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本科生论坛“国家与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马奏旦博士主持，澳门理工大学马光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山大学柳锐泓以《明清香山岛滩地区社会变迁考——以浪白之变为例》为题，剖析香山县岛滩独特的空间结构及其流动性对地方社会秩序形成的影响。研究揭示，岛滩地区的秩序化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在地方社群与王朝政制多方力量消长中不断重塑。通过对“浪白之变”等关键历史节点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呈现了明清香山区域社会秩序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为理解近古华南沿海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柯承宇的论文题为“The Contention and Disorder of Finance Reorganizat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New Policy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8–1911）”[晚清新政时期广东财政整顿的抗争与混乱（1908–1911）]，聚焦晚清财政赤字背景下的财政整顿实践。通过档案与报刊的交叉分析，研究揭示地方督抚、财政局官员与省议会成员在改革过程中频繁发生权力争夺，改革成效有限；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因缺乏参与渠道而承受沉重税负，引发多次抗税事件，推动广东社会出现财政与秩序混乱。这一研究为理解晚清地方财政改革与社会动荡提供了具体案例与分析视角。中山大学王子钰以《从1930年代广州电力公司产权变更浅析地方公用事业困境》为题，探讨广州电力公司从商办向官营转变的历程及其在中央地方权力博弈中的困境。论文指出，公司发展受制于资金、政策、法律与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其经济与社会困境反映了近代地方公用事业在公私冲突中的艰难前行，也揭示了公共服务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内在矛盾，为理解近代中国地方公用事业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案例分析。中山大学曾家钰发表《市政、商业与慈善：都市善堂的复杂社会网络——以汕头存心善堂及其董事会为中心（1939-1949）》一文，以潮汕地区最大善堂存心善堂为研究对象。报告以档案、堂务报告及1947年《汕头指南》等资料为基础，从物资与资金流动、宗教信仰网络、灾害应对机制及理监事社会关系四个维度，揭示民间慈善、商业利益、信仰力量与市政管理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复杂互动，为理解民国晚期汕头社会治理及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第四场本科生论坛“妇女家庭与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王超博士主持，泉州市文化馆郭烨佳博士担任评议人。深圳大学黄倩莹以《唐代女户比例高企现象探因——基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新考》为题，分析唐代前中期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女性户主（女户）比例偏高的现象。报告指出，女户群体以“寡妻妾户主”为主体，其数量受复杂家庭结构、频繁战事、户籍伪漏及边地胡俗等多重因素推动而增加。研究进一步揭示，女户的法定授田权益与实际受田情况存在差异，并呈现明显地域差异，折射出国家在恤政关怀与现实财政需求之间的权衡与灵活性，为理解唐代边地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暨南大学张宁的报告题为《晚清典妻卖妻的弹性底线探析——基于对闽东文书的梳理》，聚焦闽东文书中大量记录的典妻卖妻现象。论文通过梳理典卖双方及相关主体的互动，揭示此类现象在地方社会中的流行与演变，并指出地方官吏在法制空白地带灵活执法，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实现中央法与习惯法的互动与协调。这一研究不仅呈现清代法律在地方社会中的适应性，也反映基层治理中人性化与制度弹性的实践逻辑。香港树仁大学吴思思以“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Women in Late Qing China: An Analysis from Class, Gender, and Patriarchal Cultural Perspectives”[晚清时期鸦片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从阶级、性别及父权文化视角的分析]为题，探讨晚清女性吸食鸦片的社会与文化含义。报告指出，鸦片不仅是女性在严格社会规范下寻求暂时逃避的手段，也被男性用以强化对女性的支配，从而形成身体剥削与劳动商品化的机制。论文从阶级差异、父权经济结构及文学文化表征三个维度展开，分析鸦片如何在社会实践中重塑女性主体性，同时揭示晚清社会结构下的性别压迫与阶级互动，为理解鸦片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提供了深入解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王珂昕的报告题为《“教养兼施”与秩序重构：战后香港保良局难民妇女救助研究（1947-1957）》，关注战后香港保良局对内地涌入难民妇女的救助制度。研究指出，“教养兼施”体系通过生产自救与技能赋能、生活规范与社会化训练以及制度化安置形成完整闭环。一方面，这套制度增强了妇女的适应能力，为她们提供生存与融入社会的途径；另一方面，通过性别化技能安排与家庭导向的安置方式，制度在无形中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与社会阶序。论文揭示保良局作为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中介组织的双重角色：既是应对难民危机的实用机制，也是殖民现代性、华人传统伦理与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相互作用的产物，为理解战后香港慈善组织在社会整合与权力再生产中的复杂功能提供了新视角。
第六场本科生论坛“制度变迁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赵蕊娟教授主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李翔教授担任评议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叶敬天以《过程宇宙论：西汉象数易学及科学史再探》为题，探讨西汉孟喜与京房象数易学的哲学内涵及科学史价值。报告指出，通过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角重新审视象数易学，可揭示《易经》的动态宇宙观——宇宙秩序非固定结构，而是持续生成的创造性进展。该研究不仅补充并超越李约瑟的“有机论”解释，也深化了对早期中国科学思想哲学内涵的理解。暨南大学黄诗玲以《“好字号”：清代武科外场“非为战阵”的选拔悖论》为题，分析清代武科选拔制度在道光朝的演变及其制度困境。报告指出，“好字号”制度原为优化人才选拔，但随标准逐步攀升，武科外场偏离实战需求，逐渐沦为表演性特技。以道光十三年（1833）武会试为例，考官失守制度规范导致帝旨诘责，折射出文武合一理想与实际军事需求间的矛盾，也预示晚清武科制度在近代转型中的困局与局限。中山大学兰哲凯以“Weaponizing Sovereignty: Japan’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in Dismantling the Sinocentric Order and Justifying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1894-1895）”[将主权武器化：日本利用西方国际法瓦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并为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辩护（1894–1895）]为题，探讨日本如何利用西方国际法工具化瓦解以中华为中心的秩序，并为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侵略行为提供法律辩护。报告通过康华、天津、马关条约等关键案例，揭示日本选择性解释与干预策略，反映十九世纪国际法体系的欧洲中心偏向及可塑性，凸显法律作为权力工具的操作逻辑。华南师范大学黄卓霖以《中共早期群众动员逻辑机制考察：以国民革命时期省港劳动童子团为中心》为题，分析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针对省港罢工儿童的动员策略。报告指出，中共通过松散童子团组织教育训练儿童，并在国共合作分化时期调整动员方法，推动童子团联合会建立。动员实践不仅促进儿童革命意识提升，也体现了中共在土地革命与群众动员中积累的组织经验与策略智慧。华南师范大学刘凯月以《1950年广州“三三轰炸”应对与反制》为题，聚焦新生中共政权面对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的应急治理。报告显示，广州市政府通过提前规划、防空组织、舆论引导、清匪反特及物价管控等措施，有效减轻轰炸对民众恐慌与社会秩序冲击，确保城市快速恢复运转。此案例不仅展现地方政府在新制度下危机应对与社会动员的实践能力，也揭示制度执行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
2025年12月6日至7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学科部成功举办“第二届大湾区历史教育教学工作坊：本科生论坛”。本次论坛面向历史专业及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公开征稿，最终共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深圳大学的25位本科生入选并参会。论坛共设六个主题，包括“国家与社会”“流动的人与边界”“文化建构与话语”“妇女、家庭与社会”“华南地方社会”以及“制度变迁”。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澳门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暨南大学、泉州市文化馆、深圳大学的17位专家学者受邀担任点评嘉宾，并分享各自高校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的经验与实践。本次工作坊的顺利举办，不仅展示了大湾区高校在历史教育教学上的丰硕成果，也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平台。同时，工作坊进一步推动了大湾区高校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探讨史学方法训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学术成长与思维发展。
12月6日上午，工作坊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会议楼 Ⅱ正式召开。开幕式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刘畅教授主持，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李潇雨教授、学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李兰教授、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学科部主任姜丽丽教授分别致辞。三位致辞人高度肯定大湾区高校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的合作潜力，期待通过此类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高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她们强调，本科生之间的平辈学术交流对于大学学习与史学方法训练至关重要。学术成长不仅来自课堂教学与教师指导，更源于同侪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视角互补。工作坊为来自不同高校、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契机，有助于培养开放的学术态度、提升问题意识，并在讨论中发现新的研究方向，通过平等而深入的对话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实现共同成长。
本次工作坊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作了题为《历史：记录、研究、应用》的主题演讲。葛教授从中外史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谈起，指出历史并非对过去的被动记录，而是后人基于特定目的与价值判断的选择性书写。他围绕“为何记录历史”“由谁记录历史”与“如何记录历史”三个核心问题，梳理不同文明的史学传统。在谈及史学研究时，葛教授强调尊重史料与追求真相是学术工作的根本，通过去伪存真与严谨考辨方能接近历史事实。他以多种史事案例示范史料之间的差异与史家解释的空间，并揭示价值判断在史书呈现中的重要作用。论及历史的应用时，他指出历史不仅关乎学术探究，也在现实层面承担公共意义；研究者既需保持学术独立性，也应具备面向现实的判断力。葛教授的演讲视野宏阔、论述精练，对历史记录、史学方法与历史应用的关系作出了清晰梳理，为工作坊的学术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为与会的学生与专家学者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历史功能与史学实践的契机。
第一场本科生论坛“国家与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马奏旦博士主持，澳门理工大学马光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山大学柳锐泓以《明清香山岛滩地区社会变迁考——以浪白之变为例》为题，剖析香山县岛滩独特的空间结构及其流动性对地方社会秩序形成的影响。研究揭示，岛滩地区的秩序化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在地方社群与王朝政制多方力量消长中不断重塑。通过对“浪白之变”等关键历史节点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呈现了明清香山区域社会秩序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为理解近古华南沿海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柯承宇的论文题为“The Contention and Disorder of Finance Reorganizat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New Policy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08–1911）”[晚清新政时期广东财政整顿的抗争与混乱（1908–1911）]，聚焦晚清财政赤字背景下的财政整顿实践。通过档案与报刊的交叉分析，研究揭示地方督抚、财政局官员与省议会成员在改革过程中频繁发生权力争夺，改革成效有限；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因缺乏参与渠道而承受沉重税负，引发多次抗税事件，推动广东社会出现财政与秩序混乱。这一研究为理解晚清地方财政改革与社会动荡提供了具体案例与分析视角。中山大学王子钰以《从1930年代广州电力公司产权变更浅析地方公用事业困境》为题，探讨广州电力公司从商办向官营转变的历程及其在中央地方权力博弈中的困境。论文指出，公司发展受制于资金、政策、法律与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其经济与社会困境反映了近代地方公用事业在公私冲突中的艰难前行，也揭示了公共服务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内在矛盾，为理解近代中国地方公用事业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案例分析。中山大学曾家钰发表《市政、商业与慈善：都市善堂的复杂社会网络——以汕头存心善堂及其董事会为中心（1939-1949）》一文，以潮汕地区最大善堂存心善堂为研究对象。报告以档案、堂务报告及1947年《汕头指南》等资料为基础，从物资与资金流动、宗教信仰网络、灾害应对机制及理监事社会关系四个维度，揭示民间慈善、商业利益、信仰力量与市政管理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复杂互动，为理解民国晚期汕头社会治理及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当日下午，第二场本科生论坛“流动的人与边界”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杨圣宇博士主持，香港理工大学陈斌教授担任评议人。香港中文大学黄伟杰以《试论月泉吟社之地域局限——以诗社活动无法拓展到广东地区为例》为题，探讨月泉吟社在江南遗民群体中的地域性局限。研究显示，尽管月泉吟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诗社的地域限制，其活动仍难以向湖南和广东拓展。通过文教事业恢复、交通联系与遗民文化三个维度的考察，论文揭示了地域性限制的具体成因，同时为理解江南遗民群体的社会特征提供了深层次解读。暨南大学吴心迪的报告题为《潮汕侨批中家庭责任的代际传承——以黄坤保家庭为例》，聚焦侨批在跨国华人家庭中的功能与意义。论文通过分析1937至1969年间黄坤保家庭的百余封侨批，展示侨批如何成为维系家庭秩序与跨国事务管理的重要工具。研究强调，家庭责任的代际传承并非静态延续，而是在跨国迁移与经济实践中不断调适和重构，体现了传统伦理与现代家庭经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香港大学刘雨睿以《试论晚清云南回变中的反满情绪元素》为题，考察清末云南回变中反满情绪的表达与作用。研究发现，义军在宣称与文化实践中反复强调满清统治的“蛮夷”与非正统性，以争取民众参与，但实际行动中并未针对云南满族实施直接攻击。这一分析揭示了地方反清运动中情绪动员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为理解晚清民族与地方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华南师范大学李婧奕的报告题为《12-14世纪西欧犹太放债人的地位的“二重性”探究》，聚焦犹太放债人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矛盾地位。通过王室法令、教会文献及司法档案分析，研究指出，犹太放债人在经济上填补了金融空白，但长期处于社会排斥之中。这种“二重性”源于政治权术、宗教伦理与经济需求的交互作用，反映中世纪欧洲经济扩张与社会危机背景下少数族裔所承受的复杂压力，同时为理解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少数群体困境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三场本科生论坛“文化建构与话语”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郑诗涵博士主持，暨南大学梁敏玲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山大学赵宇晨以《文本、路径与困境：太平天国通过〈三字经〉的蒙学教育政权建构研究》为题，分析太平天国如何借蒙学教育重构意识形态并强化政权合法性。研究指出，太平天国通过三重改造传统蒙学：以基督教创世观取代儒家天命观、神化洪秀全并构建断裂历史叙事、规范宗教道德实践并重塑伦理秩序，从而形成政权建构路径。然而，其意识形态存在排他性与教育体系缺失等内在矛盾，限制了政权治理效果，为理解传统意识形态在近代转型中的危机提供了生动案例。香港中文大学倪道博以《何故“乱发声”：从“钟自鸣”到“自鸣钟”——一项语义跨越与延续的实践》为题，探讨中国古代灾异象征“钟自鸣”如何在明清因西式钟表传入而演化为“自鸣钟”，切断与君主权力的联系。论文呈现了语义转译的过程，体现异质技术与科学观念对传统符号体系的介入，为理解技术传播与文化适应提供了新视角。华南师范大学陈彬的报告题为《中原大战前夕谣言与政局的互动——基于政治心理、文化的考察》，分析北伐结束后南京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政治博弈及谣言传播。研究表明，谣言在各派角力与外部势力干预中不断滋生，影响决策与信任重建，凸显国民党在政治秩序与舆论管理上的困境，并反映政治文化与舆论机制的复杂互动。中山大学何兆臻以《从“异乡滋味”到“沪上珍馐”——近代上海粤菜的地位嬗变与文化建构》为题，关注粤菜在上海的文化地位演变。研究显示，粤菜从服务广东移民的廉价餐饮逐步发展为高端酒楼，通过文化资本积累、现代化经营与中西融合空间建构现代形象，同时形成高端与大众并存的二元结构。论文揭示了外来文化在都市社会中的本土化、商业与文化认同建构的互动关系，为理解近代都市文化发展提供了具体案例。
第四场本科生论坛“妇女家庭与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王超博士主持，泉州市文化馆郭烨佳博士担任评议人。深圳大学黄倩莹以《唐代女户比例高企现象探因——基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新考》为题，分析唐代前中期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女性户主（女户）比例偏高的现象。报告指出，女户群体以“寡妻妾户主”为主体，其数量受复杂家庭结构、频繁战事、户籍伪漏及边地胡俗等多重因素推动而增加。研究进一步揭示，女户的法定授田权益与实际受田情况存在差异，并呈现明显地域差异，折射出国家在恤政关怀与现实财政需求之间的权衡与灵活性，为理解唐代边地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暨南大学张宁的报告题为《晚清典妻卖妻的弹性底线探析——基于对闽东文书的梳理》，聚焦闽东文书中大量记录的典妻卖妻现象。论文通过梳理典卖双方及相关主体的互动，揭示此类现象在地方社会中的流行与演变，并指出地方官吏在法制空白地带灵活执法，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实现中央法与习惯法的互动与协调。这一研究不仅呈现清代法律在地方社会中的适应性，也反映基层治理中人性化与制度弹性的实践逻辑。香港树仁大学吴思思以“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um and Women in Late Qing China: An Analysis from Class, Gender, and Patriarchal Cultural Perspectives”[晚清时期鸦片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从阶级、性别及父权文化视角的分析]为题，探讨晚清女性吸食鸦片的社会与文化含义。报告指出，鸦片不仅是女性在严格社会规范下寻求暂时逃避的手段，也被男性用以强化对女性的支配，从而形成身体剥削与劳动商品化的机制。论文从阶级差异、父权经济结构及文学文化表征三个维度展开，分析鸦片如何在社会实践中重塑女性主体性，同时揭示晚清社会结构下的性别压迫与阶级互动，为理解鸦片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提供了深入解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王珂昕的报告题为《“教养兼施”与秩序重构：战后香港保良局难民妇女救助研究（1947-1957）》，关注战后香港保良局对内地涌入难民妇女的救助制度。研究指出，“教养兼施”体系通过生产自救与技能赋能、生活规范与社会化训练以及制度化安置形成完整闭环。一方面，这套制度增强了妇女的适应能力，为她们提供生存与融入社会的途径；另一方面，通过性别化技能安排与家庭导向的安置方式，制度在无形中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与社会阶序。论文揭示保良局作为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中介组织的双重角色：既是应对难民危机的实用机制，也是殖民现代性、华人传统伦理与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相互作用的产物，为理解战后香港慈善组织在社会整合与权力再生产中的复杂功能提供了新视角。
12月7日上午，第五场本科生论坛“华南地方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毛迪教授主持，深圳大学黄壮钊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山大学谢一心以《身份转型与地景塑造：明代珠江三角洲塱头黄氏的士绅化路径》为题，探讨明代珠江三角洲塱头黄氏家族如何通过文本书写与地景塑造实现士绅化转型。报告指出，黄氏族谱通过建构祖源叙事、强调先德、记录儒行事迹，将家族历史嵌入王朝正统框架，并通过户籍制度获得土地与科举的制度保障。元末明初的军事寨堡与防御设施，至明代中后期逐渐转化为祠堂、书院及风水塘等礼制空间，形成完整的文化权威表达体系。研究揭示地方家族如何在国家秩序下，通过文本与空间的双重策略提升自身地位，同时呈现明代地方权势与王朝权威互动的复杂逻辑。香港理工大学王妍然以《“卫生”视角下十九世纪中期香港殖民地的环境改造》为题，从城市卫生发展的角度分析香港殖民地的环境与社会治理。报告指出，初期城市建设忽视华人社区规划，引发治理危机，1851年火灾成为社区重整的契机。随后供水系统建设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紧密绑定，而住宅问题对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提出持续挑战。报告强调，香港环境改造过程中利益冲突与协调并存，反映殖民政权治理策略与被殖民群体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陈翔以《铁轨上的博弈：中英广九铁路初建始末》为题，分析广九铁路建设过程中的中英双方及多方势力互动。报告指出，从1898年草合同签订到1907年正式合同谈判完成的时间滞后，不仅体现英国利用铁路争取经济利益，也反映国内外多方力量间的博弈。清政府试图通过改订合同收回部分主权，而英国则借政府内部矛盾获取更多在华利益。同时，地方大员分歧、总督与北洋派系斗争，以及民间商人和商会的筹资参与，都对铁路谈判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呈现殖民经济项目中权力互动与社会参与的复杂性。中山大学谢锦华的报告题为《殖民政治下的司法暴力——1922年沙田惨案的司法调查》，聚焦港英殖民统治下工人与司法体系的关系。报告指出，沙田惨案司法调查因工人群体性反抗及广州政府政治施压而展开，港英军警证词成为庭审事实依据。裁判司及辩护律师通过界定工人集会为“非法”及肯定军警开枪行为合法性，使港英军警免于刑事责任。研究显示，此次司法调查引发广东工人强烈反英情绪，而广州政府在对英交涉中未获实质性成果，凸显殖民政治、司法制度与民众抗争之间的张力。
第六场本科生论坛“制度变迁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赵蕊娟教授主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李翔教授担任评议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叶敬天以《过程宇宙论：西汉象数易学及科学史再探》为题，探讨西汉孟喜与京房象数易学的哲学内涵及科学史价值。报告指出，通过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角重新审视象数易学，可揭示《易经》的动态宇宙观——宇宙秩序非固定结构，而是持续生成的创造性进展。该研究不仅补充并超越李约瑟的“有机论”解释，也深化了对早期中国科学思想哲学内涵的理解。暨南大学黄诗玲以《“好字号”：清代武科外场“非为战阵”的选拔悖论》为题，分析清代武科选拔制度在道光朝的演变及其制度困境。报告指出，“好字号”制度原为优化人才选拔，但随标准逐步攀升，武科外场偏离实战需求，逐渐沦为表演性特技。以道光十三年（1833）武会试为例，考官失守制度规范导致帝旨诘责，折射出文武合一理想与实际军事需求间的矛盾，也预示晚清武科制度在近代转型中的困局与局限。中山大学兰哲凯以“Weaponizing Sovereignty: Japan’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in Dismantling the Sinocentric Order and Justifying Aggression against Korea and China （1894-1895）”[将主权武器化：日本利用西方国际法瓦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并为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辩护（1894–1895）]为题，探讨日本如何利用西方国际法工具化瓦解以中华为中心的秩序，并为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侵略行为提供法律辩护。报告通过康华、天津、马关条约等关键案例，揭示日本选择性解释与干预策略，反映十九世纪国际法体系的欧洲中心偏向及可塑性，凸显法律作为权力工具的操作逻辑。华南师范大学黄卓霖以《中共早期群众动员逻辑机制考察：以国民革命时期省港劳动童子团为中心》为题，分析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针对省港罢工儿童的动员策略。报告指出，中共通过松散童子团组织教育训练儿童，并在国共合作分化时期调整动员方法，推动童子团联合会建立。动员实践不仅促进儿童革命意识提升，也体现了中共在土地革命与群众动员中积累的组织经验与策略智慧。华南师范大学刘凯月以《1950年广州“三三轰炸”应对与反制》为题，聚焦新生中共政权面对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的应急治理。报告显示，广州市政府通过提前规划、防空组织、舆论引导、清匪反特及物价管控等措施，有效减轻轰炸对民众恐慌与社会秩序冲击，确保城市快速恢复运转。此案例不仅展现地方政府在新制度下危机应对与社会动员的实践能力，也揭示制度执行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
各分会场的评议人对本科生的学术报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点评，并对同学们在本科阶段就展现出的学术潜力给予了高度肯定。评议人普遍认为，学生们能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提出明确的问题意识，紧扣历史脉络，充分运用一手档案材料和次级文献，呈现出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同学在研究中尝试将GIS、数字人文等现代技术手段融入学术探索，这不仅拓展了研究方法的边界，也通过研究风格与材料运用鲜明地体现出院校特色与导师指导的深刻印记，充分显示了本科阶段同学们已经具备较高的学术敏感度与创新意识。同时，评议人也指出了一些值得改进之处。部分论文在写作技巧上仍有提升空间，例如结构安排、论证逻辑及段落衔接尚可进一步打磨；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更加注重辩证分析，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考察问题，避免表面化或单线条的论述；在细节处理上，如史料注释、时间地点的精确性、概念界定等，也需更加谨慎，以确保学术表达的严谨性。总体来看，评议人认为本次论坛的本科生报告展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基础和独立研究能力，也为学生们未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宝贵经验。评议意见既肯定了学生们的努力与成果，也为其在论文写作、研究方法、史料运用及学术表达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具体指导。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环节为圆桌讨论，由与会专家学者首先引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赵蕊娟教授回顾了该校历史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借助校友返校日契机，分享了校友们对历史学教育长期影响的反馈，指出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于对人性与思维的深刻触动。毛迪教授总结了参会本科生在学术训练上的成熟与早慧，而马奏旦博士则强调，尽管学术专业训练至关重要，但同样不可忽视可转移技能的培养与打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李翔教授结合自身经验，探讨了工科院校发展人文教育的路径，并就深圳如何提升区域人文软实力提出了建议。他高度肯定本系列论坛在大湾区搭建的跨校、跨学科交流平台，并寄望未来通过学术互动促进两岸三地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深圳大学黄壮钊教授则详细介绍了深大历史系本科生培养方案，对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强调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学生学术素养、激发学习潜力以及推动区域历史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自由讨论环节，许多同学结合自身学习经验踊跃发言，分享他们在专业学习与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思考与困惑。一部分同学从课程学习和科研实践出发，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进行了深度剖析，尤其在专精与博学的关系上进行了自我反思——如何在某一领域形成扎实的专业能力，同时保持跨学科视野和历史思维的灵活性。另一部分同学则聚焦专业教育与就业前景之间的张力，分析历史学学习的学术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悖论，探讨如何在追求学术深度与职业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并提出通过实习、科研训练及跨学科能力培养等方式提升就业适应性的路径。此外，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也成为热议话题。同学们分享了利用AI进行文献整理、数据分析和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的经验，同时讨论了如何防止AI使用削弱学术思维、创新能力及学术诚信。大家普遍认为，AI应作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思考，学术创新与批判性思维仍需依赖人的判断与分析能力。
随后进行了颁奖环节，由于本次工作坊参会学生表现突出，获奖人数较多，评委对每位获奖者都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奖项不仅表彰了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初步成果，也认可了他们在历史学探索中展现出的问题意识、创新思维和科研潜力。这一环节不仅为学生的努力提供了认可，更激励大家在学术道路上持续追求卓越。
总体而言，本次工作坊贯穿学术交流、思维碰撞与实践探索的全过程，充分展现了本科生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初步专业训练与创新潜力。通过论坛、圆桌讨论、自由发言及颁奖环节，同学们不仅锤炼了学术表达和批判思维，也深化了对历史学学科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理解。专家们的点评与指导，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发，推动他们在未来学术道路上更好地平衡专业深度、跨学科视野与可转移技能。本次活动再次证明，历史学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思维方式、分析能力与文化理解力的塑造。无论面对传统文献还是数字化工具，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实践中，历史学训练所培养的洞察力、批判力与表达力，都将为学生未来学术发展与社会参与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大湾区高校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示范，彰显了历史学教育在塑造思维、培育人才、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