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www.creaders.net | 2026-07-01 20:37:58 DW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失望、挫败、无力感，“政治抑郁”常伴随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復“发作”的情况形容为“月经”。从新冠疫情封控，到无疾而终的公共抗争;从教育体制，再到父权结构压迫，6名中国青年向DW分享那些他们不能对国家诉说的“政治抑郁”故事。
今年6月初重庆爆发虐狗事件时，住在武汉的小羊在网络上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心情也跟著示威群众一同起伏。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在我看来，这是压倒性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虐狗那个男的有问题。”面对沸腾的民愤，警方却动用武力清场，让小羊感到不平：“本来是一件跟(狭义)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却非要把它变成政治问题，把所有人都噤声。”
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在中国爆发，民众尝试发声，却往往不了了之，愤怒与挫败在小羊心中逐渐累积成绝望。 “我不断在经历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经一样，每个月就要来那么一次。”
“政治抑郁”如何在中国蔓延
一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困境与创伤，常伴随失望、无力的心理状态，但目前并非医学上正式的诊断名称。
在中国谈到“政治抑郁”，媒体与网友经常引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卢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写的文章，该文的时代背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部分美国人感到失望与忧郁。根据中国记者柴静2024年对卢森的访谈，卢森认为“政治抑郁”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政治抑郁”一词在中国渐渐流行起来，2019年是一个重大节点。香港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时，在中国从事精神健康倡议的草根组织“刺鸟栖息地”首次译介了卢森的论述，接著又发表〈应对政治抑郁：这10条建议也许对你有用〉等一系列文章，受到关注。
学医的亦辰第一次经历“政治抑郁”，就是因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医学院课最多的时候，但他还是一直刷香港的新闻，“一天会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这些消息会感到难过、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
“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新冠疫情封控是许多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起点。有些人参与了白纸运动，也成了他们情绪的出口。
“很多时候抑郁就来自于你对事情有过高的期望，但实际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进行。”高中时，曾有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对港人的镇压却让他意识到这样的期待不切实际。
反送中抗争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场。长达三年多反復封控，让“政治抑郁”蔓延更广泛。
现在是工程师的子谦经历过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在学生宿舍里跟室友一起被关起来三个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封控)的科学来源……你就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面，出不来。”
解封后，有一段时间凡事仰赖健康码，就连买东西都要扫码确认，人民所有动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谦说，虽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对那些特别配合官方叙事、亲政府宣传的店铺，越来越感到不适，会倾向避开，这种影响持续直到现在。
上海曾于2022年3月至6月实施封城。
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成了子谦排解“政治抑郁”的一个出口。他最初并没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隐约感到心情不好，“因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个地方，大家是在抗议”。隔天他心想，“多一个人会更有力量”，于是骑著脚踏车到乌鲁木齐中路。“他们在抓人的时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谦说，他庆幸自己曾经在白纸的现场。他期许自己做一个“活下来的人”，能够不断说出当时发生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武器，没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们对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白纸运动期间，抗争的消息主要透过X平台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传递给全世界，“李老师”的账号自此成为中国青年翻墙接收资讯的重要管道，同时也变成墙内的敏感词。
研究生Snusa曾因为跟朋友讨论到李老师，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她被警察查手机，翻来覆去不断讯问了4个小时，被迫做笔录，写保证书，听派出所所长训话。“感觉他如果要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后说，‘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现在已经用掉了’。”
这件事带给Snusa严重的“政治抑郁”，大约有半年时间有如惊弓之鸟。“我会随时幻想可能有警察衝进我的房间，检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每次离开房间，Snusa都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关掉VPN、删掉所有浏览记录，再锁上萤幕。这一切大大干扰她的日常生活。
她说：“政治抑郁把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孤岛。”
Snusa靠自己一点、一点消化创伤。她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流，总是想著躲避这个体制，还有那些会提醒她的一切，例如党员和警车。然而党的政治宣传已经渗透到了生活所有层面，不被体制沾染的“净土”，几乎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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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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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挫败、无力感，“政治抑郁”常伴随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復“发作”的情况形容为“月经”。从新冠疫情封控，到无疾而终的公共抗争;从教育体制，再到父权结构压迫，6名中国青年向DW分享那些他们不能对国家诉说的“政治抑郁”故事。
今年6月初重庆爆发虐狗事件时，住在武汉的小羊在网络上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心情也跟著示威群众一同起伏。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在我看来，这是压倒性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虐狗那个男的有问题。”面对沸腾的民愤，警方却动用武力清场，让小羊感到不平：“本来是一件跟(狭义)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却非要把它变成政治问题，把所有人都噤声。”
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在中国爆发，民众尝试发声，却往往不了了之，愤怒与挫败在小羊心中逐渐累积成绝望。
“我不断在经历政治抑郁……反復地，如同月经一样，每个月就要来那么一次。”
“政治抑郁”如何在中国蔓延
一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困境与创伤，常伴随失望、无力的心理状态，但目前并非医学上正式的诊断名称。
在中国谈到“政治抑郁”，媒体与网友经常引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卢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写的文章，该文的时代背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部分美国人感到失望与忧郁。根据中国记者柴静2024年对卢森的访谈，卢森认为“政治抑郁”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政治抑郁”一词在中国渐渐流行起来，2019年是一个重大节点。香港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时，在中国从事精神健康倡议的草根组织“刺鸟栖息地”首次译介了卢森的论述，接著又发表〈应对政治抑郁：这10条建议也许对你有用〉等一系列文章，受到关注。
学医的亦辰第一次经历“政治抑郁”，就是因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医学院课最多的时候，但他还是一直刷香港的新闻，“一天会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这些消息会感到难过、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
“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新冠疫情封控是许多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起点。有些人参与了白纸运动，也成了他们情绪的出口。
“很多时候抑郁就来自于你对事情有过高的期望，但实际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进行。”高中时，曾有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对港人的镇压却让他意识到这样的期待不切实际。
反送中抗争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场。长达三年多反復封控，让“政治抑郁”蔓延更广泛。
现在是工程师的子谦经历过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在学生宿舍里跟室友一起被关起来三个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封控)的科学来源……你就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面，出不来。”
解封后，有一段时间凡事仰赖健康码，就连买东西都要扫码确认，人民所有动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谦说，虽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对那些特别配合官方叙事、亲政府宣传的店铺，越来越感到不适，会倾向避开，这种影响持续直到现在。
“反复地，如同月经” 政治抑郁在中国蔓延
上海曾于2022年3月至6月实施封城。
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成了子谦排解“政治抑郁”的一个出口。他最初并没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隐约感到心情不好，“因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个地方，大家是在抗议”。隔天他心想，“多一个人会更有力量”，于是骑著脚踏车到乌鲁木齐中路。“他们在抓人的时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谦说，他庆幸自己曾经在白纸的现场。他期许自己做一个“活下来的人”，能够不断说出当时发生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武器，没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们对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白纸运动期间，抗争的消息主要透过X平台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传递给全世界，“李老师”的账号自此成为中国青年翻墙接收资讯的重要管道，同时也变成墙内的敏感词。
研究生Snusa曾因为跟朋友讨论到李老师，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她被警察查手机，翻来覆去不断讯问了4个小时，被迫做笔录，写保证书，听派出所所长训话。“感觉他如果要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后说，‘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现在已经用掉了’。”
这件事带给Snusa严重的“政治抑郁”，大约有半年时间有如惊弓之鸟。“我会随时幻想可能有警察衝进我的房间，检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每次离开房间，Snusa都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关掉VPN、删掉所有浏览记录，再锁上萤幕。这一切大大干扰她的日常生活。
她说：“政治抑郁把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孤岛。”
Snusa靠自己一点、一点消化创伤。她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流，总是想著躲避这个体制，还有那些会提醒她的一切，例如党员和警车。然而党的政治宣传已经渗透到了生活所有层面，不被体制沾染的“净土”，几乎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