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台湾中时新闻网两则新闻,照见台湾当下真实的困境。另一则是在长崎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仪式上,台湾所谓“驻日代表”因不满座位被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以“台湾地位被矮化”为由拒绝出席,并借机抨击大陆。台方将原爆和平纪念仪式上的座位安排炒作成“矮化地位”“辱损尊严”,继而再升级为对“大陆打压台湾”的无理控诉。
8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台湾中时新闻网两则新闻,照见台湾当下真实的困境。一则是台湾当局首次在“城镇韧性”演习中加入所谓“断网”演练。台湾14个县市计划于8月10日和8月13日进行移动网络短时降速,测试“社会通信承压能力”。另一则是在长崎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仪式上,台湾所谓“驻日代表”因不满座位被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以“台湾地位被矮化”为由拒绝出席,并借机抨击大陆。表面看,一为内部演练,一为外事争议,似乎并无关联。可若放在一起看,恰恰照出了台湾当下一个越陷越深的困境:民进党当局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两岸问题当做政治表演,把治理问题变成情绪动员。先看“断网”演习。不少接受采访的台湾民众对此颇为冷淡:有人根本不知道要演习,有人不明白为何要限速,也有人觉得“反正才半小时”、影响不大,还有人不知道演习,直言后续警报声可以响大声一点。这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警报拉得太多,口号喊得太满,“韧性”“备战”“防卫”天天挂在嘴边,而民众面对重复的政治口号和媒体渲染,只剩疲劳和麻木。演习早已沦为形式,警报沦为背景音,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始终停留在文件和话术里。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制造两岸对立,渲染台海紧张,企图煽动民众“抗中保台”,可现实是,岛内期盼交流、呼吁和平、反对“台独”的民意不断壮大。民众越来越清醒,是谁在制造对立、制造紧张、制造风险。各种演习,不过是政治表演秀,劳民伤财、社会无感、毫无必要。再看长崎席次争议,问题就更明显了。台方将原爆和平纪念仪式上的座位安排炒作成“矮化地位”“辱损尊严”,继而再升级为对“大陆打压台湾”的无理控诉。这暴露出台湾当局固化的政治惯性:凡涉及称谓、席次、礼遇的“尊严象征”,便立刻进入高度情绪化状态;凡能制造“受辱感”,便迅速转化为内部动员资源。这种姿态看似强硬,实际虚弱。民进党当局越是高声宣示“主体性”,越暴露出内在的焦虑。两条新闻连起来,逻辑就清楚了。一边是“安全焦虑”——不断提醒社会,风险逼近,必须准备;一边是“身份焦虑”——不断告诉社会,尊严受损,必须愤怒。这两种焦虑,正在台湾内部缠成一股绳,共同塑造着岛内越来越扭曲的注意力结构:关乎通信脆弱、基础设施受损、社会承压能力的问题,民众越来越冷感;反倒是席次、称谓、象征待遇之类的问题,政治系统总能迅速拉高声量。这不是成熟社会应有的状态。台湾当局如果长期生活在“战争想象”与“尊严叙事”之中,陷入政治表演与情绪动员之中,完全忽视社会治理与民生发展,那么它最后得到的,往往不是更安全,也不是更有地位,而是更深的内耗、更重的焦虑和更强的被动。真正的“社会韧性”,从来不是高频率的警报、形式上的演习、动员的口号。真正的“主体性”也不是对席次、称谓、礼遇高度敏感。说到底,台湾社会今天面临的,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更是内部认知与治理逻辑的失真。什么是现实问题,什么是政治姿态;什么是治理课题,什么是情绪动员;什么是真正的准备,什么只是表面的紧张。这些越来越难区分。信号变弱,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干扰;可如果一个社会判断现实的能力持续变弱,代价就绝不会只是一场做做样子的演习,也不会只是一场席次风波,而会一点点渗入它的政治、治理、公共讨论与集体心理之中。所以,台湾社会比“断网”更危险的,是在一次次政治表演与情绪动员之中,越来越看不见治理困境与两岸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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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台湾中时新闻网两则新闻,照见台湾当下真实的困境。一则是台湾当局首次在“城镇韧性”演习中加入所谓“断网”演练。台湾14个县市计划于8月10日和8月13日进行移动网络短时降速,测试“社会通信承压能力”。另一则是在长崎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仪式上,台湾所谓“驻日代表”因不满座位被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以“台湾地位被矮化”为由拒绝出席,并借机抨击大陆。表面看,一为内部演练,一为外事争议,似乎并无关联。可若放在一起看,恰恰照出了台湾当下一个越陷越深的困境:民进党当局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两岸问题当做政治表演,把治理问题变成情绪动员。先看“断网”演习。不少接受采访的台湾民众对此颇为冷淡:有人根本不知道要演习,有人不明白为何要限速,也有人觉得“反正才半小时”、影响不大,还有人不知道演习,直言后续警报声可以响大声一点。这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警报拉得太多,口号喊得太满,“韧性”“备战”“防卫”天天挂在嘴边,而民众面对重复的政治口号和媒体渲染,只剩疲劳和麻木。演习早已沦为形式,警报沦为背景音,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始终停留在文件和话术里。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制造两岸对立,渲染台海紧张,企图煽动民众“抗中保台”,可现实是,岛内期盼交流、呼吁和平、反对“台独”的民意不断壮大。民众越来越清醒,是谁在制造对立、制造紧张、制造风险。各种演习,不过是政治表演秀,劳民伤财、社会无感、毫无必要。再看长崎席次争议,问题就更明显了。台方将原爆和平纪念仪式上的座位安排炒作成“矮化地位”“辱损尊严”,继而再升级为对“大陆打压台湾”的无理控诉。这暴露出台湾当局固化的政治惯性:凡涉及称谓、席次、礼遇的“尊严象征”,便立刻进入高度情绪化状态;凡能制造“受辱感”,便迅速转化为内部动员资源。这种姿态看似强硬,实际虚弱。民进党当局越是高声宣示“主体性”,越暴露出内在的焦虑。两条新闻连起来,逻辑就清楚了。一边是“安全焦虑”——不断提醒社会,风险逼近,必须准备;一边是“身份焦虑”——不断告诉社会,尊严受损,必须愤怒。这两种焦虑,正在台湾内部缠成一股绳,共同塑造着岛内越来越扭曲的注意力结构:关乎通信脆弱、基础设施受损、社会承压能力的问题,民众越来越冷感;反倒是席次、称谓、象征待遇之类的问题,政治系统总能迅速拉高声量。这不是成熟社会应有的状态。台湾当局如果长期生活在“战争想象”与“尊严叙事”之中,陷入政治表演与情绪动员之中,完全忽视社会治理与民生发展,那么它最后得到的,往往不是更安全,也不是更有地位,而是更深的内耗、更重的焦虑和更强的被动。真正的“社会韧性”,从来不是高频率的警报、形式上的演习、动员的口号。真正的“主体性”也不是对席次、称谓、礼遇高度敏感。说到底,台湾社会今天面临的,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更是内部认知与治理逻辑的失真。什么是现实问题,什么是政治姿态;什么是治理课题,什么是情绪动员;什么是真正的准备,什么只是表面的紧张。这些越来越难区分。信号变弱,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干扰;可如果一个社会判断现实的能力持续变弱,代价就绝不会只是一场做做样子的演习,也不会只是一场席次风波,而会一点点渗入它的政治、治理、公共讨论与集体心理之中。所以,台湾社会比“断网”更危险的,是在一次次政治表演与情绪动员之中,越来越看不见治理困境与两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