，入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六九四至六九七页。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函曰：“顷由苏州沈延国君抄示先师电稿一文，曾登载《苏州明报》，未知已否采录？兹特录奉，聊供参考。”父亲“说明”：“此函写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宣纸一叶，附上章太炎、张一麐、李根源、金天翮等所上《呼吁抗日电》，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苏州明报》，已录入拙撰《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九二九页。”
潘景郑1975年5月14日函
“先师全集，至赖吾兄主持其事”
父亲曾撰《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一文，介绍王仲荦先生：“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文章回顾了1979年3-4月间共同参加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并访问讲学于重庆、武汉等地的经历：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他还介绍马宗霍先生（章太炎入室弟子）的公子马雍同志和我相识，请他提供资料。又和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同志研究过标校问题。
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16日晚，轮靠南京，仲荦夫妇先下，我于次晨抵沪。
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
早在成都会议之前，王先生就与父亲为《全集》出谋划策，并指名同为章门弟子的潘先生等人参加编纂工作。1978年10月24日王先生函曰：
近日在此见到李俊民（笔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先生，提到整理章先生遗著事。……窃谓在完成全集之前，不如分册出版。每种印刷规格，大概类点校本二十四史（繁体直行），加标点。先出有代表性著作，及未曾出过之遗著（如《膏兰室札记》之类），在沪推兄主持这个工作。……
参加这一工作者，上海潘景郑，山大殷孟伦、殷焕先，武大黄焯，南师诸祖耿、徐士复，杭大姜亮夫，上海师院王乘六，苏州朱季海。另外如杭大蒋礼鸿，南大洪自明等。
信中就《计划书》及组织工作作了安排：
（李）俊民先生要我草一个计划，我想不出怎样好。所以乞求您和（潘）景郑兄考虑一下，景郑兄快七十了，我也六十六岁了，我想他会比我更焦急。我认为您参加上海史编写工作，不如主持章先生遗著出版工作，在全书书目、版本等工作方面，景郑做您后台，在组织工作方面，我做您后台。
王仲荦致汤志钧函（1978年10月24日）
成都会议后，11月3日王先生专程来上海出席编纂工作会议，父亲陪同他与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朱维铮、姜义华等专家学者晤谈，共议编纂事宜。8日，两人与太炎先生嫡孙章念驰、出版社叶亚廉、王有为等赴苏州拜见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长子章导设蟹宴招待来客。章念驰回忆当时的情景如下：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着先祖父的遗稿，时时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经仲荦先生奔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长洽定由古籍来出《全集》，计划与资金差不多已落实，无奈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先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文革”一结束，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1981年，首先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先生任组长，决定先出十个历史人物全集，以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1982年，古籍“规划小组”再次发文，决定出版二十六个“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为“进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荦先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荦先生在广泛与章门弟子联络后，在自己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亲赴上海分别拜访了上海社科院院长陆志仁，及复旦、华师大、上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领导，与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朱维铮、姜义华、汤志钧、潘景郑等人会面，协商出版事宜。
先父立即设蟹宴招待小时的同门。先祖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子的先祖父手稿，分类清楚、收藏丰富、保存完好，仲荦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坚定了出版的决心。仲荦先生在苏州又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计。旋又回上海，请了山大殷孟伦、南师大徐复、杭大蒋礼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共同拟定了《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拟定了《整理体例》，并作了整理校点人员分工，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点团队，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我也忝列其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潘先生函曰：“志钧吾兄左右：奉惠覆，具悉。诸承关爱，感何可言。先师全集，至赖吾兄主持其事，弟精力日衰，恐无多助，祗可尽力为之。”
潘景郑时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为查寻章氏著述刊本、校本，费神劳思。
1980年4月18日致父亲函曰：
志钧吾兄惠鉴：顷奉
电话，悉一是。嘱查先师《齐物论释》校本，就馆藏所有，附列于后，以备采摭。……
《齐物论释》一卷，民国元年频伽精舍铅印本。
《齐物论释注》，缪篆注，油印本，（无年月），二十六册。……
1981年1月15日致父亲函曰：
所嘱复印资料，已交赵兴茂同志阅过同意，闻已将该函转徐家汇藏书楼洽办。如兄到所，便往一问。该部门领导为佘同志，如何手续，可面洽。
同年10月6日致父亲函曰：
志钧吾兄左右：
刻承下顾，快聆教益，忽荷重惠，局促万分。廿年至契，当不以泛泛之交视我，况弟衰病，有负师门，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真当感铭无既，岂得向兄分润乎？敢乞俯怜下忱，勿再有任何见赐，俾弟心安意定，则兄之贶我多矣。特再陈鄙衷，祈鉴其愚诚，至深盼感。
匆颂
撰绥！
弟景郑九顿首 六日灯下
“廿年至契，当不以泛泛之交视我，况弟衰病，有负师门”，四月一日信中也说道：“弟两月来以病应门不出，又以拙□新正肺炎病发，入院两次，昨虽归来，尚未霍然。恹恹情绪，殊为何损。”还说：“武田先生所询各节，实无以报命，深惭八十衰龄，旧业怠荒，记忆不多，幸转尊友，深抱疚歉而已。”十一月六日函曰：“日来血压偏高，医嘱勿动脑力，馆中亦仅签到而已……先师《左传读》全稿，尚未开卷校读，如晤人民出版社，亦乞转达歉忱。能精神较振作，再行阅读。”十二月二十八日函告：“近中医学院吴君（吴佐忻—笔者）寄来先师《医诂》眉批，似可收入《全集》，特寄奉参考。”次年五月三日又告知：“先师遗札，朵云（轩）已送馆，俟成交后当为录奉，但祗一通而已。”
潘先生虽年迈体弱，但不忘《章太炎全集》编纂，翻遍故纸堆寻找文献，并亲手抄录，坚持为《章集》尽心尽力。“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真当感铭无既”，揭示了信札背后传承学术的用心良苦和紧迫心情。
潘景郑1981年10月6日函
彰显章氏遗业
潘先生是睿智长者，为传承章氏学术血脉不遗余力。抗战时期，潘先生斥巨资购回散失的先师手稿，晚年又将珍藏捐予苏州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信中，详述搜集、捐赠细节：
志钧我兄大鉴：
承询好大王碑资料，弟向无深入探讨，只知初、后拓两种，精确相距颇多，但亦未曾校读。弟家藏一本，虽非后拓，并无先叔祖题跋及印记。武田君所列一切，实以茫然。是否所得不止一本。所云先人赠于黄舟同，亦不能详细。此项记载所列诸人，皆与先人有交素，或从所列诸人之著作中得其一二，亦未可知也。叔祖与人书札甚多，须从其中检索之。
弟自抗战初避寇来沪，故乡藏弃，几乎荡然。旅沪四十馀年，佣书生涯，不遑他顾矣。况经“文革”风雨，沪上行囊亦复罄籍，遗泽资料，片纸无存矣。所询先人日记，曾藏数册，记载简略异常，原稿抗战时被劫去，闻尚有数册，已入苏州图书馆。《缘督（庐）日记》，当时亦由王君九先生及弟捐赠苏州图书馆，至今尚在苏馆，可以踪迹。但当日选录付印时，弟亦参加，此种资料，决不至放弃也。《海东金石苑稿》，建国初已归上海图书馆，亦是吾家故物也。
此书为毛笔书写，毛边纸两叶，父亲添加说明曰：“日本友人（武田先生）嘱代询好大王碑，潘先生作此覆函。《缘督庐日记》十六卷，叶昌炽撰，民国二十年，由上海蟫隐庐石印。”
无论是搜集、购买、捐赠乃至为《章集》提供文献史料，都是念念不忘先师的教诲及厚望：“仆自弱冠奉手师门，十馀年中，饫闻遗绪，先师之所以启迪后学者，谆谆无间”，“卅年前，师僦居吴下，慕三惠馀风，思有以广大其业。尝言‘我虽不敢比拟东原，而所望于诸子者有过于若膺辈也’。每忆斯语，辄觉流汗浃背”（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函）。先师章太炎期望弟子们学术成就胜过戴震。
1975年5月8日，潘先生言及《訄书》残卷：
志钧吾兄左右：
日前匆匆顾谈，未尽所怀。
承嘱代查《訄书》残稿，已略翻一过，将所存篇目开奉，内容文字不及细校，当是先师最早草稿，涂改颇多，文字当有差异。适今日复旦有人来复校所摄照片，并继续摄制各稿，《訄书》亦在其中，届时当可取校一过。弟至渐疏懒，未能代为一校，深抱疚歉。
最近又抄得先师短文一篇，录呈备采。
诸希察纳是荷。专颂
撰绥不备！
弟潘景郑手上 五月八日
父亲加“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毛边纸一叶，毛笔书写。所言《訄书》，上海图书馆所藏，指《訄书》手稿残册，今存《尊史》、《原教》上、《宦统》中、《礼俗》、《通法》、《述图》、《王学》、《颜学》、《消极》、《方言》等十一篇；末附《定赋》，即后来“重印本”《定版籍》部分内容，我曾有摄片。此件亦系潘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筹划影行《訄书》，系潘景郑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潘先生嘱托父亲写一短跋文，因即将赴日讲学，答应赴日后即撰写寄覆。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潘先生函曰：
志钧我兄赐鉴：
昨快聆教益，获倾积愫。兄荣行在即，想又忙繁矣。
今日，古籍出版社徐小蛮同志来谈，云《訄书》可以提先付印，得兄加以数言，对此书更为可重。弟意只须将刻本时源流略为叙述，不必大块文章，已足为此书生色矣。如匆促不暇为之，恳出国后能早附竹报中转下尤感。方公晤后，有无意见否？
匆颂
近安！
弟潘景郑顿首 十月廿五日
父亲“说明”曰：“此信写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边纸一叶，毛笔书写。函中所云《訄书》，系潘景郑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影行，潘先生嘱我写一短跋文，因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即将赴日讲学，允赴日后即行撰寄。”
父亲在东京大学讲学期间撰成跋语：
《訄书》为余杭章先生传世之作，屡经修治，此为原刻本手稿。
原刻本以《尊荀》第一始，《独圣》下第五十终，叙目既迄，章先生附识：“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当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纪年与《客帝》庚子眉批作“辛丑后二百四十年”、壬寅《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同。盖政变猝发，南渡台湾，汇论政、论学之文于一帙也。旅台时，以此五十篇示馆森鸿，馆森鸿感其“议论驱迈，骨采雄丽，其说时务，最精最警，而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为在推服”。（《送枚叔序》，《拙存园丛稿》卷一，日本大正八年己未八月本。）己亥五月，偕馆森鸿渡日本，寓横滨清议报馆，亦往返东京梁寓，启超题署，要为旅日所书也。自离日归国，冬，由杭来沪，寓《亚东时报》，付《訄书》交祝心渊梓于苏州，是则《訄书》辑于戊戌，而梓于己亥。
五十篇成文之最朔者，为甲午秋所撰《独居记》（《明独》），亦有散见各报刊者，如《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刊《实学报》，《民数》刊《译书公会报》，《平等难》、《喻侈靡》、《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刊《经世报》，《蒙古盛衰》刊《昌言报》，《客帝》刊《清议报》。原刻本甫出，章先生又作磨勘，今上海图书馆尚存手拟目录。
《訄书》手稿，潘景郑先生藏。潘先生为章门高第，富收藏，精版本，曾挹巨资购庋先师遗墨，装帧精美，藏箧有年。今慨然付印，非特使章氏学者获覩真迹，抑亦文献珍本、艺苑英华也。闻《訄书》改稿尚存残篇，如能赓续影布，则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甲子元旦汤志钧时客东京大学
跋语赞誉潘先生：“闻《訄书》改稿尚存残篇，如能赓续影布，则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2003年冬，潘先生去世，父亲“哀悼不已”，并打算将其函札选录后交上海图书馆刊发。此后撰文《潘景郑致汤志钧书》（《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和《潘景郑谈章太炎》（《历史文献》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以表缅怀和感恩。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于1977年11月出版，53.5万字）；《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71.6万字）；《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由沈延国和父亲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2月出版）；还有诸多论文，无一不是父亲自身勤勉、倾力编撰的结果，也有众多师友的协助成全。父亲在《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序言中说：“《章太炎年谱长编》自1979年出版至今，已经30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对《章谱》也陆续进行了修补。……这些资料的获得和本书的撰成，得到国内许多先生的帮助。章氏弟子潘景郑、王仲荦、李希泌、徐复、沈延国等先生，或赠送书稿，或赐告线索；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更时时关注、函电相询。”正是父亲和章氏弟子一脉相承的协力接续，才确保章氏遗著得以系统整理、探源比勘和精准阐释，潘先生厥功甚伟。
一遍遍阅读潘先生的至诚话语：“最近又抄得先师短文一篇，录呈备采”、“近抄得先师手跋一则，录奉以备参稽之需”、“如未见，请示及，当录呈备采”、“如未有，当向馆录奉何如”、“拟再函询之，容有消息，再行奉告”、“专此奉恳，并候赐示是幸”、“容有所获，当再奉告”、“弟精力日衰，恐无多助，祗可尽力为之”、“弟衰病如恒，仍半休”、“老病浸甚，奄奄馀气，真似餙巾待尽矣”；再一遍遍阅读潘先生的谦恳语句：“非兄录及（笔者注：指先师手稿），则已随劫尘矣”、“今同门诸彦寥落殆尽。足下血压亦未平衡，尚祈努力自爱，善为珍摄，订不朽之业，其信于后世必矣”、“吾兄为弟玉成多多，铭心永永不忘耳”……读着读着，怎能不让笔者心生感慨、心生敬佩呢！
信札中不仅存有罕见的史料记载，还有严谨的学术考据及独居睿见的思想结晶，文献和学术的双重价值不容低估。此外，笔者渐渐读懂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操守——保持长期稳定的友谊与精诚合作，在默契和理解中共同担当学术使命；具有接力和竭力抢救文化遗产的那份热忱和坚毅，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奉献。也读懂了潘先生为实现毕生愿望——彰显章氏遗业，传承学术血脉，与友联手，相辅相成；也更能理解“幸兄勤力掇拾，为彰遗业”、“订不朽之业，其信于后世必矣”背后的深远意义了。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