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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全额扣回:一宗金融机构绩效薪酬追索纠纷折射出的法律门槛

【核心提要】

  • 一名银行客户经理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并禁业,但银行试图追回其此前获得的41万余元保险销售奖金在二审中失败。
  • 尽管监管层要求建立“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以平衡风险与收益,但实际操作中仍需严格遵循证据链和责任对等原则。
  • 该案例警示金融机构:仅有合规要求的“硬约束”不足以支撑法律诉讼,清晰的内部制度、精准的证据收集及明确的追索范围是关键。

【正文报道】

近日,一起涉及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与原客户经理刘盛丹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引发业内广泛关注。该案的核心矛盾点在于:一名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并被终身禁业的员工,其在职期间获得的数额巨大的保险销售绩效奖金,是否可以由银行全额追索。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支持了银行的要求,要求员工返还相关奖金。然而,二审法院最终撤销原判,驳夺了银行的所有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虽然该员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银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的全部保险销售业绩均属于违规操作,也无法清晰界定哪些奖金是基于合规业务产生的,哪些是因违规行为获得的。

事实上,金融机构建立“绩效薪序追索扣回”机制并非新政。自2021年起,监管部门明确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针对违法、违规、违纪等情形的岗位人员,应根据情况追索其相关期限内的部分或全部绩效薪酬。此举旨在解决金融业务风险滞后性的难题——即在奖励发放时可能无法及时识别潜在风险。近年来,包括中国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在内的多家机构已成功执行此类追索操作,涉及金额达千万级别。

然而,监管要求的“允许追索”并不等同于法律层面的“无条件扣回”。本案的判决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逻辑:金融机构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制定者和奖金发放的管理者,在发起追索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由于刘盛丹被判刑的罪名是“挪用资金”,而其获取奖金的依据是“销售业绩”,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若银行无法证明特定的一笔业务就是违规产生的,就难以在法律层面主张扣除对应的劳动报酬。

此案为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绩效薪酬追索制度的初衷是让激励机制与风险责任相匹配,但要真正发挥其风控功能,必须建立严谨的内部管理体系。银行需明确追索的具体条件、界定清晰的责任范围,并建立完善的证据留存程序。只有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有据可查的“内控流程”,才能避免在法律实务中因举证不足而导致维权失败,从而真正实现风险管理与员工激励的平衡。

【小编观点】
本案反映出金融机构在执行监管政策时,往往容易陷入“程序合规”与“法律胜诉”之间的断层。虽然监管层面鼓励追索违规奖励,但司法实践要求证据链必须闭环。建议相关机构在制定绩效管理制度时,应细化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对应的奖金扣除比例,并建立动态的风险预警记录系统,确保在发生纠纷时,能够清晰界定“违规行为”与“业绩贡献”之间的边界。

背景链接:

  • 2021年《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
  • 2022年财政部关于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薪酬追索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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