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3月19日，日本大学理工学部郭海燕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作题为“从境内到域外：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通信”的学术演讲。（一）先行研究及前言该课题已有丰富的先行研究，如松浦章、下凤奎绎所著《清代台湾海运発展史》（2001年），松浦章所著《台湾における海底通信线の创始》（2005年），林于威所著《闽台海底电线与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2010年），贵志俊彦所著《植民地の日本・台湾间における海底电信线の回収・敷设・所有権の移転》（2011年），及有山辉雄所著《情报覇権と帝国日本》Ⅲ（2016年）。桦山资纪日本高度重视日台海底电报铺设，并于1895年6月24日，在陆军省内紧急设置了“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专门负责管理“台湾交通所需的电信建设工程”， 以完善通信制度体系，加速“岛链式”电报通信系统的建设。
2026年3月19日，日本大学理工学部郭海燕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作题为“从境内到域外：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通信”的学术演讲。郭教授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近代东亚历史相关领域研究，聚焦日本近代史、近代东亚电报通信史、19世纪中日韩关系史及甲午战争史，以跨地域、跨学科视角，深入挖掘近代东亚各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通信等层面的互动，尤其注重通过关键历史事件和制度演变还原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变迁。郭教授也是复旦大学外语系1986届本科毕业生，此次重返母校开展讲座，为师生听众带来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思考。
这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担任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教授为与谈人。本文为讲座纪要稿，末附现场提问及交流内容的整理稿。
讲座现场照片
一、从境内到域外：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通信
（一）甲午战前朝鲜半岛的电报通信
郭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东亚政治外交关系，她自硕士阶段起持续关注甲午战争，也始终有一个问题意识：甲午战争围绕朝鲜问题展开，何以最终导向了台湾的割让？在这一长期疑问的推动下，她逐渐把研究视野转向电报通信，希望借由电报网络这一基础设施，重新理解甲午战争前后的东亚政治与军事格局。
在郭教授看来，电报通信看似只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外交、军事与财政问题的交汇点。她指出，美国人莫尔斯于1837年前后研制电报，至1844年建成实用电报线路。到了1880年代，世界电报通信网已经形成，但朝鲜半岛仍然是世界电报通信网中的一块“空白区”。不管是陆路电线还是海底电线，都没有在朝鲜半岛上登陆。从东亚政治格局来看，朝鲜时属中国宗藩体系下一个重要属国，而日本却又极力否认中国的宗藩体系，力图在朝鲜推行近代条约体制。在此背景下，电报系统的铺设与东亚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从1882年至1894年，谁来架设电报线、谁来掌握电报的使用权与管理权，迅速上升为中日两国在朝鲜展开竞争的关键议题。就朝鲜的国际地位而言，朝鲜在当时是传统宗藩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的交汇点。
研究情况介绍
郭海燕教授介绍了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朝鲜铺设的电报情况。19世纪的电报通信基本上都使用有线电报。而有线电报又分两种：一种是陆路电报线，史料中通常称为“旱线”；另一种是海底电报线，史料中称为“海线”。郭老师指出，1883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朝海底电信线设置议定书》，并建成由日本九州经对马至釜山的海底电报线，即釜长线。这是第一条连接日本本土与朝鲜半岛的电报线路，也正是这一举动，强烈刺激了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员的神经。在他们看来，日本已经率先侵入朝鲜，掌控电信权，如果中国不尽快行动，朝鲜与中国之间的通信主导权就将落入日本之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开始积极谋划建设“天津—旅顺—朝鲜”方向的电报线路。此后，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电报条约（章程），并逐步建成覆盖朝鲜半岛主要节点的陆路电报线。19世纪80至90年代，清政府先后推动建成义州线、京仁线、京釜线、元山线等线路，实现了“中国—朝鲜”电报通信一体化。借助这些线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在信息传递层面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朝鲜建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属国电报通信网。
甲午前后朝鲜半岛的电报通信
（二）中国电报事业的域外扩展与中朝两国的近代化
以此为切入点，郭老师提出了她本次讲座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晚清中国近代化不仅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有将自身近代化经验向域外移植的一面。她指出，学界过去讨论中国近代化，往往聚焦于洋务运动等历史事件，并把重点放在中国本土工业建设与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却相对忽视了中国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近代化经验移植到朝鲜这一事实。而郭老师针对于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事业的研究，正是希望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19世纪80至90年代，清政府为了摆脱边疆危机、强固中朝宗藩关系，积极在朝鲜举办电报事业，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化经验“走出去”的“非典型性”尝试。 之所以具有“非典型性”，是因为该尝试建立在宗藩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并存的特殊格局之上，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平等国家间的技术输出。郭老师强调，朝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而是晚清中国的重要属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在朝鲜推进电报事业，既是中国近代化尝试在器物层面上的延伸，也是传统东亚宗藩体系的一次现代转向。
讲座中，郭老师反复提到“中国经验”这一关键词。她认为，中国在国内发展电报事业时，经历了从最初拒斥，到逐渐认识，再到最后接受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一段自身摸索，清政府后来在朝鲜推进电报建设时，反而表现得更坚决、更主动。在维权层面，中国早年曾因不熟悉规则，在与外国电报公司打交道时遭受权益侵蚀；到了朝鲜，这些经验便转化为了更明确的主权意识与更精细的条约设计。在电报“输出”的过程中，技术是根本，维权是核心，资金是代价。
如果说清政府的行动体现了“输出经验”的一面，那么朝鲜方面则并非完全被动。郭老师在讲座中指出，朝鲜改革开化派事实上通过宣传自主架设电报通信，来伸张独立自主。朝鲜国内并非没有近代化意愿，相反，它也在主动寻找自身的近代转型道路。1881年赴日考察的“绅士游览团”已经对日本的电报技术、电线架设、机器使用等有了较系统认识；1882年前后，朝鲜还派遣了“军工留学生”到天津机器局学习近代军工与电报相关知识。朝鲜本身的近代化志向，是这种“域外移植”能够推行的重要前提。
在这套“海外移植”体系中，人才培养占据着关键位置。郭老师将这一策略概括为四个字：“来学往教”。所谓“来学”，就是让朝鲜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近代军工与电报技术；所谓“往教”，则是在朝鲜本地派出教员和技术人员继续指导。她指出，中国并不只是单纯把设备和线路搬过去，而是连带着把技术人员培养体系、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一起移植过去。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才培养是中国近代化经验域外移植得以真正落地的关键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套域外电报事业并不是以经济盈利为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谁掌握了快捷的通信手段，谁就在军事上占据主动；而军事上的主动，又会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郭老师特别强调，朝鲜电报事业“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虽然中国方面出钱、出资、出人力、出技术，但在财政上几乎一直是赔本买卖。由于朝鲜商报有限、线路未充分接入国际商业电报网络，加之中朝官员因公务用电往往免费，线路长期处于“有战略价值、无经济回报”的状态。为了维持其运转，李鸿章不得不持续挪拨其他资金。域外电报事业既是一项近代化工程，也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战略工程。
（三）小结
通过这个研究，郭老师对中国近代化的器物层面予以再思考，为我们总结四点认识：
第一，电报域外移植事业，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维护东亚宗藩体制的重要手段。
第二，电报域外移植事业，充分借鉴了“中国经验”，如管理模式，维权意识，技术与资金等等。
第三，整个过程中，技术是根本，维权是核心，资金是代价，培养人才是关键；方式上“来学往教”，强调的是中朝共同命运，目标是加强防御能力抵御外来入侵。
第四，中国式近代化的域外移植，是中朝两国通力合作的结果。
郭老师也指出，这一体系在甲午战争爆发后遭遇了根本性转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通过电报通信强化中朝联系，以达“保藩固边”之目标；但战争爆发后，这套通信网络的使用权、管理权和战略功能却逐渐转移到日本手中。换句话说，线路还在，意义却已经改变：它从中国维护宗藩秩序的工具，变成了日本向朝鲜乃至中国大陆侵略的工具。
二、近代东亚通信视域下的甲午战争与台湾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郭老师向我们分享了她近期所开展的研究课题，即“近代东亚通信视域下的甲午战争与台湾”。此研究重点探讨1895年1月至1897年，日本在侵略和殖民统治台湾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军事手段，构建日台电报通信网，并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反思其长远影响。由此揭示出近代通信技术实际为日本对台湾实行军事侵略、殖民统治的重要凭借。
（一）先行研究及前言
该课题已有丰富的先行研究，如松浦章、下凤奎绎所著《清代台湾海运発展史》（2001年），松浦章所著《台湾における海底通信线の创始》（2005年），林于威所著《闽台海底电线与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2010年），贵志俊彦所著《植民地の日本・台湾间における海底电信线の回収・敷设・所有権の移転》（2011年），及有山辉雄所著《情报覇権と帝国日本》Ⅲ（2016年）。郭老师肯定了前辈学者，于“清政府在台湾省的电报建设”“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电报建设”及“中日围绕闽台线归属权之交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郭老师指出此主题仍有很多研究空白，如甲午战争时期，中日围绕闽台海底电报线归属权、使用权的交涉过程有待还原，及日本建设日台海底电报线与日本夺取台湾电报自主权之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地讨论。
甲午战前，清政府已在台湾与大陆之间，修建了两条主要的海底电缆线，以用于官方军事通讯，即“闽台线”与“马公线”（“台南安平-澎湖妈宫线”）。“闽台线”全长117海里，为中国第一条自营海底电报线，该线由福州川山岛出发，登陆后，连接台湾本岛淡水线。“马公线”全长53海里，该线从台南安平出发，于澎湖岛登陆后，通过陆路电报线连接位于岛上中心的马公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军事争夺与谈判交涉，即围绕着此两条关键的通讯线路展开。
从时间进程来看，日本对台湾的通信战略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为《马关条约》签署前，此时日本通过澎湖登陆取得占领台湾的通信主动权；二为《马关条约》签署后、接收程序尚未完成之际，日本军队登陆台湾本岛，掌控岛内主要电报通信设施，并根据军事行动之需，新建军需电报线路；三为完全占领之后，日本将战时军事通信体系加以扩展与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纳入日本对外侵略通信网络之中，形成“岛链式”电报通讯网络。在其后的讲座中，郭老师分别对此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阐释。
（二）澎湖登陆与取得通信主动权
日本长期觊觎台湾，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少将起草《清国征讨策》，明确提出通过对中国发动战争，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的构想。此标志着日本侵略台湾由一般战略设想转为具体的军事企划。甲午战争则将既有计划付诸行动。1895年初，随着甲午战争战局的推进，日本开始将战场由北方向南方扩展。澎湖成为南方战场的首要目标。从军事部署的顺序与实际控制的重点来看，澎湖登陆不仅是扩展了战场空间，更使日本在通信战略上形成先手优势。通过控制“马公线”及相关电报线路，日军在确保登岛部队通信畅通的同时，实质性地切断了澎湖与台湾本岛之间原有的电报联系，削弱了清政府对台湾的通信调度能力。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马关条约》和谈期间，具有明确的战略先行性。签约前，日本已在澎湖取得通信控制权，并以马公为枢纽建立前进通信据点，为后续进攻台湾本岛奠定基础。在法律程序尚未完成之际，通信控制已先行展开，可谓尚未得台，已通其线。
（三）日本殖民初期的通信新线建设与课题
登陆台湾岛之后，日本为镇压中国军民的抵抗行动、确保殖民统治安定，亟需保障入台部队间，特别是入台部队与日本本土间的电报通信联系。确保通信顺畅，成为了日本殖民侵略台湾军事战略中的紧要课题。无论服务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帝国的工具”——日台电报通信必不可缺。首先，入台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问题，依靠登陆台湾岛的日军独立野战电信队随军架设野战线，顺利得到解决。野战电信队利用基隆等地既有电报线，并随军行动不断架设军线，为入台日军提供通信保障，使得台湾岛内电报通信网逐步建立、健全。但是，台湾与本土之间的通信联系却存在隐患。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本土与台湾之间的通信主要依赖两条路径：其一为“电报+邮船”模式，即通过鹿儿岛与基隆之间的邮船运输，再接通鹿儿岛至东京的电报线路，实现台湾与日本本土的间接通信；其二则是借助淡水—福州之间的海底电报线，再通过福州—上海—长崎的电报线路传递情报。这两种通信方式均存在一定局限。“电报+邮船”路径，信息传递速度慢，有贻误战机之风险。福州—上海—长崎线路，则需经由他国的电信设施，存在军事机密外泄等安全风险。
（四）日占时期“岛链式通信体系”的构建
完全占领台湾之后，日本将战时军事通信体系加以扩展与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纳入日本对外侵略通信网络之中。1895年5月10日，陆军大臣桦山资纪出任第一任台湾总督。5月12日，为解决本土与台湾的通信问题，桦山向伊藤博文提交禀文，并提出三项举措：其一为利用既有的淡水—川石山海底电报线，其二为新设日本本土与台湾之间的海底电报线，其三为在各地修建灯塔，以提高日台之间的航路安全，保障邮船和其他船只航路的畅通。他强调，台湾海底电报线中，有三条极为重要，即既有的高雄—澎湖岛线、淡水—福州线，以及经过九州与冲绳直至基隆的新设电报线。桦山建议对三条电报线采取不同政策，以完善日本本土与台湾岛之间的通信体系。
桦山资纪
日本高度重视日台海底电报铺设，并于1895年6月24日，在陆军省内紧急设置了“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专门负责管理“台湾交通所需的电信建设工程”， 以完善通信制度体系，加速“岛链式”电报通信系统的建设。日本希望通过自主自立铺设长距离海底电线，避免依靠他国海底电报线和电报局传递情报，保证日本本土与殖民地台湾之间的通信设施安全可靠。1897年，日台海底电报线路中的四条本线（大隈岛—大岛、大岛—冲绳、冲绳—石垣、石垣—台湾）及三条支线（种子岛—屋久岛、德岛—冲永良岛部、石垣岛—西表岛）全面搭建完成。铺设海底电报线的同时，日本还于电报登陆沿线建设了16 处通信所。1897年7月26日，即建成十天之后，自日本本土鹿儿岛出发，至冲绳，终到基隆的海底电报线开始收发电报。最初，该线受陆军省“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的管辖，仅服务于军事。自1897年8月31日起，该电报线开始用于民事与商业。
海底电线登陆室遗址：位于石垣市屋良部半岛南部近海平地的近代遗迹，当地俗称“电信屋”
（五）小结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序构筑、铺设了日台电报通信网，逐步建成“岛链式通信体系”。《马关条约》签署前，日军即抢先登陆澎湖，占领连接澎湖与台湾本岛的通信设施，削弱了清政府对台湾通信的调度能力。条约签署后，台湾割让手续尚未办结，日军已登陆台湾本岛，控制岛内核心通信枢纽，同步配合军事行动搭建军用电报线路，并着手实施本土至台湾的海底电报线路铺设工程。整个通信布局中，日本以“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为核心执行机构，依靠军部、大藏省及逓信省的资金支持与技术保障，采取“利用既有电报线路”、“新建军用专属线路”以及“收购中国闽台线路”的组合式通信策略，自1895年2月至1897年底，逐步建成日本本土—琉球—台湾连贯衔接的“岛链式”通信体系。从影响上来看，该通信体系的形成，初期为日本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通信保障；随着军事侵略的结束，军用通信线路逐步转向民用，成为日本早期殖民统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推动了日本“内地”与台湾“外地”在空间与治理上的统合。
在讲座最后，郭老师总结了该研究的学术贡献，并对该课题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展望。郭老师指出，本课题通过研究日本海外通信基地的构建，从军事战略通信网的视角，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再研究，并复原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日台电报通信网的全貌，充实了甲午战争与日台电报通信网的研究。就课题展望而言，郭老师提出，可进一步研究“本岛—琉球—台湾岛链式电报通信网”体系向东南亚的扩张，并思考该通信体系对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也可从个案出发，探索台湾居民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对于日军电报通信网的破坏，并从个案考察该电报体系于军用及军民兼用时期的实际运行情况。
作者在石垣市“电信屋”遗址留影
三、与谈记录
（一）与谈人孙青教授发言
孙青教授强调，郭海燕教授的研究价值，不只在于提供了一个“电报通信”的专题个案，更重要的是，她把这个看似小众的议题放回到了东北亚近代化与帝国扩张的整体历史坐标中去观察。换言之，电报通信不再只是器物史或专门史，而成为重新理解19世纪末东亚变局的一把钥匙。
她特别指出，做历史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找到扎实的经验个案，二是把这种点状研究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轴、空间轴和历史坐标中去理解。郭海燕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启发性，就在于她不仅以器物史的视角，关注朝鲜电报线，更把它放在宗藩体制、帝国竞争、甲午战争和日本殖民扩张的帝国政治背景下加以说明。
孙青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1882年壬午兵变、1894—1895年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不仅是东北亚电信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节点，同时也是帝国竞争的关键节点。也就是说，通信网络的变化和帝国扩张几乎是同步展开的。
在理论层面，她强调电报是建构现代国家与实现帝国扩张的基础设施。现代国家要提高财政汲取、军事动员和行政控制能力，必须依赖交通与通信，而电报正是其中极其关键的一环。因此，郭海燕老师关于日本本土—琉球—台湾“岛链式通信体系”的讨论，不能只放在“殖民地台湾”或单一“中日关系”框架下理解，而应视为日本帝国构建的一部分。
孙青老师另一个重要的提醒，是电报这个对象兼具“权”和“利”两面：它既与国家主权、军事防务高度相关，又是一种商业化的跨国基础设施。由此，在政治层面牵涉架设权、收费权、使用权和在经济层面牵涉企业利益。因此，研究电报不能单从国家史或军事史来讲，也不能只从商业史讲，而要同时看到它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复杂性。
最后，孙青老师提出了几个进一步值得展开的问题：第一，如何处理“利”与“权”的关系；第二，汉字密码与东亚汉字圈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三，“来学往教”究竟是知识交流还是知识环流；第四，明治日本内部为什么将电信制度更多归陆军系统而非海军系统。
现场照片
（二）报告人郭海燕教授回应
郭海燕老师首先表示，孙青老师的评议对她触动非常大，尤其是从“共同体模式”和“帝国模式”来重新理解她的研究，使她意识到自己的个案研究还可以放进更大的历史框架中去推进。
针对“利权”问题，郭海燕老师明确表示：就甲午战前这一时段而言，清政府尤其是李鸿章首先重视的还是“权”而不是“利”。这里的“权”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中国在中朝宗藩体制和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控制权与发言权。她认为，电报通信恰恰构成了这种“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时期应当理解为“权大于利”。
关于汉字密码问题，郭海燕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继续深做的方向。她确认中朝电报通信确实使用汉字报码体系，而且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够破译对方部分电报，也与这种共享的汉字报码体系有关。她还特别指出，朝鲜的电报知识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受到中国和日本影响：一方面，中国把技术、制度和密码体系带入朝鲜；另一方面，日本也向朝鲜考察者提供了大量有关电报的资料。因此，朝鲜如何吸收和处理这两套知识来源，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来学往教”与知识环流问题，郭海燕老师的看法是：朝鲜更像是一个知识汇聚点，而不太像一个进一步向外辐射的中继点。她觉得，中国与日本传入朝鲜的知识似乎都在朝鲜这里“停住”了，没有明显再反馈回中国或日本，这也是她目前仍在思考、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关于陆海军与电信制度的关系，她回应说，至少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递信和电报通信制度总体上更从属于陆军体系，而不是海军体系。虽然岛屿登陆和跨海运输当然需要海军配合，但制度归属和权力结构基本仍偏向陆军，到了日俄战争时期海军地位才逐渐上升。
此外，郭海燕老师也接受了孙青老师关于“帝国圈”“情报圈”“经济圈”“文化圈”的提示，并指出这些“圈”很多时候是研究者今天使用的分析框架，未必就是历史现场本身的框架。因此，做研究时既要有框架，也要尽量回到历史现场，保持一种较为朴素的观察。
活动现场照片
四、现场提问
复旦大学日本留学生佐藤良圣在提问环节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朝鲜人对中国近代化经验移植的反应是什么；第二，朝鲜经验有没有反过来反馈给中国，影响中国自身的做法。
清、朝之间围绕电报问题的互动
郭海燕老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朝鲜总体上是接受的，而且这种接受建立在“自强自立”的近代化态度之上。她指出，李鸿章向朝鲜输出经验的前提非常明确，就是要求朝鲜自己先有自立意识，而不是完全依赖大清。朝鲜在开国以后，本身就迈入了近代化进程，而军事技术和通信技术又是最直接，最必要性的部分，所以朝鲜上层特别是国王、改革开化派等，总体上对电报通信持欢迎态度。
她同时也指出，技术移植在朝鲜并非没有阻力。朝鲜民众的反应与中国民众很相似，会把电报看成怪物，担心它会破坏风水、破坏景观。而在财政层面，朝鲜又是一个很贫弱的国家，经费拮据，所以“想办”的愿望与“办不起”的困境往往同时存在。中日两国都在劝朝鲜接受电报，只不过中国更强调共同抗敌和政治安全，日本则更强调电报带来的财政收益。事实上，争取在地域政治军事和与中国实力较量上争取主动，是日本在朝鲜电报通信战略的根本目的。
郭海燕老师进一步指出，朝鲜的改革开化派十分强调电报架设工作与“国家自主”口号的紧密关系。前几条电报线一建成，朝鲜内部便有人主张“我们自己也有经验了，可以自主来办”，甚至提出朝鲜官绅和社会力量可以自主出资架设电报线。电报通信置于朝鲜不仅是技术工具，也触及到了“自主”和“自强”等政治核心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郭海燕老师的回答是：有反馈，但主要是对具体操作进行修正，且不一定立刻形成一套明确的制度回流。举例说，中国最初想按洋务运动二十年间的训练强度来培养朝鲜留学生，但真正操作后才发现，朝鲜学生的语言基础、年龄结构、学习适应能力都与中国学生的情况不同，所以原本想“照搬”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复制。正是在朝鲜具体经营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才不断得到信息反馈，意识到自身经验的边界，也积极在实践中调整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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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9日，日本大学理工学部郭海燕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作题为“从境内到域外：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通信”的学术演讲。郭教授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近代东亚历史相关领域研究，聚焦日本近代史、近代东亚电报通信史、19世纪中日韩关系史及甲午战争史，以跨地域、跨学科视角，深入挖掘近代东亚各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通信等层面的互动，尤其注重通过关键历史事件和制度演变还原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变迁。郭教授也是复旦大学外语系1986届本科毕业生，此次重返母校开展讲座，为师生听众带来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思考。
这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担任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教授为与谈人。本文为讲座纪要稿，末附现场提问及交流内容的整理稿。
讲座现场照片
讲座现场照片
一、从境内到域外：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通信
（一）甲午战前朝鲜半岛的电报通信
郭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东亚政治外交关系，她自硕士阶段起持续关注甲午战争，也始终有一个问题意识：甲午战争围绕朝鲜问题展开，何以最终导向了台湾的割让？在这一长期疑问的推动下，她逐渐把研究视野转向电报通信，希望借由电报网络这一基础设施，重新理解甲午战争前后的东亚政治与军事格局。
在郭教授看来，电报通信看似只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外交、军事与财政问题的交汇点。她指出，美国人莫尔斯于1837年前后研制电报，至1844年建成实用电报线路。到了1880年代，世界电报通信网已经形成，但朝鲜半岛仍然是世界电报通信网中的一块“空白区”。不管是陆路电线还是海底电线，都没有在朝鲜半岛上登陆。从东亚政治格局来看，朝鲜时属中国宗藩体系下一个重要属国，而日本却又极力否认中国的宗藩体系，力图在朝鲜推行近代条约体制。在此背景下，电报系统的铺设与东亚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从1882年至1894年，谁来架设电报线、谁来掌握电报的使用权与管理权，迅速上升为中日两国在朝鲜展开竞争的关键议题。就朝鲜的国际地位而言，朝鲜在当时是传统宗藩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的交汇点。
研究情况介绍
郭海燕教授介绍了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朝鲜铺设的电报情况。19世纪的电报通信基本上都使用有线电报。而有线电报又分两种：一种是陆路电报线，史料中通常称为“旱线”；另一种是海底电报线，史料中称为“海线”。郭老师指出，1883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朝海底电信线设置议定书》，并建成由日本九州经对马至釜山的海底电报线，即釜长线。这是第一条连接日本本土与朝鲜半岛的电报线路，也正是这一举动，强烈刺激了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员的神经。在他们看来，日本已经率先侵入朝鲜，掌控电信权，如果中国不尽快行动，朝鲜与中国之间的通信主导权就将落入日本之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开始积极谋划建设“天津—旅顺—朝鲜”方向的电报线路。此后，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电报条约（章程），并逐步建成覆盖朝鲜半岛主要节点的陆路电报线。19世纪80至90年代，清政府先后推动建成义州线、京仁线、京釜线、元山线等线路，实现了“中国—朝鲜”电报通信一体化。借助这些线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在信息传递层面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朝鲜建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属国电报通信网。
甲午前后朝鲜半岛的电报通信
（二）中国电报事业的域外扩展与中朝两国的近代化
以此为切入点，郭老师提出了她本次讲座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晚清中国近代化不仅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有将自身近代化经验向域外移植的一面。她指出，学界过去讨论中国近代化，往往聚焦于洋务运动等历史事件，并把重点放在中国本土工业建设与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却相对忽视了中国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近代化经验移植到朝鲜这一事实。而郭老师针对于中国近代化与宗藩体系视域下的电报事业的研究，正是希望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19世纪80至90年代，清政府为了摆脱边疆危机、强固中朝宗藩关系，积极在朝鲜举办电报事业，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化经验“走出去”的“非典型性”尝试。 之所以具有“非典型性”，是因为该尝试建立在宗藩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并存的特殊格局之上，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平等国家间的技术输出。郭老师强调，朝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而是晚清中国的重要属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在朝鲜推进电报事业，既是中国近代化尝试在器物层面上的延伸，也是传统东亚宗藩体系的一次现代转向。
讲座中，郭老师反复提到“中国经验”这一关键词。她认为，中国在国内发展电报事业时，经历了从最初拒斥，到逐渐认识，再到最后接受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一段自身摸索，清政府后来在朝鲜推进电报建设时，反而表现得更坚决、更主动。在维权层面，中国早年曾因不熟悉规则，在与外国电报公司打交道时遭受权益侵蚀；到了朝鲜，这些经验便转化为了更明确的主权意识与更精细的条约设计。在电报“输出”的过程中，技术是根本，维权是核心，资金是代价。
如果说清政府的行动体现了“输出经验”的一面，那么朝鲜方面则并非完全被动。郭老师在讲座中指出，朝鲜改革开化派事实上通过宣传自主架设电报通信，来伸张独立自主。朝鲜国内并非没有近代化意愿，相反，它也在主动寻找自身的近代转型道路。1881年赴日考察的“绅士游览团”已经对日本的电报技术、电线架设、机器使用等有了较系统认识；1882年前后，朝鲜还派遣了“军工留学生”到天津机器局学习近代军工与电报相关知识。朝鲜本身的近代化志向，是这种“域外移植”能够推行的重要前提。
在这套“海外移植”体系中，人才培养占据着关键位置。郭老师将这一策略概括为四个字：“来学往教”。所谓“来学”，就是让朝鲜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近代军工与电报技术；所谓“往教”，则是在朝鲜本地派出教员和技术人员继续指导。她指出，中国并不只是单纯把设备和线路搬过去，而是连带着把技术人员培养体系、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一起移植过去。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才培养是中国近代化经验域外移植得以真正落地的关键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套域外电报事业并不是以经济盈利为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谁掌握了快捷的通信手段，谁就在军事上占据主动；而军事上的主动，又会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郭老师特别强调，朝鲜电报事业“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虽然中国方面出钱、出资、出人力、出技术，但在财政上几乎一直是赔本买卖。由于朝鲜商报有限、线路未充分接入国际商业电报网络，加之中朝官员因公务用电往往免费，线路长期处于“有战略价值、无经济回报”的状态。为了维持其运转，李鸿章不得不持续挪拨其他资金。域外电报事业既是一项近代化工程，也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战略工程。
（三）小结
通过这个研究，郭老师对中国近代化的器物层面予以再思考，为我们总结四点认识：
第一，电报域外移植事业，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维护东亚宗藩体制的重要手段。
第二，电报域外移植事业，充分借鉴了“中国经验”，如管理模式，维权意识，技术与资金等等。
第三，整个过程中，技术是根本，维权是核心，资金是代价，培养人才是关键；方式上“来学往教”，强调的是中朝共同命运，目标是加强防御能力抵御外来入侵。
第四，中国式近代化的域外移植，是中朝两国通力合作的结果。
郭老师也指出，这一体系在甲午战争爆发后遭遇了根本性转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通过电报通信强化中朝联系，以达“保藩固边”之目标；但战争爆发后，这套通信网络的使用权、管理权和战略功能却逐渐转移到日本手中。换句话说，线路还在，意义却已经改变：它从中国维护宗藩秩序的工具，变成了日本向朝鲜乃至中国大陆侵略的工具。
二、近代东亚通信视域下的甲午战争与台湾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郭老师向我们分享了她近期所开展的研究课题，即“近代东亚通信视域下的甲午战争与台湾”。此研究重点探讨1895年1月至1897年，日本在侵略和殖民统治台湾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军事手段，构建日台电报通信网，并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反思其长远影响。由此揭示出近代通信技术实际为日本对台湾实行军事侵略、殖民统治的重要凭借。
（一）先行研究及前言
该课题已有丰富的先行研究，如松浦章、下凤奎绎所著《清代台湾海运発展史》（2001年），松浦章所著《台湾における海底通信线の创始》（2005年），林于威所著《闽台海底电线与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2010年），贵志俊彦所著《植民地の日本・台湾间における海底电信线の回収・敷设・所有権の移転》（2011年），及有山辉雄所著《情报覇権と帝国日本》Ⅲ（2016年）。郭老师肯定了前辈学者，于“清政府在台湾省的电报建设”“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电报建设”及“中日围绕闽台线归属权之交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郭老师指出此主题仍有很多研究空白，如甲午战争时期，中日围绕闽台海底电报线归属权、使用权的交涉过程有待还原，及日本建设日台海底电报线与日本夺取台湾电报自主权之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地讨论。
甲午战前，清政府已在台湾与大陆之间，修建了两条主要的海底电缆线，以用于官方军事通讯，即“闽台线”与“马公线”（“台南安平-澎湖妈宫线”）。“闽台线”全长117海里，为中国第一条自营海底电报线，该线由福州川山岛出发，登陆后，连接台湾本岛淡水线。“马公线”全长53海里，该线从台南安平出发，于澎湖岛登陆后，通过陆路电报线连接位于岛上中心的马公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军事争夺与谈判交涉，即围绕着此两条关键的通讯线路展开。
从时间进程来看，日本对台湾的通信战略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为《马关条约》签署前，此时日本通过澎湖登陆取得占领台湾的通信主动权；二为《马关条约》签署后、接收程序尚未完成之际，日本军队登陆台湾本岛，掌控岛内主要电报通信设施，并根据军事行动之需，新建军需电报线路；三为完全占领之后，日本将战时军事通信体系加以扩展与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纳入日本对外侵略通信网络之中，形成“岛链式”电报通讯网络。在其后的讲座中，郭老师分别对此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阐释。
（二）澎湖登陆与取得通信主动权
日本长期觊觎台湾，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少将起草《清国征讨策》，明确提出通过对中国发动战争，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的构想。此标志着日本侵略台湾由一般战略设想转为具体的军事企划。甲午战争则将既有计划付诸行动。1895年初，随着甲午战争战局的推进，日本开始将战场由北方向南方扩展。澎湖成为南方战场的首要目标。从军事部署的顺序与实际控制的重点来看，澎湖登陆不仅是扩展了战场空间，更使日本在通信战略上形成先手优势。通过控制“马公线”及相关电报线路，日军在确保登岛部队通信畅通的同时，实质性地切断了澎湖与台湾本岛之间原有的电报联系，削弱了清政府对台湾的通信调度能力。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马关条约》和谈期间，具有明确的战略先行性。签约前，日本已在澎湖取得通信控制权，并以马公为枢纽建立前进通信据点，为后续进攻台湾本岛奠定基础。在法律程序尚未完成之际，通信控制已先行展开，可谓尚未得台，已通其线。
（三）日本殖民初期的通信新线建设与课题
登陆台湾岛之后，日本为镇压中国军民的抵抗行动、确保殖民统治安定，亟需保障入台部队间，特别是入台部队与日本本土间的电报通信联系。确保通信顺畅，成为了日本殖民侵略台湾军事战略中的紧要课题。无论服务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帝国的工具”——日台电报通信必不可缺。首先，入台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问题，依靠登陆台湾岛的日军独立野战电信队随军架设野战线，顺利得到解决。野战电信队利用基隆等地既有电报线，并随军行动不断架设军线，为入台日军提供通信保障，使得台湾岛内电报通信网逐步建立、健全。但是，台湾与本土之间的通信联系却存在隐患。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本土与台湾之间的通信主要依赖两条路径：其一为“电报+邮船”模式，即通过鹿儿岛与基隆之间的邮船运输，再接通鹿儿岛至东京的电报线路，实现台湾与日本本土的间接通信；其二则是借助淡水—福州之间的海底电报线，再通过福州—上海—长崎的电报线路传递情报。这两种通信方式均存在一定局限。“电报+邮船”路径，信息传递速度慢，有贻误战机之风险。福州—上海—长崎线路，则需经由他国的电信设施，存在军事机密外泄等安全风险。
（四）日占时期“岛链式通信体系”的构建
完全占领台湾之后，日本将战时军事通信体系加以扩展与整合，使之制度化，并纳入日本对外侵略通信网络之中。1895年5月10日，陆军大臣桦山资纪出任第一任台湾总督。5月12日，为解决本土与台湾的通信问题，桦山向伊藤博文提交禀文，并提出三项举措：其一为利用既有的淡水—川石山海底电报线，其二为新设日本本土与台湾之间的海底电报线，其三为在各地修建灯塔，以提高日台之间的航路安全，保障邮船和其他船只航路的畅通。他强调，台湾海底电报线中，有三条极为重要，即既有的高雄—澎湖岛线、淡水—福州线，以及经过九州与冲绳直至基隆的新设电报线。桦山建议对三条电报线采取不同政策，以完善日本本土与台湾岛之间的通信体系。
桦山资纪
日本高度重视日台海底电报铺设，并于1895年6月24日，在陆军省内紧急设置了“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专门负责管理“台湾交通所需的电信建设工程”， 以完善通信制度体系，加速“岛链式”电报通信系统的建设。日本希望通过自主自立铺设长距离海底电线，避免依靠他国海底电报线和电报局传递情报，保证日本本土与殖民地台湾之间的通信设施安全可靠。1897年，日台海底电报线路中的四条本线（大隈岛—大岛、大岛—冲绳、冲绳—石垣、石垣—台湾）及三条支线（种子岛—屋久岛、德岛—冲永良岛部、石垣岛—西表岛）全面搭建完成。铺设海底电报线的同时，日本还于电报登陆沿线建设了16 处通信所。1897年7月26日，即建成十天之后，自日本本土鹿儿岛出发，至冲绳，终到基隆的海底电报线开始收发电报。最初，该线受陆军省“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的管辖，仅服务于军事。自1897年8月31日起，该电报线开始用于民事与商业。
海底电线登陆室遗址：位于石垣市屋良部半岛南部近海平地的近代遗迹，当地俗称“电信屋”
（五）小结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序构筑、铺设了日台电报通信网，逐步建成“岛链式通信体系”。《马关条约》签署前，日军即抢先登陆澎湖，占领连接澎湖与台湾本岛的通信设施，削弱了清政府对台湾通信的调度能力。条约签署后，台湾割让手续尚未办结，日军已登陆台湾本岛，控制岛内核心通信枢纽，同步配合军事行动搭建军用电报线路，并着手实施本土至台湾的海底电报线路铺设工程。整个通信布局中，日本以“临时台湾电信建设部”为核心执行机构，依靠军部、大藏省及逓信省的资金支持与技术保障，采取“利用既有电报线路”、“新建军用专属线路”以及“收购中国闽台线路”的组合式通信策略，自1895年2月至1897年底，逐步建成日本本土—琉球—台湾连贯衔接的“岛链式”通信体系。从影响上来看，该通信体系的形成，初期为日本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通信保障；随着军事侵略的结束，军用通信线路逐步转向民用，成为日本早期殖民统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推动了日本“内地”与台湾“外地”在空间与治理上的统合。
在讲座最后，郭老师总结了该研究的学术贡献，并对该课题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展望。郭老师指出，本课题通过研究日本海外通信基地的构建，从军事战略通信网的视角，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再研究，并复原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日台电报通信网的全貌，充实了甲午战争与日台电报通信网的研究。就课题展望而言，郭老师提出，可进一步研究“本岛—琉球—台湾岛链式电报通信网”体系向东南亚的扩张，并思考该通信体系对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也可从个案出发，探索台湾居民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对于日军电报通信网的破坏，并从个案考察该电报体系于军用及军民兼用时期的实际运行情况。
作者在石垣市“电信屋”遗址留影
三、与谈记录
（一）与谈人孙青教授发言
孙青教授强调，郭海燕教授的研究价值，不只在于提供了一个“电报通信”的专题个案，更重要的是，她把这个看似小众的议题放回到了东北亚近代化与帝国扩张的整体历史坐标中去观察。换言之，电报通信不再只是器物史或专门史，而成为重新理解19世纪末东亚变局的一把钥匙。
她特别指出，做历史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找到扎实的经验个案，二是把这种点状研究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轴、空间轴和历史坐标中去理解。郭海燕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启发性，就在于她不仅以器物史的视角，关注朝鲜电报线，更把它放在宗藩体制、帝国竞争、甲午战争和日本殖民扩张的帝国政治背景下加以说明。
孙青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1882年壬午兵变、1894—1895年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不仅是东北亚电信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节点，同时也是帝国竞争的关键节点。也就是说，通信网络的变化和帝国扩张几乎是同步展开的。
在理论层面，她强调电报是建构现代国家与实现帝国扩张的基础设施。现代国家要提高财政汲取、军事动员和行政控制能力，必须依赖交通与通信，而电报正是其中极其关键的一环。因此，郭海燕老师关于日本本土—琉球—台湾“岛链式通信体系”的讨论，不能只放在“殖民地台湾”或单一“中日关系”框架下理解，而应视为日本帝国构建的一部分。
孙青老师另一个重要的提醒，是电报这个对象兼具“权”和“利”两面：它既与国家主权、军事防务高度相关，又是一种商业化的跨国基础设施。由此，在政治层面牵涉架设权、收费权、使用权和在经济层面牵涉企业利益。因此，研究电报不能单从国家史或军事史来讲，也不能只从商业史讲，而要同时看到它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复杂性。
最后，孙青老师提出了几个进一步值得展开的问题：第一，如何处理“利”与“权”的关系；第二，汉字密码与东亚汉字圈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三，“来学往教”究竟是知识交流还是知识环流；第四，明治日本内部为什么将电信制度更多归陆军系统而非海军系统。
现场照片
（二）报告人郭海燕教授回应
郭海燕老师首先表示，孙青老师的评议对她触动非常大，尤其是从“共同体模式”和“帝国模式”来重新理解她的研究，使她意识到自己的个案研究还可以放进更大的历史框架中去推进。
针对“利权”问题，郭海燕老师明确表示：就甲午战前这一时段而言，清政府尤其是李鸿章首先重视的还是“权”而不是“利”。这里的“权”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中国在中朝宗藩体制和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控制权与发言权。她认为，电报通信恰恰构成了这种“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时期应当理解为“权大于利”。
关于汉字密码问题，郭海燕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继续深做的方向。她确认中朝电报通信确实使用汉字报码体系，而且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够破译对方部分电报，也与这种共享的汉字报码体系有关。她还特别指出，朝鲜的电报知识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受到中国和日本影响：一方面，中国把技术、制度和密码体系带入朝鲜；另一方面，日本也向朝鲜考察者提供了大量有关电报的资料。因此，朝鲜如何吸收和处理这两套知识来源，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来学往教”与知识环流问题，郭海燕老师的看法是：朝鲜更像是一个知识汇聚点，而不太像一个进一步向外辐射的中继点。她觉得，中国与日本传入朝鲜的知识似乎都在朝鲜这里“停住”了，没有明显再反馈回中国或日本，这也是她目前仍在思考、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关于陆海军与电信制度的关系，她回应说，至少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递信和电报通信制度总体上更从属于陆军体系，而不是海军体系。虽然岛屿登陆和跨海运输当然需要海军配合，但制度归属和权力结构基本仍偏向陆军，到了日俄战争时期海军地位才逐渐上升。
此外，郭海燕老师也接受了孙青老师关于“帝国圈”“情报圈”“经济圈”“文化圈”的提示，并指出这些“圈”很多时候是研究者今天使用的分析框架，未必就是历史现场本身的框架。因此，做研究时既要有框架，也要尽量回到历史现场，保持一种较为朴素的观察。
活动现场照片
四、现场提问
复旦大学日本留学生佐藤良圣在提问环节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朝鲜人对中国近代化经验移植的反应是什么；第二，朝鲜经验有没有反过来反馈给中国，影响中国自身的做法。
清、朝之间围绕电报问题的互动
郭海燕老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朝鲜总体上是接受的，而且这种接受建立在“自强自立”的近代化态度之上。她指出，李鸿章向朝鲜输出经验的前提非常明确，就是要求朝鲜自己先有自立意识，而不是完全依赖大清。朝鲜在开国以后，本身就迈入了近代化进程，而军事技术和通信技术又是最直接，最必要性的部分，所以朝鲜上层特别是国王、改革开化派等，总体上对电报通信持欢迎态度。
她同时也指出，技术移植在朝鲜并非没有阻力。朝鲜民众的反应与中国民众很相似，会把电报看成怪物，担心它会破坏风水、破坏景观。而在财政层面，朝鲜又是一个很贫弱的国家，经费拮据，所以“想办”的愿望与“办不起”的困境往往同时存在。中日两国都在劝朝鲜接受电报，只不过中国更强调共同抗敌和政治安全，日本则更强调电报带来的财政收益。事实上，争取在地域政治军事和与中国实力较量上争取主动，是日本在朝鲜电报通信战略的根本目的。
郭海燕老师进一步指出，朝鲜的改革开化派十分强调电报架设工作与“国家自主”口号的紧密关系。前几条电报线一建成，朝鲜内部便有人主张“我们自己也有经验了，可以自主来办”，甚至提出朝鲜官绅和社会力量可以自主出资架设电报线。电报通信置于朝鲜不仅是技术工具，也触及到了“自主”和“自强”等政治核心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郭海燕老师的回答是：有反馈，但主要是对具体操作进行修正，且不一定立刻形成一套明确的制度回流。举例说，中国最初想按洋务运动二十年间的训练强度来培养朝鲜留学生，但真正操作后才发现，朝鲜学生的语言基础、年龄结构、学习适应能力都与中国学生的情况不同，所以原本想“照搬”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复制。正是在朝鲜具体经营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才不断得到信息反馈，意识到自身经验的边界，也积极在实践中调整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