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胜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的改革已不再足够。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表示，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所在地的防控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全球健康治理的困境。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与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默森（Michael Merson）
汤胜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的改革已不再足够。
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表示，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所在地的防控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全球健康治理的困境。
事实上，为了铸就更强大的全球健康防线，对全球健康治理“主心骨”WHO的改革早已提上日程。据新华社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3日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大会讨论了多项行政议题，包括同意通过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联合进程，对全球健康架构进行改革。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与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默森（Michael Merson）教授日前共同在知名刊物《柳叶刀》上发布了评论文章《转型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改革已不再足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汤胜蓝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WHO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而非局部性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针对WHO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但实际变化大多是渐进式的、小修小补的。在健康资金大幅减少、美国退出WHO、全球卫生格局剧变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能再通过微调来解决。
埃博拉疫情
WHO于5月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月31日，谭德塞正在此次疫情的“震中”刚果（金）伊图里省考察。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次疫情是“自2013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本轮疫情并非突然暴发，而是在地方异常死亡病例持续出现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其实刚果（金）并不缺少应对埃博拉的经验。2018年至2020年的第10轮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其间该国共报告确诊病例3000余例，其中2000多人死亡。上一轮、即第16轮疫情于2025年9月暴发，12月宣告结束，累计报告64例病例，其中45例病例死亡。
此次疫情对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无疑是一场考验，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医疗投入水平低下的问题，导致其卫生系统运转高度依赖外部资金资源。如非洲的健康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7.2%，远低于12.4%的世界平均水平。若外部援助缺位，物资调度、人员派驻、区域联防等关键环节都将陷入停滞。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同时也是对WHO自身效能的一次“压力测试”。当前的埃博拉疫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单一机构能够独立应对，这正是WHO应该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时刻，包括发挥全球协调中枢、技术规范制定以及紧急响应引擎的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谭德塞5月18日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上述改革主要致力于调整WHO、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政府，以及全球卫生领域的相关组织和机构等众多行为者之间的分工、协调与治理关系。
他进而表示，在当前美国退出WHO、全球卫生治理陷入混乱的背景下，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能力已经受到了实质性削弱。“我也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成为一个警示，让成员国和国际社会意识到，一个资金充足、治理结构合理、国家办事处能力匹配需求的世卫组织，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WHO的改革
近些年来，WHO已自主进行了不小规模的改革。据新华社报道，谭德塞2025年4月就曾表示，因“美国拒绝支付2024和2025年评定会费，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削减了官方发展援助，意味着我们在2026至2027双年度将面临5.6亿至6.5亿美元的薪资缺口”。因此，WHO“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工作范围和员工规模”。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2017年到2024年，WHO员工数量增长过快，但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效率的相应提升。相反，新冠大流行、西非埃博拉疫情等多次危机暴露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决策迟缓、责任分散、指导不一致。这些问题不是靠增加预算或增聘人手就能解决的，它们根植于组织架构本身。
汤胜蓝作为学者呼吁WHO加速改革，并不是纸上谈兵。他曾担任WHO驻华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并在WHO日内瓦总部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TDR）担任下属部门的负责人。
汤胜蓝向记者举例，WHO的改革可以从代表处入手。他说，时至如今，WHO在技术能力很强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设立代表处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比如中国、巴西和马来西亚。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本身已拥有强大的国内技术能力、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与WHO国家代表处基于全球卫生策略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相关政策建议相比，这些国家自己往往做得更好、更贴合本地实际。在这些国家仍保留代表处，从资源配置效率和实际达成的影响力效果来看，显然是“不划算”的。
事实上，谭德塞在2025年4月就已表示计划关闭一些位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世卫组织办事处。第一财经记者从多方了解到，WHO驻华代表处已在2025年进行了部分裁员。
但在汤胜蓝看来，目前的“缩减力度还不够”。他解释道，这种缩减措施更多是零星的、被动的，依据他的经验，通常是应某个国家的要求或者预算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套系统性的、基于战略考量的重新布局。
虽然WHO在各国的办事处人员在缩减，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代表处员工工作并不轻松，压力很大，如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很多员工白天需要进行日常工作，晚间因为时差还要回复总部的邮件、参加视频会议等。
汤胜蓝告诉记者，在许多脆弱和低收入国家，WHO办事处往往任务繁重，从技术支持到紧急响应，从政策咨询到项目管理，但有胜任力的员工和资金却远远不够。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办事处在各个方向上都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汤胜蓝最后表示，他并不是主张一夜之间完成WHO的所有改革，例如可以先用试点方式进行差异化国家代表处的设置，再如从强化总部与区域之间的问责机制开始，再逐步推进结构性调整等。
正如他与默森在《柳叶刀》中呼吁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WHO真正完成从“松散联盟”到“统一权威”的转型，在日益碎片化的全球健康格局中重新确立其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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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胜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的改革已不再足够。
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表示，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所在地的防控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全球健康治理的困境。
事实上，为了铸就更强大的全球健康防线，对全球健康治理“主心骨”WHO的改革早已提上日程。据新华社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3日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大会讨论了多项行政议题，包括同意通过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联合进程，对全球健康架构进行改革。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与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默森（Michael Merson）教授日前共同在知名刊物《柳叶刀》上发布了评论文章《转型世界卫生组织：渐进式改革已不再足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汤胜蓝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WHO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而非局部性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针对WHO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但实际变化大多是渐进式的、小修小补的。在健康资金大幅减少、美国退出WHO、全球卫生格局剧变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能再通过微调来解决。
埃博拉疫情
WHO于5月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月31日，谭德塞正在此次疫情的“震中”刚果（金）伊图里省考察。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次疫情是“自2013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本轮疫情并非突然暴发，而是在地方异常死亡病例持续出现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其实刚果（金）并不缺少应对埃博拉的经验。2018年至2020年的第10轮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其间该国共报告确诊病例3000余例，其中2000多人死亡。上一轮、即第16轮疫情于2025年9月暴发，12月宣告结束，累计报告64例病例，其中45例病例死亡。
此次疫情对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无疑是一场考验，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医疗投入水平低下的问题，导致其卫生系统运转高度依赖外部资金资源。如非洲的健康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7.2%，远低于12.4%的世界平均水平。若外部援助缺位，物资调度、人员派驻、区域联防等关键环节都将陷入停滞。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同时也是对WHO自身效能的一次“压力测试”。当前的埃博拉疫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单一机构能够独立应对，这正是WHO应该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时刻，包括发挥全球协调中枢、技术规范制定以及紧急响应引擎的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谭德塞5月18日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上述改革主要致力于调整WHO、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政府，以及全球卫生领域的相关组织和机构等众多行为者之间的分工、协调与治理关系。
他进而表示，在当前美国退出WHO、全球卫生治理陷入混乱的背景下，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能力已经受到了实质性削弱。“我也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成为一个警示，让成员国和国际社会意识到，一个资金充足、治理结构合理、国家办事处能力匹配需求的世卫组织，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WHO的改革
近些年来，WHO已自主进行了不小规模的改革。据新华社报道，谭德塞2025年4月就曾表示，因“美国拒绝支付2024和2025年评定会费，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削减了官方发展援助，意味着我们在2026至2027双年度将面临5.6亿至6.5亿美元的薪资缺口”。因此，WHO“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工作范围和员工规模”。
汤胜蓝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2017年到2024年，WHO员工数量增长过快，但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效率的相应提升。相反，新冠大流行、西非埃博拉疫情等多次危机暴露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决策迟缓、责任分散、指导不一致。这些问题不是靠增加预算或增聘人手就能解决的，它们根植于组织架构本身。
汤胜蓝作为学者呼吁WHO加速改革，并不是纸上谈兵。他曾担任WHO驻华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并在WHO日内瓦总部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TDR）担任下属部门的负责人。
汤胜蓝向记者举例，WHO的改革可以从代表处入手。他说，时至如今，WHO在技术能力很强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设立代表处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比如中国、巴西和马来西亚。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本身已拥有强大的国内技术能力、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与WHO国家代表处基于全球卫生策略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相关政策建议相比，这些国家自己往往做得更好、更贴合本地实际。在这些国家仍保留代表处，从资源配置效率和实际达成的影响力效果来看，显然是“不划算”的。
事实上，谭德塞在2025年4月就已表示计划关闭一些位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世卫组织办事处。第一财经记者从多方了解到，WHO驻华代表处已在2025年进行了部分裁员。
但在汤胜蓝看来，目前的“缩减力度还不够”。他解释道，这种缩减措施更多是零星的、被动的，依据他的经验，通常是应某个国家的要求或者预算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套系统性的、基于战略考量的重新布局。
虽然WHO在各国的办事处人员在缩减，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代表处员工工作并不轻松，压力很大，如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很多员工白天需要进行日常工作，晚间因为时差还要回复总部的邮件、参加视频会议等。
汤胜蓝告诉记者，在许多脆弱和低收入国家，WHO办事处往往任务繁重，从技术支持到紧急响应，从政策咨询到项目管理，但有胜任力的员工和资金却远远不够。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办事处在各个方向上都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汤胜蓝最后表示，他并不是主张一夜之间完成WHO的所有改革，例如可以先用试点方式进行差异化国家代表处的设置，再如从强化总部与区域之间的问责机制开始，再逐步推进结构性调整等。
正如他与默森在《柳叶刀》中呼吁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WHO真正完成从“松散联盟”到“统一权威”的转型，在日益碎片化的全球健康格局中重新确立其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