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美国和伊朗在各自诉求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双方迄今未能达成任何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久协议，同时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伊朗手里的筹码可比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同时随着欧佩克成员国将自身利益置于“步调一致”的要求之上（阿联酋就是最近一个“叛逃者”）以及新供应来源的投入使用，尤其是美国在页岩能源革命后的供应增长，欧佩克组织的市场影响力已有所减弱。（作者系哈德逊湾资本公司高级经济战略师、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
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将增加真正陷入滞胀的风险。
波斯湾目前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失衡状态。由于美国和伊朗在各自诉求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双方迄今未能达成任何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久协议，同时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伊朗手里的筹码可比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在缺乏一项全面协议的情况下，冲突重燃的可能性极高，而这也反映在了日益加剧的全面战争重新爆发的风险上。
尽管如此，受临时停火或将促成全面协议的预期提振，股市仍有所上涨，且市场对近期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反应较为温和。从经济增长和通胀角度来看整体经济所受影响相对有限。尽管这是有史以来全球石油供应遭遇的最大中断事件，但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其实更大。
伊朗的战略依然围绕石油的武器化展开，而这种做法早已有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的部分原因，在于盟军的海上封锁断绝了其石油供应。同样，日本帝国之所以袭击珍珠港美军舰队，是因为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府曾因该国入侵中国而实施石油禁运；斯大林后来则声称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苏联阻止了轴心国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打乱了从中东向欧洲的石油运输，当时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在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发动了一场夺取该运河的军事行动（最终三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军，而后者当时主要是想要防止一场可能将苏联卷入其中的冲突）。而十年后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六日战争”，直接导火索则是埃及试图通过蒂朗海峡阻断伊朗石油运往以色列的航线。
20世纪70年代的地缘政治动荡引发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陷入滞胀（多次经济衰退以及高通胀）、全球股市疲软，债券收益率高达两位数。其影响之深远，使得这个年代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但与今年的战争一样，此后那些由政治因素引发的石油危机——包括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00~2001年的油价冲击、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去年针对伊朗的12天战争——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则温和得多。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产油国意识到将石油作为武器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旦油价冲击大到足以引发全球滞胀，那最后可能会导致石油需求和价格崩盘，正如1981~1982年时那样。因此一些负责任的参与者，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向来都愿意且有能力在地缘政治冲击引发油价飙升时增加供应。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降低了进口石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同时随着欧佩克成员国将自身利益置于“步调一致”的要求之上（阿联酋就是最近一个“叛逃者”）以及新供应来源的投入使用，尤其是美国在页岩能源革命后的供应增长，欧佩克组织的市场影响力已有所减弱。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石油消费国还建立了可在油价飙升时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也是今年市场韧性的重要来源）。此外石油的替代品——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安全的新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未来十年内可能还有聚变能源）——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了更多市场份额。展望未来，能源需求（来自于电动汽车和电池）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将由无需石油即可生产的电力来满足。
与此同时，针对石油冲击的标准宏观政策应对措施（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已有所改进，这有助于防止通胀预期出现上世纪70年代式的“脱锚”。在这些因素的一定程度影响下，后来那些石油冲击的持续时间要比70年代那场持续了约十年的冲击更短也更缺少延续性。1990~1991年的石油冲击持续了9个月，2000~2001年冲击的时间更短，而去年“12天战争”后的冲击仅仅持续了几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以往那些宏观和市场趋势被石油冲击演变而来的负面总供给冲击所主导的情况不同，当前形势的特征是一场以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形式呈现的长期性正面总供给冲击。科技行业的利好因素正在推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低的通胀，这也解释了美国股市为何会在今年春季油价超过100美元/桶的情况下依旧创下新高。尽管此后随着冲突再度升级出现了一轮回调，但回调幅度依然有限。
当然，如果最近的零星冲突导致敌对行动全面升级，其经济后果和市场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而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将增加真正陷入滞胀的风险。这种情景并不是必定会出现，但近期的事态发展确实表明，相关尾部风险要比金融市场当前所定价的更大。
（作者系哈德逊湾资本公司高级经济战略师、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
暂无回复，快来抢沙发吧！
本次需消耗银元：
100
当前账户余额: 0 银元
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将增加真正陷入滞胀的风险。
波斯湾目前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失衡状态。由于美国和伊朗在各自诉求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双方迄今未能达成任何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久协议，同时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伊朗手里的筹码可比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在缺乏一项全面协议的情况下，冲突重燃的可能性极高，而这也反映在了日益加剧的全面战争重新爆发的风险上。
尽管如此，受临时停火或将促成全面协议的预期提振，股市仍有所上涨，且市场对近期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反应较为温和。从经济增长和通胀角度来看整体经济所受影响相对有限。尽管这是有史以来全球石油供应遭遇的最大中断事件，但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其实更大。
伊朗的战略依然围绕石油的武器化展开，而这种做法早已有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的部分原因，在于盟军的海上封锁断绝了其石油供应。同样，日本帝国之所以袭击珍珠港美军舰队，是因为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府曾因该国入侵中国而实施石油禁运；斯大林后来则声称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苏联阻止了轴心国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打乱了从中东向欧洲的石油运输，当时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在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发动了一场夺取该运河的军事行动（最终三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军，而后者当时主要是想要防止一场可能将苏联卷入其中的冲突）。而十年后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六日战争”，直接导火索则是埃及试图通过蒂朗海峡阻断伊朗石油运往以色列的航线。
20世纪70年代的地缘政治动荡引发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陷入滞胀（多次经济衰退以及高通胀）、全球股市疲软，债券收益率高达两位数。其影响之深远，使得这个年代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但与今年的战争一样，此后那些由政治因素引发的石油危机——包括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00~2001年的油价冲击、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去年针对伊朗的12天战争——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则温和得多。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产油国意识到将石油作为武器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旦油价冲击大到足以引发全球滞胀，那最后可能会导致石油需求和价格崩盘，正如1981~1982年时那样。因此一些负责任的参与者，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向来都愿意且有能力在地缘政治冲击引发油价飙升时增加供应。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降低了进口石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同时随着欧佩克成员国将自身利益置于“步调一致”的要求之上（阿联酋就是最近一个“叛逃者”）以及新供应来源的投入使用，尤其是美国在页岩能源革命后的供应增长，欧佩克组织的市场影响力已有所减弱。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包括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石油消费国还建立了可在油价飙升时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也是今年市场韧性的重要来源）。此外石油的替代品——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安全的新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未来十年内可能还有聚变能源）——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了更多市场份额。展望未来，能源需求（来自于电动汽车和电池）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将由无需石油即可生产的电力来满足。
与此同时，针对石油冲击的标准宏观政策应对措施（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已有所改进，这有助于防止通胀预期出现上世纪70年代式的“脱锚”。在这些因素的一定程度影响下，后来那些石油冲击的持续时间要比70年代那场持续了约十年的冲击更短也更缺少延续性。1990~1991年的石油冲击持续了9个月，2000~2001年冲击的时间更短，而去年“12天战争”后的冲击仅仅持续了几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以往那些宏观和市场趋势被石油冲击演变而来的负面总供给冲击所主导的情况不同，当前形势的特征是一场以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形式呈现的长期性正面总供给冲击。科技行业的利好因素正在推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和更低的通胀，这也解释了美国股市为何会在今年春季油价超过100美元/桶的情况下依旧创下新高。尽管此后随着冲突再度升级出现了一轮回调，但回调幅度依然有限。
当然，如果最近的零星冲突导致敌对行动全面升级，其经济后果和市场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而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将增加真正陷入滞胀的风险。这种情景并不是必定会出现，但近期的事态发展确实表明，相关尾部风险要比金融市场当前所定价的更大。
（作者系哈德逊湾资本公司高级经济战略师、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