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1日，综艺《姐姐当家2》第4期播出，标题里写着“房主任女儿生日成诉苦大会”。论文《<小舍得>：“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芳指出，在“鸡娃”的过程中，孩子会逐渐丧失主体性，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生活。
作者 | 唐辛子 编辑 | 吴擎在“停演三个月”后，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相关的争议重回大众视野。这一次，是因为“愧疚式教育”。争议起于一档综艺。8月1日，综艺《姐姐当家2》第4期播出，标题里写着“房主任女儿生日成诉苦大会”。节目中，房主任谈到自己在外挣钱的辛苦，对女儿说，如果自己有这样一个“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赚钱”的母亲，回家后应该会天天关心她。大女儿随即把这种相处方式概括为“愧疚式教育”，称母亲“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大女儿总结饭桌上的“愧疚式教育” / 《姐姐当家2》剧照很快，“愧疚式教育”等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都从这段母女对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家庭模式。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一直到包揽家务等行为，都成了父母口中为子女做出的牺牲。因为这种牺牲，孩子天然地产生了一种亏欠感和无力感，不得不选择感恩、顺从。激起广泛共鸣的“愧疚式教育”究竟为何产生？而身处其中的父母与孩子，又能够如何走出这种既定的模式？愧疚式教育在综艺中，房主任的女儿还举出了更多的例子。大女儿说，从记事起，母亲就告诉她，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原来的家庭，“都是为了你”。小时候的她，没有能力解决母亲的痛苦，只能用“愧疚感”代偿。直到上了大学，她才逐渐意识到，母亲当年没有离开，也与她自身的处境和“没有退路”有关。她后来对母亲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但母女的相处模式并没有因为女儿长大就有所改变。女儿提到，房主任在拌菜时，女儿们想上前帮忙，往往会被赶走。但等饭菜做好，房主任又会抱怨自己忙活了一桌子菜，两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出来帮忙。房主任教育大女儿，客人未到齐便动筷子吃饭 /《姐姐当家2》剧照女儿只能无奈总结，这种相处方式“无解”。综艺播出后，房主任的“愧疚式教育”成为讨论中心。房主任在节目中反驳女儿说，自己对女儿已经“比你姥姥对我好”，这句话也引发网友的不满。更多的人不解。房主任在脱口秀舞台上树立的“摆脱传统家庭出走”的女性形象，为何回到现实生活中，依旧被一套传统的话语体系困住？上一代留下的创伤，为何常常以新的形式进入新一代的教育中？8月6日，房主任公开回应称，自己已经看到网友的讨论，参加节目就是想面对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问题和困扰，寻找解决办法。她强调，母女双方“没有逃避、表演、糊弄”，并请求网友不要责骂女儿，“多给我提意见”。8月6日，房主任公开回应节目播出后的舆论 / 图源：@临沂房主任网友为何如此关心一个公众人物如何与孩子相处？真正吸引众人目光的，或许并不只是房主任母女之间的一场争执，而是其中所显露出的“愧疚式教育”。在你我的成长经历中，这种相处模式并不陌生。父母常常在饭桌上唠叨，自己努力工作挣钱，是为了供孩子生活读书；对自己节衣缩食，是为了能给孩子多买一套新衣服；一些父母可能从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就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业”。在重复的诉说中，孩子的亏欠感也逐渐叠加，并进一步转化成一种顺从。当孩子提出与父母相悖的意见和选择时，一句“我养了你这么久”，就能够驳回孩子自己的选择。大多孩子其实是会感恩于父母的养育，但在和父母的交流中，往往会因为“愧疚式教育”的口吻，爱与责任却变成了有负担的情感关系，甚至会成为一种掌控。那句“我都是为了你”，曾以不同形式进入许多人的成长，也由此牵出了亲情、付出与代际权力之间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反思房主任和女儿的对话，以及随之而来的网友讨论，展现出了代际间不同家庭价值观的碰撞。房主任谈在外赚钱的辛苦，认为女儿应该多关心她。潜台词是，母亲的付出期待着女儿的回报。付出与回馈，就如同传统家庭中常常被挂在嘴边的“养儿防老”。在一代人看来，父母一辈的养育，天然与子辈的回馈挂钩。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道德，与孝顺同义，但在其背后，也有着社会历史的土壤。费孝通曾总结过这种中国家庭的“互惠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自助式的“社会保障”，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不能逃避的义务，很长时间里它是很难被量化的。而现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则让量化变得一目了然，成员中谁的贡献大很容易分判。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不能逃避的义务 /《小巷人家》剧照也因此，“谁养谁”变得更加鲜明。能够参与劳动的青年、中年赚取工分，供尚不能参与劳动的子女生活。而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父母一辈也已经难以高强度工作，甚至已经退出工作岗位，赡养的义务便自然地落到了孩子肩上。在当下，社会历史环境早已发生变化，但家庭内部互惠的观念留了下来。只是，“养儿”付出的不再是工分，而是更为广泛的资源。父母辈所期待的回馈，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养活”，更扩散至情感慰藉、陪伴，乃至一种阶层的跃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长期研究中国家庭，他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一种“新家庭主义”出现。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新家庭主义成为一种新发明的工具性手段，供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应对生活挑战、追求个人幸福。家庭的重心从祖先转向了后代。在这种转变中，祖父母与父母，都将子女的幸福与成功视为自身努力的目标。为此，老一辈将时间、金钱、人脉等资源，都尽数投入到了下一代的发展中。老一辈将时间、金钱、人脉等资源，都投入到了下一代的教育中 /《小欢喜》剧照但阎云翔也指出，孙辈们并非无忧无虑的受益者，他们承载着家庭兴旺和向上流动的希望，承受着通过教育和职业成就实现成功的巨大压力。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他们更是家庭的“唯一希望”。阎云翔总结：“对育儿的高度专注如同一场永不停歇的考核，要求父母和祖父母持续付出努力。”房主任口中的“为了你”，也是一种新家庭主义式的话语。维持家庭稳定、工作赚钱的目的，并非维护家庭整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在这一模式下，一种权力关系被塑造出来。子女看似是全家呵护、倾尽资源扶持的核心，却也因此被套上无形枷锁。父母以及长辈看似是退让、牺牲、付出的一方，却因为付出得到了另一种话语权。“为了你”，这一新家庭主义模式塑造了一种权力关系 /《人世间》剧照至少，在父母谈起自己做出多少牺牲时，子女作为实质上的受益者，常常无力反驳，只能“愧疚”。施与得，双方似乎是平等的互惠关系。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孩子自出生以来就在接受家庭资源的倾斜，懵懂中便已经背负起家庭的期望。父母的付出是自主选择，孩子却无法自主决定要不要承接这份裹挟期待的人生。所以，房主任的大女儿才会指出，“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她把母亲的选择权还给母亲，也把这份选择对应的责任卸下了。曾经只是个孩子的她，无力去背负母亲的痛苦。从代际创伤挣脱在网友看来，房主任自己就是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受害者，为何从上一个家庭中解脱后，又将这种价值观延续到自己的下一代教育之中？代际之间，传递的不只有资源，还有教育模式与价值观。也正是因此，上一代际留下的创伤，往往也会成为下一代教育中的伤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出身麻油店的曹七巧被嫁入富裕的姜家，丈夫身患重病、身体残疾，她又因娘家出身低微而长期受到姜家人的轻视。而等到丈夫、婆婆相继去世，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却并没有走向自由，反而近乎残酷地干涉、控制下一代的人生。《金锁记》剧照曹七巧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但她同时也是被封建家庭之锁困住，丧失了主动性的受害者。论文《<小舍得>：“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芳指出，在“鸡娃”的过程中，孩子会逐渐丧失主体性，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生活。但身处困境的并非只有孩子，家长在顺应“鸡娃”潮流的过程中，把孩子的培养交给补习班、培训机构，同样是一种主体性的迷失。房主任和她的女儿，也曾处于这样的双重困境。在房主任眼中，自己应当为了女儿的幸福自我牺牲。在女儿看来，自己享受了母亲付出的恩惠，便应该承担了她牺牲自我的压力。她们都忘了去追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她们彼此有忍耐，也有埋怨，却没有意识到双方都处在同一个结构的困境之中。房主任与小女儿的对话 / 《姐姐当家2》剧照如何从这种代际传递的创伤中挣脱？大女儿的回答，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她看清了，母亲的付出是母亲自己的选择，而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要天然地接受它，也不意味着要接受伴随而来的所有期待与压力。这种“拒绝”，并非冷漠。事实上，房主任母女间一直有很强的情感联系。房主任站上脱口秀舞台，女儿支持她，称她是自己的榜样；她在台上坦然地讲出被家暴的往事，女儿却会心疼她曾经受过的伤。但情感联系，不意味着责任的分担。房主任此前没能离婚，与女儿有关，但也与她所处的环境、她所能拥有的资源相关。即使她真的考虑到女儿的感受未能“出走”，也不等同于女儿应当为此负责。抛开房主任的故事，现实中的亲子关系，也常常因为情感、责任相互纠缠而难以厘清。适时地“拒绝”，不是就此否认亲子间的感情，而是要停止附加于情感之上的负担与创伤。一味妥协与明确边界一样，都是一种选择一味妥协与明确边界一样，都是一种选择。许多人选择了前者，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可事实上只是缺少“拒绝”的勇气，缺少将代际创伤停在自己这一代的思考与决心。培育和完善人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褪去多余的浮尘，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回归到人与人的对话，在这个小小的社会单位里，两代人持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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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唐辛子 编辑 | 吴擎在“停演三个月”后，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相关的争议重回大众视野。这一次，是因为“愧疚式教育”。争议起于一档综艺。8月1日，综艺《姐姐当家2》第4期播出，标题里写着“房主任女儿生日成诉苦大会”。节目中，房主任谈到自己在外挣钱的辛苦，对女儿说，如果自己有这样一个“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赚钱”的母亲，回家后应该会天天关心她。大女儿随即把这种相处方式概括为“愧疚式教育”，称母亲“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大女儿总结饭桌上的“愧疚式教育” / 《姐姐当家2》剧照很快，“愧疚式教育”等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都从这段母女对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家庭模式。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一直到包揽家务等行为，都成了父母口中为子女做出的牺牲。因为这种牺牲，孩子天然地产生了一种亏欠感和无力感，不得不选择感恩、顺从。激起广泛共鸣的“愧疚式教育”究竟为何产生？而身处其中的父母与孩子，又能够如何走出这种既定的模式？愧疚式教育在综艺中，房主任的女儿还举出了更多的例子。大女儿说，从记事起，母亲就告诉她，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原来的家庭，“都是为了你”。小时候的她，没有能力解决母亲的痛苦，只能用“愧疚感”代偿。直到上了大学，她才逐渐意识到，母亲当年没有离开，也与她自身的处境和“没有退路”有关。她后来对母亲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但母女的相处模式并没有因为女儿长大就有所改变。女儿提到，房主任在拌菜时，女儿们想上前帮忙，往往会被赶走。但等饭菜做好，房主任又会抱怨自己忙活了一桌子菜，两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出来帮忙。房主任教育大女儿，客人未到齐便动筷子吃饭 /《姐姐当家2》剧照女儿只能无奈总结，这种相处方式“无解”。综艺播出后，房主任的“愧疚式教育”成为讨论中心。房主任在节目中反驳女儿说，自己对女儿已经“比你姥姥对我好”，这句话也引发网友的不满。更多的人不解。房主任在脱口秀舞台上树立的“摆脱传统家庭出走”的女性形象，为何回到现实生活中，依旧被一套传统的话语体系困住？上一代留下的创伤，为何常常以新的形式进入新一代的教育中？8月6日，房主任公开回应称，自己已经看到网友的讨论，参加节目就是想面对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问题和困扰，寻找解决办法。她强调，母女双方“没有逃避、表演、糊弄”，并请求网友不要责骂女儿，“多给我提意见”。8月6日，房主任公开回应节目播出后的舆论 / 图源：@临沂房主任网友为何如此关心一个公众人物如何与孩子相处？真正吸引众人目光的，或许并不只是房主任母女之间的一场争执，而是其中所显露出的“愧疚式教育”。在你我的成长经历中，这种相处模式并不陌生。父母常常在饭桌上唠叨，自己努力工作挣钱，是为了供孩子生活读书；对自己节衣缩食，是为了能给孩子多买一套新衣服；一些父母可能从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就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业”。在重复的诉说中，孩子的亏欠感也逐渐叠加，并进一步转化成一种顺从。当孩子提出与父母相悖的意见和选择时，一句“我养了你这么久”，就能够驳回孩子自己的选择。大多孩子其实是会感恩于父母的养育，但在和父母的交流中，往往会因为“愧疚式教育”的口吻，爱与责任却变成了有负担的情感关系，甚至会成为一种掌控。那句“我都是为了你”，曾以不同形式进入许多人的成长，也由此牵出了亲情、付出与代际权力之间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反思房主任和女儿的对话，以及随之而来的网友讨论，展现出了代际间不同家庭价值观的碰撞。房主任谈在外赚钱的辛苦，认为女儿应该多关心她。潜台词是，母亲的付出期待着女儿的回报。付出与回馈，就如同传统家庭中常常被挂在嘴边的“养儿防老”。在一代人看来，父母一辈的养育，天然与子辈的回馈挂钩。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道德，与孝顺同义，但在其背后，也有着社会历史的土壤。费孝通曾总结过这种中国家庭的“互惠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自助式的“社会保障”，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不能逃避的义务，很长时间里它是很难被量化的。而现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则让量化变得一目了然，成员中谁的贡献大很容易分判。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不能逃避的义务 /《小巷人家》剧照也因此，“谁养谁”变得更加鲜明。能够参与劳动的青年、中年赚取工分，供尚不能参与劳动的子女生活。而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父母一辈也已经难以高强度工作，甚至已经退出工作岗位，赡养的义务便自然地落到了孩子肩上。在当下，社会历史环境早已发生变化，但家庭内部互惠的观念留了下来。只是，“养儿”付出的不再是工分，而是更为广泛的资源。父母辈所期待的回馈，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养活”，更扩散至情感慰藉、陪伴，乃至一种阶层的跃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长期研究中国家庭，他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一种“新家庭主义”出现。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新家庭主义成为一种新发明的工具性手段，供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应对生活挑战、追求个人幸福。家庭的重心从祖先转向了后代。在这种转变中，祖父母与父母，都将子女的幸福与成功视为自身努力的目标。为此，老一辈将时间、金钱、人脉等资源，都尽数投入到了下一代的发展中。老一辈将时间、金钱、人脉等资源，都投入到了下一代的教育中 /《小欢喜》剧照但阎云翔也指出，孙辈们并非无忧无虑的受益者，他们承载着家庭兴旺和向上流动的希望，承受着通过教育和职业成就实现成功的巨大压力。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他们更是家庭的“唯一希望”。阎云翔总结：“对育儿的高度专注如同一场永不停歇的考核，要求父母和祖父母持续付出努力。”房主任口中的“为了你”，也是一种新家庭主义式的话语。维持家庭稳定、工作赚钱的目的，并非维护家庭整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在这一模式下，一种权力关系被塑造出来。子女看似是全家呵护、倾尽资源扶持的核心，却也因此被套上无形枷锁。父母以及长辈看似是退让、牺牲、付出的一方，却因为付出得到了另一种话语权。“为了你”，这一新家庭主义模式塑造了一种权力关系 /《人世间》剧照至少，在父母谈起自己做出多少牺牲时，子女作为实质上的受益者，常常无力反驳，只能“愧疚”。施与得，双方似乎是平等的互惠关系。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孩子自出生以来就在接受家庭资源的倾斜，懵懂中便已经背负起家庭的期望。父母的付出是自主选择，孩子却无法自主决定要不要承接这份裹挟期待的人生。所以，房主任的大女儿才会指出，“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她把母亲的选择权还给母亲，也把这份选择对应的责任卸下了。曾经只是个孩子的她，无力去背负母亲的痛苦。从代际创伤挣脱在网友看来，房主任自己就是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受害者，为何从上一个家庭中解脱后，又将这种价值观延续到自己的下一代教育之中？代际之间，传递的不只有资源，还有教育模式与价值观。也正是因此，上一代际留下的创伤，往往也会成为下一代教育中的伤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出身麻油店的曹七巧被嫁入富裕的姜家，丈夫身患重病、身体残疾，她又因娘家出身低微而长期受到姜家人的轻视。而等到丈夫、婆婆相继去世，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却并没有走向自由，反而近乎残酷地干涉、控制下一代的人生。《金锁记》剧照曹七巧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但她同时也是被封建家庭之锁困住，丧失了主动性的受害者。论文《<小舍得>：“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芳指出，在“鸡娃”的过程中，孩子会逐渐丧失主体性，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生活。但身处困境的并非只有孩子，家长在顺应“鸡娃”潮流的过程中，把孩子的培养交给补习班、培训机构，同样是一种主体性的迷失。房主任和她的女儿，也曾处于这样的双重困境。在房主任眼中，自己应当为了女儿的幸福自我牺牲。在女儿看来，自己享受了母亲付出的恩惠，便应该承担了她牺牲自我的压力。她们都忘了去追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她们彼此有忍耐，也有埋怨，却没有意识到双方都处在同一个结构的困境之中。房主任与小女儿的对话 / 《姐姐当家2》剧照如何从这种代际传递的创伤中挣脱？大女儿的回答，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她看清了，母亲的付出是母亲自己的选择，而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要天然地接受它，也不意味着要接受伴随而来的所有期待与压力。这种“拒绝”，并非冷漠。事实上，房主任母女间一直有很强的情感联系。房主任站上脱口秀舞台，女儿支持她，称她是自己的榜样；她在台上坦然地讲出被家暴的往事，女儿却会心疼她曾经受过的伤。但情感联系，不意味着责任的分担。房主任此前没能离婚，与女儿有关，但也与她所处的环境、她所能拥有的资源相关。即使她真的考虑到女儿的感受未能“出走”，也不等同于女儿应当为此负责。抛开房主任的故事，现实中的亲子关系，也常常因为情感、责任相互纠缠而难以厘清。适时地“拒绝”，不是就此否认亲子间的感情，而是要停止附加于情感之上的负担与创伤。一味妥协与明确边界一样，都是一种选择一味妥协与明确边界一样，都是一种选择。许多人选择了前者，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可事实上只是缺少“拒绝”的勇气，缺少将代际创伤停在自己这一代的思考与决心。培育和完善人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褪去多余的浮尘，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回归到人与人的对话，在这个小小的社会单位里，两代人持续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