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消息，当地时间8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朱信凯教授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参加第18届全欧中国经济学会暨第37届全英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并作主旨报告“Sannongology: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State in Rural China”。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

8月9日，这篇主旨报告的全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发布。学院于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原国家教委评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0年取得农林经济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17年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消息，当地时间8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朱信凯教授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参加第18届全欧中国经济学会暨第37届全英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并作主旨报告“Sannongology: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State in Rural China”。

这是“三农学”这一标识性概念首次在海外发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

8月9日，这篇主旨报告的全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发布。

在演讲中，朱信凯表示，“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个词，在英语里找不到对应的单词，任何欧洲语言里都没有，却是理解中国的核心，任何想要读懂中国的人，都得从这个词入手。

朱信凯说，设想一个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几乎立刻就会遇到从乡村冒出来的种种困难。

第一个，是作为经济的农业。收入增长、城市扩张，人们要吃更多、更好的粮食。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跟不上：技术、投入、基础设施都还没到位。供给跟不上，粮价就涨；粮价一涨，工资、工业、整个增长计划都受压力。这看起来是农业经济学家的问题。

第二个，是作为社会的农村。要现代化，国家通常得向乡村深处延伸，从中抽取资源，同时重组乡村。但乡村历来承载着一个国家大量的生活内容：习俗、互助、非正式的安全网。现代化挤压着这一切。波兰尼把这种剧变叫做“大转型”。这看起来是社会学家的问题。

第三个，是作为人的农民。现代化可以把农民卷进来，也可以把他们推到边缘——让他们没有现代化看重的技能，或者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权利。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是被卷入现代化还是被挡在门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最终长成什么样。这看起来是政治学家的问题。

三个问题，三个专家。朱信凯说，这场演讲的核心观点就是：没法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三个问题。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三张面孔。没法按住另外两个，只优化其中一个。按下去这里，就从那里冒出来。“三农”这个词，正是为这种情况而生的。它不让你把三者分开对待，因为在现实中，它们从未分开过。一个国家怎么处理它的“三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最终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朱信凯表示，“三农”如今成了人人都在用的词，但始终没有长成一个框架、一套概念、一种分析方法、一门理论。

朱信凯提出，三农学的理论框架由两根支柱撑起。第一根支柱是七个分析范畴，包括生产方式、产权、市场、区域、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世界关系，它们不是清单也不是定律，而是一套观察问题的坐标系，核心不在于单个范畴本身，而在于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生产方式的变动如何穿透产权、市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张力又如何随时间推移积累和移动，其中生产方式享有分析上的优先性，但只是起点而非结论。

第二根支柱是关于国家的行动理论，把国家看作回应三农问题的主体，关注目标、渠道、措施、机制等方面具体的运作。

他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学术的组织方式讲究专精，导致农业经济学研究农场，发展经济学研究另一块，农村社会学研究村庄，政治学研究农民。每一块都做得很好，但整体掉在了学科之间的缝隙里。

朱信凯表示，这就是缺口，填补它，就是任务所在。中国学术产出了这个词，把它变成一个配得上它的框架，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是2004年在原农业经济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原农业经济系是我国综合性重点大学中成立最早、最有影响的“三农”问题研究学系。

学院于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原国家教委评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0年取得农林经济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17年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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