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日本帝国的是国民党，而非中共 二战期间，当国民党军队抵抗日本侵略保卫中国时，中共却在积蓄力量以备内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
扎卡里·凯克 (Zachary Keck) 2014年9月4日 抗击日本帝国的是国民党，而非中共 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Wikimedia Commons) 正如《外交学者》(The Diplomat) 的读者们所熟知的那样——尽管“太平洋现实主义者”(Pacific Realist) 栏目对此已感到厌倦——中国发起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运动，要求东京方面对日本帝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采取“正确”的看法。
这一切之中始终包含着相当大的讽刺意味。尽管为数众多的日本领导人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帝国的罪行（包括其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但历届日本政府实际上已承认了其中许多罪行并为此道歉。
另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制造了针对中国人的多次大屠杀。正如弗兰克·迪科特 (Frank Dikötter) 在其近期一部精彩著作中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始于其执政初期，当时该党正致力于巩固对这片广袤国土的控制。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迪科特写道：“土改中丧生的确切人数永远无法确知，但在1947年至1952年间，遇难者人数不太可能少于150万至200万。”此外，毛泽东在1950年至1952年间发起的旨在清除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大恐怖”运动中，至少又有200万人丧生。
当然，还有“大跃进”期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饥荒。诚然，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时有意让这些人饿死。话虽如此，即便在意识到这些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后，他们仍坚持推行这些政策，原因仅仅是毛泽东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当然，随后整个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陷入混乱；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确保其种种暴行在死后不被党公开承认而发起的。
事实证明，他其实无需担心，因为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认定，承认党在执政头25年里曾多次险些毁掉国家，并不符合党的利益。相反，中共投入了大量资源系统性地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将历史掩盖起来。与日本那种由强硬派领导人歪曲历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歪曲历史是官方的国家政策。与此同时，持有正确的历史观反而是违法的——这正是《墓碑》等书籍被查禁的原因。
理性的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一方面就日本的历史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公关战，另一方面却将对自己历史的正确认知定为犯罪，这种做法堪称虚伪至极。曾几何时，我也许会赞同这些理性观察家的看法。然而，本周，习近平和中共在对待历史问题的虚伪行径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如香农（Shannon）周三报道的那样，中国立法机关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设立了两个新的国家纪念日。9月3日被定为“胜利日”，以纪念日本在“抗日战争”（即中国对二战前后日本帝国侵略的反抗战争）中投降；12月13日则被定为国家公祭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
她接着指出，习近平主席和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新的“胜利日”庆祝活动，并主要借此批评日本当代的政策，试图营造一种印象，即日本防务态势的转变代表着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回归。
然而，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们也利用“胜利日”庆祝活动来歌颂中共自身。正如香农（Shannon）所写，胜利日纪念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击败日本——乃至更进一步，在将中国从‘百年国耻’中拯救出来——所发挥作用的一次颂扬……习近平将团结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这一运动的领导之功归于中共。在他看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其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中共的领导。”
这些说法并非什么新鲜事。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标榜自己不遗余力地保卫中国、抵御日本皇军的侵略。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日本对华侵略反而将中共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围剿中解救了出来，并最终使毛泽东得以在随后的内战中击败国民党。事实上，到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省对红军给予重创，致使中共濒临覆灭边缘，被迫踏上了那段后来被称为“长征”的艰苦历程，最终抵达西北陕西省的西安。蒋介石起初一直追击共产党武装；如果对日战争能推迟爆发，他几乎肯定能给予中共致命一击。然而事态发展表明，蒋介石已无法继续推迟对日战争，在国内外压力之下，他被迫接受了与中共结成抗日默契同盟的局面。
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共根本无力保护任何一方免受强大日军的侵犯。事实上，它甚至无力自保，难以抵御国民党的进攻。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南部爆发的战役规模最大，而这些战役完全是由国民党军队独自承担的。
这种态势贯穿了整个战争。正如两位学者所指出的：“从1937年到1945年，双方投入兵力至少达到团级规模的战役共有23次。在这些战役中，中共均未作为主力参战。其唯一一次参与，仅派出1000至1500人的兵力，且仅作为侧翼的警戒部队。在规模小于正规战役的重要交战中，共有1117次，而中共仅参与了其中1次。在约4万次小规模冲突中，中共参与的仅有200次，占比仅为0.5%。”根据中共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说法，其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具体而言，1940年1月，周恩来向约瑟夫·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指出截至1939年夏，已有超过一百万中国人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他进一步承认，其中仅有3%属于中共武装力量。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承诺继续支持蒋介石，并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政权机构和军队方面的关键地位”。事实上，周恩来的表态与习近平周三的说法截然相反：他承认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团结了全国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国民党忙于团结全国并与日军作战时，中共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却躲在山中以避开战火。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击下遭受重创，被迫向更南方的地区撤退，日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控制中国城市和战略基础设施上，而无暇顾及广阔的农村地区。因此，国民党为保卫中国所做的努力在农村地区造成了权力真空，中共便趁机走出隐蔽地带，占据了这些区域。它利用对这些村庄的控制来完善其宣传和政治工作，同时隐身于民众之中，以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据当时驻扎在中共控制区的苏联军事顾问称，中共还利用这些土地种植鸦片，为日益扩大的各项行动筹集资金。
在作战方面，中共主要采取游击战和破坏行动。这些行动固然令日军感到恼火，但并未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即便是负责管辖华北地区（即中共活动区域、且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也始终将击败国民党视为首要目标。这些游击战行动更大的影响在于，它帮助中共招募了更多的新成员。中共利用其针对日本这一宿敌的“英勇”战绩来招募热血青年（包括男女）投身其事业，这与当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等激进组织拍摄战况并发布在YouTube上以吸引新成员的做法颇为相似。
这一策略成效显著。据中共自行估算，战争爆发之初其兵力仅为3万人；而到了抗战胜利时，其麾下已拥有120万正规军以及约260万至300万民兵。此外，中共还迅速接管了日军撤离的地区，并缴获了日军遗留的装备。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中共甚至强迫日军士兵加入红军（国民党方面也有类似做法）。当然，这场战争不仅使中共实力大增，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国民党的力量，从而让中共得以在随后的内战中轻易取胜。
这绝非偶然，而是蓄意为之。当时中共面临一个抉择：既可以在抗日战争期间优先致力于抗击日本，也可以优先从那些真正抗日的力量手中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它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因选择在战时切实抗击日本，最终反倒将国家拱手让给了中共。
正因如此，习近平和中共决定设立国家纪念日，以颂扬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的功绩，这种做法堪称虚伪至极。一方面，党极力封锁一切揭露其过失（这些过失曾导致数百万中国人丧生）的信息，同时却要求日本“正确看待历史”（尽管东京确实应当如此）；这已然令人侧目。而另一方面，竟将本国现代史上这一关键时刻的功劳据为己有，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至于设立国家纪念日来歌颂本党做了一件其当初刻意回避的事——即把保卫中国置于中共自身利益之上——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荒唐之举。真是“体面”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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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日本帝国的是国民党，而非中共
二战期间，当国民党军队抵抗日本侵略保卫中国时，中共却在积蓄力量以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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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凯克 (Zachary Keck)
2014年9月4日
抗击日本帝国的是国民党，而非中共
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Wikimedia Commons)
正如《外交学者》(The Diplomat) 的读者们所熟知的那样——尽管“太平洋现实主义者”(Pacific Realist) 栏目对此已感到厌倦——中国发起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运动，要求东京方面对日本帝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采取“正确”的看法。
这一切之中始终包含着相当大的讽刺意味。尽管为数众多的日本领导人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帝国的罪行（包括其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但历届日本政府实际上已承认了其中许多罪行并为此道歉。
另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制造了针对中国人的多次大屠杀。正如弗兰克·迪科特 (Frank Dikötter) 在其近期一部精彩著作中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始于其执政初期，当时该党正致力于巩固对这片广袤国土的控制。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迪科特写道：“土改中丧生的确切人数永远无法确知，但在1947年至1952年间，遇难者人数不太可能少于150万至200万。”此外，毛泽东在1950年至1952年间发起的旨在清除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大恐怖”运动中，至少又有200万人丧生。
当然，还有“大跃进”期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饥荒。诚然，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时有意让这些人饿死。话虽如此，即便在意识到这些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后，他们仍坚持推行这些政策，原因仅仅是毛泽东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当然，随后整个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陷入混乱；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确保其种种暴行在死后不被党公开承认而发起的。
事实证明，他其实无需担心，因为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认定，承认党在执政头25年里曾多次险些毁掉国家，并不符合党的利益。相反，中共投入了大量资源系统性地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将历史掩盖起来。与日本那种由强硬派领导人歪曲历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歪曲历史是官方的国家政策。与此同时，持有正确的历史观反而是违法的——这正是《墓碑》等书籍被查禁的原因。
理性的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一方面就日本的历史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公关战，另一方面却将对自己历史的正确认知定为犯罪，这种做法堪称虚伪至极。曾几何时，我也许会赞同这些理性观察家的看法。然而，本周，习近平和中共在对待历史问题的虚伪行径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如香农（Shannon）周三报道的那样，中国立法机关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设立了两个新的国家纪念日。9月3日被定为“胜利日”，以纪念日本在“抗日战争”（即中国对二战前后日本帝国侵略的反抗战争）中投降；12月13日则被定为国家公祭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
她接着指出，习近平主席和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新的“胜利日”庆祝活动，并主要借此批评日本当代的政策，试图营造一种印象，即日本防务态势的转变代表着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回归。
然而，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们也利用“胜利日”庆祝活动来歌颂中共自身。正如香农（Shannon）所写，胜利日纪念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击败日本——乃至更进一步，在将中国从‘百年国耻’中拯救出来——所发挥作用的一次颂扬……习近平将团结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这一运动的领导之功归于中共。在他看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其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中共的领导。”
这些说法并非什么新鲜事。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标榜自己不遗余力地保卫中国、抵御日本皇军的侵略。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日本对华侵略反而将中共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围剿中解救了出来，并最终使毛泽东得以在随后的内战中击败国民党。事实上，到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省对红军给予重创，致使中共濒临覆灭边缘，被迫踏上了那段后来被称为“长征”的艰苦历程，最终抵达西北陕西省的西安。蒋介石起初一直追击共产党武装；如果对日战争能推迟爆发，他几乎肯定能给予中共致命一击。然而事态发展表明，蒋介石已无法继续推迟对日战争，在国内外压力之下，他被迫接受了与中共结成抗日默契同盟的局面。
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共根本无力保护任何一方免受强大日军的侵犯。事实上，它甚至无力自保，难以抵御国民党的进攻。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南部爆发的战役规模最大，而这些战役完全是由国民党军队独自承担的。
这种态势贯穿了整个战争。正如两位学者所指出的：“从1937年到1945年，双方投入兵力至少达到团级规模的战役共有23次。在这些战役中，中共均未作为主力参战。其唯一一次参与，仅派出1000至1500人的兵力，且仅作为侧翼的警戒部队。在规模小于正规战役的重要交战中，共有1117次，而中共仅参与了其中1次。在约4万次小规模冲突中，中共参与的仅有200次，占比仅为0.5%。”根据中共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说法，其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具体而言，1940年1月，周恩来向约瑟夫·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指出截至1939年夏，已有超过一百万中国人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他进一步承认，其中仅有3%属于中共武装力量。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承诺继续支持蒋介石，并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政权机构和军队方面的关键地位”。事实上，周恩来的表态与习近平周三的说法截然相反：他承认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团结了全国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国民党忙于团结全国并与日军作战时，中共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却躲在山中以避开战火。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击下遭受重创，被迫向更南方的地区撤退，日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控制中国城市和战略基础设施上，而无暇顾及广阔的农村地区。因此，国民党为保卫中国所做的努力在农村地区造成了权力真空，中共便趁机走出隐蔽地带，占据了这些区域。它利用对这些村庄的控制来完善其宣传和政治工作，同时隐身于民众之中，以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据当时驻扎在中共控制区的苏联军事顾问称，中共还利用这些土地种植鸦片，为日益扩大的各项行动筹集资金。
在作战方面，中共主要采取游击战和破坏行动。这些行动固然令日军感到恼火，但并未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即便是负责管辖华北地区（即中共活动区域、且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也始终将击败国民党视为首要目标。这些游击战行动更大的影响在于，它帮助中共招募了更多的新成员。中共利用其针对日本这一宿敌的“英勇”战绩来招募热血青年（包括男女）投身其事业，这与当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等激进组织拍摄战况并发布在YouTube上以吸引新成员的做法颇为相似。
这一策略成效显著。据中共自行估算，战争爆发之初其兵力仅为3万人；而到了抗战胜利时，其麾下已拥有120万正规军以及约260万至300万民兵。此外，中共还迅速接管了日军撤离的地区，并缴获了日军遗留的装备。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中共甚至强迫日军士兵加入红军（国民党方面也有类似做法）。当然，这场战争不仅使中共实力大增，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国民党的力量，从而让中共得以在随后的内战中轻易取胜。
这绝非偶然，而是蓄意为之。当时中共面临一个抉择：既可以在抗日战争期间优先致力于抗击日本，也可以优先从那些真正抗日的力量手中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它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因选择在战时切实抗击日本，最终反倒将国家拱手让给了中共。
正因如此，习近平和中共决定设立国家纪念日，以颂扬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的功绩，这种做法堪称虚伪至极。一方面，党极力封锁一切揭露其过失（这些过失曾导致数百万中国人丧生）的信息，同时却要求日本“正确看待历史”（尽管东京确实应当如此）；这已然令人侧目。而另一方面，竟将本国现代史上这一关键时刻的功劳据为己有，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至于设立国家纪念日来歌颂本党做了一件其当初刻意回避的事——即把保卫中国置于中共自身利益之上——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荒唐之举。真是“体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