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曾多次带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事如王媛媛、王纯、胡文波等去北京坐落在干面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拜访蔡美彪先生。然而偏偏与陈高华先生的初识开始最迟，1983年的南大定稿会议他没去，1986年的元史第二届年会他也没去，直到1997年，本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发布会时，蔡美彪、杨讷和他三人联袂与会，我才第一次得见他。一，《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约34万字；二，《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约39万字；三，《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44.
我认识蔡美彪、周清澍、陈得芝、杨讷诸先生，是在1983年去南京大学为《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定稿时，但那次，陈高华却没来。
我曾多次带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事如王媛媛、王纯、胡文波等去北京坐落在干面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拜访蔡美彪先生。每当谈完正事告辞时，蔡先生总是客气地送我们到楼道的电梯口。他几次感慨地跟我说：“你和我们这些人都很熟悉。”他说的“我们这些人”是指元史界的那些耆宿，如二周（周清澍、周良霄），二陈（陈得芝、陈高华），一杨（杨讷）等人。如果从1983年我结识蔡公等算起，已历四十余年而绵延不辍。然而偏偏与陈高华先生的初识开始最迟，1983年的南大定稿会议他没去，1986年的元史第二届年会他也没去，直到1997年，本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发布会时，蔡美彪、杨讷和他三人联袂与会，我才第一次得见他。
陈高华是浙江温岭人，生于1938年，肖虎。从小学始，已移居上海，在沪上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1955年，华东师大一附中的学生杨讷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个年代，高考的录取名单都在报上刊布公示，陈高华虽与杨讷并不相识，但也受到激励，两年后如愿以偿，步武后尘，也入学北大历史系。
那个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的研究讨论很热门。所谓“五朵金花”，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以下五个专题的研讨：一，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三，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汉民族形成问题。陈高华对其中的第二、三、五个“金花”尤有兴趣，他与杨讷互相切磋后，写成《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政治动向》一文，投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级别最高的杂志《新建设》，并在1964年的第12期刊出。事过十五年，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上课，业师王家范在讲授元明史时，将这篇文章列为必读参考资料之一，予我很深的印象。陈高华勇于表达，论从史出，很快，他在历史研究所的声望已赶上了“学长”杨讷。杨讷曾自嘲是自己“心有旁骛”，“浪费了很多时间”。这当然不谬，但也许不够全面，陈的尖锐、敏捷，勇于坦露，是杨所不及的。“文革”之前，陈高华在北大尚未毕业，已被内定为“白专”典型，他虽有风闻却并不惧之，依然我行我素，搞他的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当“文革”的大浪汹涌而至，陈对政治斗争退避三舍，选择了辽金元代画家史料作专题研究，孜孜矻矻，以不虚度一日为目标。
陈高华在元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1989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收录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条目中，有陈得芝的专条。彼时陈得芝已有五十余篇蒙元历史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元史领域中，除稍长他六岁的蔡美彪外，似已无出其右者。但陈得芝仍谦虚地说：“陈高华都没有进去（指《大百科》），我怎么能进去呢！”
陈高华自北大毕业后，先是与杨讷、白钢等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全书辑录了几乎所有的保存于各种大小典籍的有关农战史的史料，并列出史料来源，交代版本、卷帙，不作分析批判，完全是提供客观的历史记述。全书分成四册，共八十余万字。校订精良，检索方便，完全可以取代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相关史料。这种精密的集成性史籍的编纂出版，只有在建国后利用政府组织的先天优势才能完成出版，为之而付出辛勤劳动，乃至影响了自己科研成果的发表。
陈高华的前期科研也是从农战史起步的。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时，就按王家范老师所开书目，读过陈高华的论文。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为标识开端的中国农民起义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1949年后，在史学领域校点整理出版了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的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规模巨大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据杨讷告诉我，他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查阅过这套《农战史史料汇编》，非常佩服中华书局责任编辑严密深邃的构思设计，以及慎终如始的严肃认真。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许是“五朵金花”中开放得最为绚丽的一支，但是物极必反，1965年孙达人发表文章，否定农战史中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一定的“让步政策”，而只有更疯狂的反攻倒算政策，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论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认识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个可供讨论商榷的学术问题。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学术也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赵俪生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农战史研究生孙祚民就受到过“拔高”的政治训斥：“你吃着农民种的粮食，却不为农民说话，良心何在？”在这种气氛下，陈高华与杨讷、白钢等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后不得不收手了。
陈高华在北大修业期间就受翁独健先生影响，对元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知道《元史·食货志》修撰草率匆忙，留下了很多疑窦，他下决心补足史书记载的缺陷。他在元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研究了盐政，研究了元代的户等制，又专题论述了站户、军户，探讨了元代的税粮制度，以及酒醋课，以及元朝的和雇与和买。他的笔锋触及元代经济史的各个层面，甚至旁涉元代的常平仓和义仓。他还注意宏观的鸟瞰研究，注意宋元海外贸易，不忘元代的流民问题等等。他甚至连1997年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哈刺浩特元代文献也作了考释，发表了《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蔡美彪称赞陈高华的元代经济史的研究为这一学科“奠立了一块基石”。
陈高华从元代经济关系入手，对元的阶级矛盾、文化现象都有了更深刻的分析与理解。他对蒙金宋关系史的解释（参见他的《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深入细微，令人折服。他的《王檝使宋事实考略》，对蒙宋关系史考辨非常精彩。他是不轻易写书的，从他199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惜墨如金。我曾查询他的结集著作，得知截至2024年，他一共出版了五本论文集，目录如下：
一，《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约34万字；
二，《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约39万字；
三，《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44.4万字；
四，《元朝史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34万字；
五，《元代佛教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约30万字。
除了两三本与友人合著的专题书外，如与吴泰合著的《宋元海外贸易史》，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陈高华一心一意地单独著文，阐述他的元代经济史、阶级关系史的诸多理念。我刚入学华东师大历史系时，很佩服有洋洋大观的专著的教授，如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认定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时日久了，方知这些专著毕竟要用很多篇幅铺叙史事，受此限制，对所论问题鞭辟就不易深入。不如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隋唐史三论》所叙深刻。自然，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陈高华就很称赞杨讷长达近十万字的论文《元代白莲教研究》，说“杨纳一出手就是精品”，叹为难得。
陈高华很注意研究动态，凡有新的发现，他常常敏锐地注意到。我记得荣新江曾称赞旅居香港的饶宗颐先生，虽然已经九十多岁，反应还是很灵敏，无论聊天还是吃饭，同桌者一谈起学术与新发现，饶公的“耳朵马上竖起来了”！我也亲见陈高华与荣新江指导的博士生王媛媛女士谈起摩尼教的研究，陈高华感慨这个问题的许多疑团无法解决即突破，是因为史料太少。未知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王媛媛等广泛涉猎了西方学者成果的帮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么？
凡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都对新材料背后反映的新问题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元史与宋史联合在广州、珠海召开年会，陈高华被选为新一届的元史学会会长。针对元史界年轻一代感慨二陈（陈高华、陈得芝）二周（周清澍、周良霄）成果太大，覆盖面太广，“把一些研究课题都搞光了”的议论，他在会上勉励后来者说，不可能搞光的，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不少与宋元社会结构有关的政治经济文书，值得我们去探索。
陈高华在八十年代与杨讷联名开始招收元史方向的研究生。我曾经听杨讷讲述他们的摸索甘苦经历，有些体会都是非亲身经历而不知者。陈高华的第一位博士弟子刘晓在他的长文《记业师陈高华先生》中就记述了陈先生对他的呕心沥血的培养经过。正是陈高华的言传身教，使刘晓、孟彦弘、党宝海一批博士弟子受到了熏陶，受到身教与言教，共同付出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元典章》的点校整理工作。
陈高华的学术探索永远不会停。1998年《历史研究》第1期上刊发了他的《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一文。本文大量征引了元人的文集史料，这是一个鲜为人关注的史料宝库。一向少有人关注。因为需要很大的精力投入去阅读时人的文章，仔细分辨，搜检信息，而所得往往十不偿一。向喜与同人“比武”的王颋，读了此文后也不得不承认，读元人文集最多者第一是陈高华。那些年，《中华文史论丛》已恢复刊号出版，我们每年乘北京召开两会之机，都赴京约请《论丛》的编委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对《论丛》的工作提出批评，陈高华每次都乘兴而来。
1997年的4月下旬，《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北京召开新书出版首发式。这批出自额济纳旗的宋辽夏金元时期的珍贵文献与世人见面。在京的著名学者蔡美彪、杨讷、陈高华都来表示祝贺。1997年，宋史与元史学会两家合办在广州与珠海召开了年会，参会的代表特别多。两个会议有分有合，形式灵活多变。元史会上，已经接任会长的陈高华首先致辞，他坦诚地以带江浙口音的温岭方言说：“我是个南人，很惭愧，普通话没有学好！”反而觉得亲切。他叙述了学会在蔡公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尤其谈到学者个人的成果出版，如提到了四十万字的周良霄的《元朝史》，我瞥见前排的周氏本人，只见他露出了微笑，颔首示意。良霄先生是个名士，他面带得色，似乎并不客套推辞。据陈高华会后说，他综述学者成果时，遗漏了对南开大学李治安的表彰。李是元史名誉会长杨志玖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又作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修订，《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就职报告漏了这个内容，这使一向乐于提携后进的他感到不安，数次向李治安打招呼，表达歉疚之情。
我在广州元史会议时，与陈高华聊天，谈起黑水城文献出版会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杨艳丽女士说起，克恰诺夫写了本成吉思汗传，他已将此书的中文翻译版权授予了杨女士。我略带好奇地向陈高华提起此事，也略有夸赞之情。不想陈高华不假辞色地说：“成吉思汗有什么好再写的？”令我愕然。那次陈高华偶尔与我谈起收入，他问我，“你现在在社里月收入多少钱？”我告诉他，“约1900元。”这是包括各种津贴在内的月总收入。他不假思索地说：“不错啊！像我和蔡美彪是社科院最高的研究员工资，也就这个数！”我马上接口说：“陈先生，话不能这么说，我拿这些钱，要做很多事。”我的意思是，出版社这样的事业性质的企业管理机构，纳税负担很重，不少项目没有国家补贴，连回收投资都不容易，这和国家级研究机构是完全不同的。陈听后不语，若有所思。
本社的品牌学术杂志《中华文史论丛》（简称《论丛》），创刊于1962年，几十年来，与北京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雄踞大江南北，为繁荣中国学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世纪，本社社领导班子经深思熟虑，作出恢复刊号出版的重大决策。于是商定了邀请海内外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决定本刊的编辑方针、组稿、审稿等事项。当我奉命向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编委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一口答应出任《论丛》的编委，并说：“我觉得很光荣。”我向他通报了编委会委员名单，又提到社里决定聘张国刚、葛兆光、赵昌平和我担任执行编委，主持日常工作。陈先生添上了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有你在就一定搞得好！”我当时听了真有不负他信任的知遇之感！开始恢复刊号出版的几年内，我们是朝乾夕惕，丝毫不敢大意，真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陈高华也是倾全力支持，他的论文《再论元代阿西僧人杨琏真加》与李学勤、朱维铮、陈尚君、朱瑞熙等文章一起组成了醒目的强大组合，很快就使《论丛》站稳了脚跟，台湾“中研院”审选大陆的学术期刊发文质量排名，《论丛》多年来一直位居前列，这使我们很自豪，当然更不敢懈怠。2010年，《论丛》出刊一百期，我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篇短文《百期感言致读者》，我深知今后的《论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走一步都离不开陈高华等编委的扶掖帮助。我写这篇小文既是述说他对《论丛》的支持，表示不敢忘怀之情，也是对他健康长寿的由衷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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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蔡美彪、周清澍、陈得芝、杨讷诸先生，是在1983年去南京大学为《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定稿时，但那次，陈高华却没来。
我曾多次带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事如王媛媛、王纯、胡文波等去北京坐落在干面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拜访蔡美彪先生。每当谈完正事告辞时，蔡先生总是客气地送我们到楼道的电梯口。他几次感慨地跟我说：“你和我们这些人都很熟悉。”他说的“我们这些人”是指元史界的那些耆宿，如二周（周清澍、周良霄），二陈（陈得芝、陈高华），一杨（杨讷）等人。如果从1983年我结识蔡公等算起，已历四十余年而绵延不辍。然而偏偏与陈高华先生的初识开始最迟，1983年的南大定稿会议他没去，1986年的元史第二届年会他也没去，直到1997年，本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发布会时，蔡美彪、杨讷和他三人联袂与会，我才第一次得见他。
陈高华是浙江温岭人，生于1938年，肖虎。从小学始，已移居上海，在沪上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1955年，华东师大一附中的学生杨讷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个年代，高考的录取名单都在报上刊布公示，陈高华虽与杨讷并不相识，但也受到激励，两年后如愿以偿，步武后尘，也入学北大历史系。
那个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的研究讨论很热门。所谓“五朵金花”，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以下五个专题的研讨：一，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三，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汉民族形成问题。陈高华对其中的第二、三、五个“金花”尤有兴趣，他与杨讷互相切磋后，写成《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政治动向》一文，投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级别最高的杂志《新建设》，并在1964年的第12期刊出。事过十五年，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上课，业师王家范在讲授元明史时，将这篇文章列为必读参考资料之一，予我很深的印象。陈高华勇于表达，论从史出，很快，他在历史研究所的声望已赶上了“学长”杨讷。杨讷曾自嘲是自己“心有旁骛”，“浪费了很多时间”。这当然不谬，但也许不够全面，陈的尖锐、敏捷，勇于坦露，是杨所不及的。“文革”之前，陈高华在北大尚未毕业，已被内定为“白专”典型，他虽有风闻却并不惧之，依然我行我素，搞他的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当“文革”的大浪汹涌而至，陈对政治斗争退避三舍，选择了辽金元代画家史料作专题研究，孜孜矻矻，以不虚度一日为目标。
陈高华在元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1989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收录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条目中，有陈得芝的专条。彼时陈得芝已有五十余篇蒙元历史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元史领域中，除稍长他六岁的蔡美彪外，似已无出其右者。但陈得芝仍谦虚地说：“陈高华都没有进去（指《大百科》），我怎么能进去呢！”
陈高华自北大毕业后，先是与杨讷、白钢等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全书辑录了几乎所有的保存于各种大小典籍的有关农战史的史料，并列出史料来源，交代版本、卷帙，不作分析批判，完全是提供客观的历史记述。全书分成四册，共八十余万字。校订精良，检索方便，完全可以取代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相关史料。这种精密的集成性史籍的编纂出版，只有在建国后利用政府组织的先天优势才能完成出版，为之而付出辛勤劳动，乃至影响了自己科研成果的发表。
陈高华的前期科研也是从农战史起步的。我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时，就按王家范老师所开书目，读过陈高华的论文。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为标识开端的中国农民起义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1949年后，在史学领域校点整理出版了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的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规模巨大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据杨讷告诉我，他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查阅过这套《农战史史料汇编》，非常佩服中华书局责任编辑严密深邃的构思设计，以及慎终如始的严肃认真。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许是“五朵金花”中开放得最为绚丽的一支，但是物极必反，1965年孙达人发表文章，否定农战史中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一定的“让步政策”，而只有更疯狂的反攻倒算政策，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论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认识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个可供讨论商榷的学术问题。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学术也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赵俪生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农战史研究生孙祚民就受到过“拔高”的政治训斥：“你吃着农民种的粮食，却不为农民说话，良心何在？”在这种气氛下，陈高华与杨讷、白钢等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后不得不收手了。
陈高华在北大修业期间就受翁独健先生影响，对元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知道《元史·食货志》修撰草率匆忙，留下了很多疑窦，他下决心补足史书记载的缺陷。他在元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研究了盐政，研究了元代的户等制，又专题论述了站户、军户，探讨了元代的税粮制度，以及酒醋课，以及元朝的和雇与和买。他的笔锋触及元代经济史的各个层面，甚至旁涉元代的常平仓和义仓。他还注意宏观的鸟瞰研究，注意宋元海外贸易，不忘元代的流民问题等等。他甚至连1997年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哈刺浩特元代文献也作了考释，发表了《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蔡美彪称赞陈高华的元代经济史的研究为这一学科“奠立了一块基石”。
陈高华从元代经济关系入手，对元的阶级矛盾、文化现象都有了更深刻的分析与理解。他对蒙金宋关系史的解释（参见他的《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深入细微，令人折服。他的《王檝使宋事实考略》，对蒙宋关系史考辨非常精彩。他是不轻易写书的，从他199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惜墨如金。我曾查询他的结集著作，得知截至2024年，他一共出版了五本论文集，目录如下：
一，《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约34万字；
二，《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约39万字；
三，《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44.4万字；
四，《元朝史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34万字；
五，《元代佛教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约30万字。
除了两三本与友人合著的专题书外，如与吴泰合著的《宋元海外贸易史》，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陈高华一心一意地单独著文，阐述他的元代经济史、阶级关系史的诸多理念。我刚入学华东师大历史系时，很佩服有洋洋大观的专著的教授，如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认定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时日久了，方知这些专著毕竟要用很多篇幅铺叙史事，受此限制，对所论问题鞭辟就不易深入。不如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隋唐史三论》所叙深刻。自然，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陈高华就很称赞杨讷长达近十万字的论文《元代白莲教研究》，说“杨纳一出手就是精品”，叹为难得。
陈高华很注意研究动态，凡有新的发现，他常常敏锐地注意到。我记得荣新江曾称赞旅居香港的饶宗颐先生，虽然已经九十多岁，反应还是很灵敏，无论聊天还是吃饭，同桌者一谈起学术与新发现，饶公的“耳朵马上竖起来了”！我也亲见陈高华与荣新江指导的博士生王媛媛女士谈起摩尼教的研究，陈高华感慨这个问题的许多疑团无法解决即突破，是因为史料太少。未知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王媛媛等广泛涉猎了西方学者成果的帮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么？
凡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都对新材料背后反映的新问题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元史与宋史联合在广州、珠海召开年会，陈高华被选为新一届的元史学会会长。针对元史界年轻一代感慨二陈（陈高华、陈得芝）二周（周清澍、周良霄）成果太大，覆盖面太广，“把一些研究课题都搞光了”的议论，他在会上勉励后来者说，不可能搞光的，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不少与宋元社会结构有关的政治经济文书，值得我们去探索。
陈高华在八十年代与杨讷联名开始招收元史方向的研究生。我曾经听杨讷讲述他们的摸索甘苦经历，有些体会都是非亲身经历而不知者。陈高华的第一位博士弟子刘晓在他的长文《记业师陈高华先生》中就记述了陈先生对他的呕心沥血的培养经过。正是陈高华的言传身教，使刘晓、孟彦弘、党宝海一批博士弟子受到了熏陶，受到身教与言教，共同付出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元典章》的点校整理工作。
陈高华的学术探索永远不会停。1998年《历史研究》第1期上刊发了他的《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一文。本文大量征引了元人的文集史料，这是一个鲜为人关注的史料宝库。一向少有人关注。因为需要很大的精力投入去阅读时人的文章，仔细分辨，搜检信息，而所得往往十不偿一。向喜与同人“比武”的王颋，读了此文后也不得不承认，读元人文集最多者第一是陈高华。那些年，《中华文史论丛》已恢复刊号出版，我们每年乘北京召开两会之机，都赴京约请《论丛》的编委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对《论丛》的工作提出批评，陈高华每次都乘兴而来。
1997年的4月下旬，《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北京召开新书出版首发式。这批出自额济纳旗的宋辽夏金元时期的珍贵文献与世人见面。在京的著名学者蔡美彪、杨讷、陈高华都来表示祝贺。1997年，宋史与元史学会两家合办在广州与珠海召开了年会，参会的代表特别多。两个会议有分有合，形式灵活多变。元史会上，已经接任会长的陈高华首先致辞，他坦诚地以带江浙口音的温岭方言说：“我是个南人，很惭愧，普通话没有学好！”反而觉得亲切。他叙述了学会在蔡公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尤其谈到学者个人的成果出版，如提到了四十万字的周良霄的《元朝史》，我瞥见前排的周氏本人，只见他露出了微笑，颔首示意。良霄先生是个名士，他面带得色，似乎并不客套推辞。据陈高华会后说，他综述学者成果时，遗漏了对南开大学李治安的表彰。李是元史名誉会长杨志玖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又作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修订，《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就职报告漏了这个内容，这使一向乐于提携后进的他感到不安，数次向李治安打招呼，表达歉疚之情。
我在广州元史会议时，与陈高华聊天，谈起黑水城文献出版会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杨艳丽女士说起，克恰诺夫写了本成吉思汗传，他已将此书的中文翻译版权授予了杨女士。我略带好奇地向陈高华提起此事，也略有夸赞之情。不想陈高华不假辞色地说：“成吉思汗有什么好再写的？”令我愕然。那次陈高华偶尔与我谈起收入，他问我，“你现在在社里月收入多少钱？”我告诉他，“约1900元。”这是包括各种津贴在内的月总收入。他不假思索地说：“不错啊！像我和蔡美彪是社科院最高的研究员工资，也就这个数！”我马上接口说：“陈先生，话不能这么说，我拿这些钱，要做很多事。”我的意思是，出版社这样的事业性质的企业管理机构，纳税负担很重，不少项目没有国家补贴，连回收投资都不容易，这和国家级研究机构是完全不同的。陈听后不语，若有所思。
本社的品牌学术杂志《中华文史论丛》（简称《论丛》），创刊于1962年，几十年来，与北京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雄踞大江南北，为繁荣中国学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世纪，本社社领导班子经深思熟虑，作出恢复刊号出版的重大决策。于是商定了邀请海内外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决定本刊的编辑方针、组稿、审稿等事项。当我奉命向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编委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一口答应出任《论丛》的编委，并说：“我觉得很光荣。”我向他通报了编委会委员名单，又提到社里决定聘张国刚、葛兆光、赵昌平和我担任执行编委，主持日常工作。陈先生添上了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有你在就一定搞得好！”我当时听了真有不负他信任的知遇之感！开始恢复刊号出版的几年内，我们是朝乾夕惕，丝毫不敢大意，真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陈高华也是倾全力支持，他的论文《再论元代阿西僧人杨琏真加》与李学勤、朱维铮、陈尚君、朱瑞熙等文章一起组成了醒目的强大组合，很快就使《论丛》站稳了脚跟，台湾“中研院”审选大陆的学术期刊发文质量排名，《论丛》多年来一直位居前列，这使我们很自豪，当然更不敢懈怠。2010年，《论丛》出刊一百期，我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篇短文《百期感言致读者》，我深知今后的《论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走一步都离不开陈高华等编委的扶掖帮助。我写这篇小文既是述说他对《论丛》的支持，表示不敢忘怀之情，也是对他健康长寿的由衷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