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这是1894年发生的事，是一件轰动全法国，然后波及全欧洲的大事，因为德雷福斯在法国军队里官至高位，拥有社会威望，却被揭露是德国间谍，在搞阴谋要颠覆法国。今年4月是弗洛伊德170周年诞辰。最初级的原因是：德雷福斯事件“持续发酵”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在写《梦的解析》，随即是《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弗洛伊德对于现代人的诊断，实际上已牢牢地嵌在了人们的话语和思维之中。

犹太人德雷福斯，被囚禁于魔鬼岛。魔鬼岛是法国流放犯人的地方。这是1894年发生的事，是一件轰动全法国，然后波及全欧洲的大事，因为德雷福斯在法国军队里官至高位，拥有社会威望，却被揭露是德国间谍，在搞阴谋要颠覆法国。法国人立刻分裂了，一部分人坚持要以揪出德雷福斯为契机，彻底整肃军队，让法国“再次伟大”；另一部分人则坚信德雷福斯是被冤枉的，他没有背叛国家，反而是那些叫嚣着把他打倒的人，背叛了法国从大革命以来就树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精神。

今年4月是弗洛伊德170周年诞辰。但这篇纪念文章，我想从德雷福斯事件说起。最初级的原因是：德雷福斯事件“持续发酵”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在写《梦的解析》，随即是《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在《诙谐》中，弗洛伊德讲了他做的一系列的梦，其中最后一个，就是有关德雷福斯的。

悬崖上的犹太人

他说，他梦见一个人，站在一片大海中耸起的悬崖上，那场景就像博克林（瑞士画家，1901年去世）的画。那是德雷福斯。“我刚刚得到英国亲戚那里来的消息。”无疑，那消息就是德雷福斯被流放到了魔鬼岛。

弗洛伊德梦见了德雷福斯？并没有。他是说，他先做了这个梦，然后，恰在此时，获得了有关德雷福斯被流放的消息。即使他把两者联系到了一起，他也没有说，自己如何同情德雷福斯，同情他独自被困海中悬崖，悬于大陆之外，孤独，蒙受着被强加的耻辱，等等。

不，他没有加入法国的“德雷福斯党人”，更没有像爱弥尔·左拉那样酝酿一份“我控诉”；不过，身为一个维也纳犹太人，他可以体会，在法国的“舆情”里，法国的犹太人眼下的心绪怎样。弗洛伊德由此思考一些事关所有人的事情，这些事的核心，就是“社会化”。

“社会化”会迫使个体指控自己。德雷福斯一出事，所有的犹太人都面临压力。他们一下子对身边的人有了负疚感：他们若要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必然越描越黑，于是他们厌憎自己，在内心中指控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有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犹太人，想站出来，明确地为德雷福斯辩护，但他们要格外小心，不能做那些在“正宗的”法国人眼里可疑的、鬼鬼祟祟的事情，比如说，不能随处祷告，不能进行犹太灵修，不能穿传统的宗教服饰。

也就是说，他们得避免“表现为”犹太人。可想而知这会带来怎样的自憎自抑。

但这公平吗？你本来是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过往，有自己的习惯、表达方式和是非判断。但你在社会中生存，这一事实决定了你的首要考虑，那就是：避免引起别人对你的反感。为此，单单遵守法律和公序、待人接物友善还不够，你还得经常压抑自己的身份：改变口音、避谈年龄、隐藏信仰……因为一个社会里存在对口音、年龄、信仰、职业、肤色等的种种看法，它们往往呈现为消极和敌意。

可是那些东西又不是外在的，它们是你的一部分，构成了你的“自我”。你压抑它们，你就是反对自己。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他不仅看到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反犹始终是一股潜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突然迸发出来，殃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的犹太社区；他还看到，对反犹的恐惧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构成了致病的魔鬼——而他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各种诊疗。

一旦“社会化”了，人就不再清白

1896年，弗洛伊德首次创造了“精神分析”诊疗法。他雄心勃勃地要将它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但他一直在警惕一种危险：人们把精神分析看作“犹太的”。这会引起大麻烦，让人感觉它离奇神秘，关系到某些阴谋，类似中国人会把医疗偏方和“老军医”之类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一隐忧，他的奥地利同胞——小说家茨威格深切地体会到了。茨威格写了许多有名的名人传记。在写弗洛伊德那一本时，茨威格只字不提“犹太”，他把精神分析写成是弗洛伊德为所有人而发明，分析的是所有人，没有族群之分。

如果你有意识地回避自身固有的东西，那就表明你屈服了，你用同自己的斗争，用对自己采取的压抑，来同意社会的看法——你凭此来感到安全。

弗洛伊德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诙谐》一书，主题讲的是笑话，可是内容绝不轻松。弗洛伊德对民间笑话一向感兴趣，在书中他给笑话分了七类，做出精准的描述。他着重说到了下流笑话，这时，他又一次提到了德雷福斯。他说，在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众多的“一句话笑话”中，有这么一则，据说是出自一个“医生同行”之口：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德雷福斯。军队不相信她是清白的。”

笑话的要义在于“清白”一词，英文是innocent；“清白”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语境里，表示“没有撒谎”“没有犯错”“忠诚”；而在“这个女孩”的语境里，表示“没有性经验”。

德雷福斯无法自证他的清白，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身份本身就是有罪的；“这个女孩”也无法自证她的清白，因为她是——女孩。在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和地点——19世纪末的维也纳，厌女和反犹几乎是并驾齐驱的，社会对犹太人的很多偏见和社会针对女性的偏见，有着很大的重合。正如德雷福斯被怀疑是间谍，所有的犹太人就都会被怀疑正在做什么隐秘勾当一样，男人总会被怀疑为不男不女、阴鸷、“心怀鬼胎”（这个词语显然阴险地指向了女性）；而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她们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当时的文艺作品里，女性代表着非理性，代表着原始欲望、勾引、阴谋和攫取权力。大众爱读这样的故事，女性或许还尤其爱读——不妨想一想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谴责这些，不如把自己放回弗洛伊德的时代，去体会这些话语。在德雷福斯受到公审的年代，谁要是说出“这个女孩让我想起德雷福斯”，周围的人一定是捧腹大笑。但不妨继续想下去：你看到一群人捧腹大笑，一定会好奇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若不跟你分享，你会觉得受了排斥；如果他们拉你“入伙”，则意味着让你加入他们的秘密团体，分享对一个不可言传的东西的“心领神会”。

笑声表明一种优越感。但是，无需弗洛伊德强调，我们也能承认，优越感只是一时的释放，被群嘲的对象充当了受害者，但发笑之人也不过是暂时与其“切割”开来，站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实际上，反犹的人中有犹太人，厌女的人里也有女性，俏皮话所打击的人，一定会延及所有。难道“清白”与否仅仅是女性需要消化的郁闷，男人就只管窃喜了吗？想想前些年的“me too”，当它走向极端的时候，所有男人都被判有罪，就像德雷福斯事件让所有犹太人都有了负罪感。

一旦把自己“社会化”了，人就不再清白，因为，人会隐藏和压抑，以免让别人看到他们不喜欢看到的东西；这种压抑，虽然表示一个人受到了训练后“懂事”了，但弗洛伊德一针见血地说，压抑，就表示人承认自己有罪。别的不说，像他自己，作为一个维也纳的“同化”犹太人，成长过程可谓顺利，然而“同化”是为了什么，又带来了怎样的心理后果呢？

要同化，就需要克制自身的“犹太性”。同化之前，犹太人为自己在社会里的边缘处境担忧，同化之后，又活在被揭露出来的恐惧之中。看，德雷福斯不是被揭露了吗？人们说他是叛徒，是阴谋家。他即便日后被证明是清白的，也已经不清白了，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事件的结果，法庭判他无罪。但清白没有回到他的身上，实际上，整件事使“清白”一词失去了人心中的重量，因为阴谋论总有人信，每个人都有被指控的可能。

“治愈”不可能，但我们需要交流

弗洛伊德没有为德雷福斯的平安复职表达任何宽慰，因为他的思考锋芒，已经探入了一个极为幽暗的空间——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不可能再拔回到浅层。“我们都病了”——他在《精神分析引论》里如是说。这病，或称为“神经官能症”，说起来复杂，本质上是把现代人判了一个万劫不复的精神处境。以犹太人为例，现代人都害怕被排斥，被边缘化，通过各种自欺、自抑、自我指控，来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但被抑制的东西并不会消失。

那么，精神分析治疗又是怎样的呢？怎样才算是治愈呢？

那要通过一种相当辛苦的自我认识，按我的看法，接受分析，就要重复一遍弗洛伊德写《梦的解析》时所经历的艰苦的过程。彼得·盖伊在《弗洛伊德传》里说得精准：这本书，“是一本既坦率又谨慎的自传，书中所揭露的或是所遗漏的，都一样令人极为好奇”。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进行治疗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自己。在分析中，精神分析师让患者躺下，打开头脑，自由回忆和联想，让有意识压抑的东西释放出来——它们有各种形态的表现，梦境只是其中之一。

弗洛伊德所举的一些例子，往往显得极端：那些临床案例里唤出的梦境，往往跟性冲动、性幻想有关，显得可耻而愚蠢。这些案例的传播，自然给精神分析招来了刻板印象。很多时候，分析是过度的、冗长的，对“揭露的”和“遗漏的”进行同等的追究，一定要从各种词不达意的表达中榨出不可告人的冲动。它断言，这些被逐出视野的东西，是因为恐惧而遭压抑的东西；它们凭着被压抑来掌控个体，引起了各种官能症状。

这种滴水不漏的推理，有时令人毛骨悚然（精神分析还会“补刀”说，你越害怕越证明你不敢面对真相）。于是，精神分析理论在最近半个世纪里频频遭到质疑甚至唾弃，就不意外了，它被斥为一套“虚构”，弗洛伊德是个“文学家”——尽管他的学说启发了一大批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

不过，如一位知名的精神分析师、作家亚当·菲利普斯，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所说：

“精神分析的起始点，应该相信并没有‘治愈’这一说，而是我们需要更多不同方式与自己相处。对于这些所谓的自我，我们也需要不同的描述方式。精神分析的治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有用’跟这个词平时的用法不太一样。它当然要应对人类的苦痛……精神分析学认为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有好大一部分的人类苦痛是解决不了的。”

菲利普斯讲，精神分析使人认识到，我们能对自己、对人生做出的改变，是很少很少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典型的“解体”年代，应该更能获得共识。弗洛伊德创造或常用的那些术语，包括最有名的“本我”“自我”“超我”，以及“潜意识”“恋母情结”，还有“压抑”“逃避”“恐X症”，等等，都是消极意义的，指认它们，也无法消灭它们的致病影响，它们只能使一个人拥有省察的工具，乃至于保持所谓的“觉知”。

弗洛伊德对于现代人的诊断，实际上已牢牢地嵌在了人们的话语和思维之中，例如一些为人父母者，就会观察孩子“社会化”的过程，抱着忧心；对于那些暂时消失了的恶习、怪癖、行为方式，他们会知道，它们只是被“压抑”了，早晚要回归。

如果我们同意菲利普斯的话——有了压抑，“治愈”就不可能——那为什么还需要精神分析呢？

我想，根本上，是因为人还需要面对面地交流，这不仅是为了“连接”，而且是为了感受作为艺术的谈话。如果你不以“治愈”为目的，而去寻求精神分析的帮助，那么，幸运的话，你大概还会发现分析师需要你要胜过你需要他。成功的精神分析，绝对是双向的，就像成功的教育是“教学相长”一样，治者和被治者，角色是一直在互换的。在英国，马雷斯菲尔德庄园20号弗洛伊德的故居里，那张著名的咨询沙发并不是病床，让你单向地交出全部身体和头脑，而是吸引着你躺下，去解读它的主人。

在弗洛伊德的梦境里，那个悬崖上伫立的人物，未必是德雷福斯——他从未这样断定过。梦境表现为文字，不是一幅图像或一个视频，故此，也永远是不可靠的叙述。事实上，弗洛伊德否定了“可靠”，正如他否定“清白”一样，他把写《梦的解析》的权利交给了每个现代人，告诉我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