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初欣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刘欣 王辉】日本政府不顾国内舆论强烈反对与普遍担忧，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由，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环球时报》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核心决策机构“国家情报会议”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日本全新国家级情报体系正式落地运行。根据此前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网站7月31日报道，当天召开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的内容未公开，但“似乎”是确认制定首个指导情报搜集和分析活动的战略方针，并继续推进“间谍防止法相关法案”的立法工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7月31日的记者会上称，“国家情报会议”的记录将作为正式文件保存，“国家情报局”的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人员规模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现年58岁的原和也担任。 尽管高市政府将此次行动包装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常规举措，但其真实运作模式与潜在危害引发日本国内广泛质疑。日媒直言，高市政府将构建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天候监控体系，这套体系可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 据NHK报道，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淳也7月31日公开表示：“对国家是否会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人权和自由是否将受到压制、收集到的信息是否将被政治利用等问题感到强烈担忧。” 事实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日本知名宪法学者、伊藤塾塾长伊藤真在7月31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脱离配套约束的情报机构设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倘若让“国家情报局”以及正酝酿推进的《间谍防止法》等相关制度单方面“突进”，脱离民主监督框架自行运转，反而会放大潜在风险。 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大西广7月3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在日本国会前的示威游行人数不断增加，民众强烈控诉“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存在巨大风险，日中友好协会也已对此表明反对立场。大西广还强调，日本选定7月31日成立该机构，这一日期会让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联想到731细菌部队的历史，日本政府必须考量这一安排带给各国，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观感与情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7月3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原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改革，而是高市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政治右倾化与“再军事化”进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布局——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 “可以说，日本当前使用的这种手段和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如出一辙。”吕耀东表示，全新情报机构落地运转，意味着日本已经在为潜在战事开展前置情报筹备。对此，东亚各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维护全球和平的力量，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另据日本防卫省7月30日消息，正在美国执行派遣任务的“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海军协助下于7月29日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试验。对此，吕耀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日本一方面成立“国家情报局”强化情报集权，另一方面加速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并开展实弹演练，表明日本正从“情报搜集”与“火力打击”两个维度同步推进其军事扩张战略，这不仅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严重冲击，更是对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公开挑衅。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初欣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刘欣 王辉】日本政府不顾国内舆论强烈反对与普遍担忧，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由，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环球时报》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核心决策机构“国家情报会议”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日本全新国家级情报体系正式落地运行。根据此前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网站7月31日报道，当天召开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的内容未公开，但“似乎”是确认制定首个指导情报搜集和分析活动的战略方针，并继续推进“间谍防止法相关法案”的立法工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7月31日的记者会上称，“国家情报会议”的记录将作为正式文件保存，“国家情报局”的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人员规模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现年58岁的原和也担任。
尽管高市政府将此次行动包装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常规举措，但其真实运作模式与潜在危害引发日本国内广泛质疑。日媒直言，高市政府将构建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全天候监控体系，这套体系可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
据NHK报道，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淳也7月31日公开表示：“对国家是否会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人权和自由是否将受到压制、收集到的信息是否将被政治利用等问题感到强烈担忧。”
事实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日本知名宪法学者、伊藤塾塾长伊藤真在7月31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脱离配套约束的情报机构设置，完全不具备可行性。倘若让“国家情报局”以及正酝酿推进的《间谍防止法》等相关制度单方面“突进”，脱离民主监督框架自行运转，反而会放大潜在风险。
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大西广7月3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在日本国会前的示威游行人数不断增加，民众强烈控诉“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存在巨大风险，日中友好协会也已对此表明反对立场。大西广还强调，日本选定7月31日成立该机构，这一日期会让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联想到731细菌部队的历史，日本政府必须考量这一安排带给各国，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观感与情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7月3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原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改革，而是高市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政治右倾化与“再军事化”进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布局——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
“可以说，日本当前使用的这种手段和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如出一辙。”吕耀东表示，全新情报机构落地运转，意味着日本已经在为潜在战事开展前置情报筹备。对此，东亚各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维护全球和平的力量，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另据日本防卫省7月30日消息，正在美国执行派遣任务的“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海军协助下于7月29日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射击试验。对此，吕耀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日本一方面成立“国家情报局”强化情报集权，另一方面加速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并开展实弹演练，表明日本正从“情报搜集”与“火力打击”两个维度同步推进其军事扩张战略，这不仅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严重冲击，更是对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公开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