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蒋礼】编者的话：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2026年也是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前往非洲多国博物馆，探寻蕴藏其中的中国记忆；本报记者在中国博物馆的中非文物“对话式”展览中，感受远古文明之间的深刻脉络。从非洲展厅的青花瓷器，到中国馆藏的非洲面具，这些历史的珍宝不仅搭建了一座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更让我们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远比想象中更近。 从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纪念馆，到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再到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中国文物穿越时光，悄然勾勒出一条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当代中非人文合作的历史脉络。 “中国船如海上宫殿” 在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一座并不算大的白色建筑静静伫立，那便是伊本·白图泰纪念馆。走进馆内，淡黄色灯光洒在一幅巨大的路线图上。一条红色线路，从北非一路延伸至中东、东非、印度、东南亚，最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 “很多摩洛哥孩子第一次知道中国，就是从伊本·白图泰开始的。”馆内讲解员卡里姆微笑着对记者说。生于1304年的伊本·白图泰是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旅行家之一，用近30年时间游历欧亚非地区，行程超过12万公里。在摩洛哥人眼中，他不仅是民族骄傲，更是连接阿拉伯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馆中，关于中国的展品占据着重要位置。展厅中央，摆放着一艘按元代海船比例缩小制作的模型。船帆高悬，船身宽大，一旁的阿拉伯文介绍牌引用伊本·白图泰的原话：“中国船只如同海上的宫殿。” 展厅另一侧，陈列着《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复制本。泛黄纸页上，详细记录着他在中国的见闻：泉州港内“千帆云集”，广州商业“昼夜不息”，杭州“如同人间花园”，不一而足。卡里姆翻开一页手稿介绍说，“伊本·白图泰提到，中国大型海船有严格管理制度，货物登记详细，港口运行高效。对于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者来说，这是极为先进的海洋文明。” 不少摩洛哥学者认为，伊本·白图泰关于中国的记载，不仅是旅行文学，更是中非文明交流的重要史料。摩洛哥历史学家拉希德告诉记者：“很多人以为古代世界彼此封闭，但事实上，14世纪的印度洋已经形成成熟的贸易体系。中国与东非海岸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伊本·白图泰看到的中国，正是那个时代全球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中心之一。 郑和留下和平记忆 非洲博物馆里的“中国印象”还与另一位中国航海家紧密相连——郑和。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庞大船队穿越印度洋，最远抵达东非海岸。而今，在埃及开罗扎马利克岛的一座瓷器博物馆内，记者看到一只明代青花瓷碗。碗沿已经斑驳，但釉色依旧温润。 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历史学教授法鲁克告诉记者：“郑和船队留给非洲最深的印象，是和平贸易。”在他看来，郑和与后来欧洲殖民船队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航行目的。“郑和带来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瓷器、丝绸、茶叶与交流。这种和平航海的历史记忆，在很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有影响。” 散落非洲的“中国碎片” 如果说伊本·白图泰和郑和留下的是古老回忆，那么那些出土于东非海岸的中国瓷器，则是可以触摸的历史证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大量来自东非沿海遗址的瓷器碎片。展柜说明显示，这些瓷器不少来自中国龙泉窑及明代外销瓷。馆内研究员恩乔罗格告诉记者：“这些瓷器并不是偶然漂来的，它们属于一个持续数百年的海洋贸易网络。”在今天肯尼亚的拉穆、马林迪以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 “很多东非沿海贵族曾把中国瓷器视为身份象征。”恩乔罗格说，更特别的是，这些瓷器后来逐渐融入东非本地建筑文化。恩乔罗格介绍，在拉穆古城的一些老宅中，至今仍能看到嵌入墙体的中国瓷盘。部分清真寺门楣与墓葬装饰中，也镶嵌着中国瓷器。“它们后来不仅仅是餐具，还成为非洲建筑美学的一部分。”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石头城的王宫博物馆内，一整面墙展示着不同年代出土的亚洲瓷器，其中中国瓷器占据相当大比例。当地考古遗址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元代龙泉青瓷、明代青花瓷以及可能来自福建地区的外销瓷。“这些瓷器说明，当时东非已经深度融入印度洋贸易体系。”馆内讲解员萨利姆说。中国瓷器甚至影响了东非部分审美传统。坦桑尼亚历史研究者穆特瓦表示：“东非沿海社会长期崇尚蓝白色装饰，或许与中国青花瓷有关，这种跨文化影响值得研究。” 在马达加斯加东北部沃赫马尔遗址，法国与马达加斯加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当地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瓷器主要来自中国明代，并通过斯瓦希里海岸贸易网络进入马达加斯加。“有些瓷器甚至保存得非常完整。”马达加斯加考古研究员拉库图马纳纳告诉记者，“它们让我们看到，当时印度洋贸易比想象中更加繁荣。”南部非洲同样存在类似发现。在南非林波波河流域的马蓬古布韦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来自亚洲的玻璃珠和贸易物品。有学者认为，其中部分贸易网络与中国海贸体系存在关联。“海洋从来不是隔绝文明的屏障。”莫桑比克历史学者马蒂亚斯说，“它更像一条流动的道路。”埃及《东方报》称，当这些瓷器被摆进非洲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它们所呈现的不仅是贸易史，更像一段关于文明相遇的记忆，也是中华文明在非洲传播的历史证据。 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由中国政府援建，于2018年正式开放。如今，它已成为西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该馆馆长哈姆迪表示：“这些都说明，中非之间的文明交流，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非洲木雕与楚文化图腾的“对话” 从非洲木雕、祭祀面具，到当代非洲艺术，越来越多非洲文化元素正在进入中国的博物馆，成为中国民众了解非洲文明的窗口。今年4月，中国美术馆推出非洲木雕馆藏展，集中呈现来自刚果（金）、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的木雕、铜雕与绘画作品。展览并未单纯强调“异域风格”，而是试图从家庭、劳动、仪式、精神信仰等主题切入，呈现非洲艺术背后的生活与文化结构。 “近年来随着中非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博物馆有关非洲文明的展览明显变多，”博物馆与社会文物传播中心主任、《博物馆周刊》主编崔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非洲木雕、面具这类展品，视觉特点鲜明，容易吸引观众。很多人最开始会被它们独特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吸引，但实际上，这些文物背后还蕴含着历史、礼仪、社会文化等内容。”不少博物馆更加重视背景信息与文化语境的呈现，希望观众不仅“看造型”，也能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这种“放回文化背景里”的展陈方式非常重要。 文物美学解读学者、传统纹样艺术品创作者朱立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去年在大同市博物馆的一次偶然经历，让他开始系统关注非洲木雕和面具。“我在一个展厅里看到了大量非洲面具和木雕。”朱立刚说，此前他一直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的小东西”。但现场很多非洲面具高达数米，有些甚至并非佩戴于面部，而是作为仪式与精神象征存在。这种冲击，让他联想到中国的三星堆文化。“很多文明在早期阶段，其实都有某种相通的精神表达。”朱立刚表示，非洲面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其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看到非洲面具，会觉得它造型粗犷、色彩大胆，但如果你仔细去中国的博物馆看，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文化表达。”例如藏族羌姆面具、彝族祭祀面具，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与仪式属性。 朱立刚认为，非洲很多面具最初也是用于祭祀，人们相信戴上面具后，可以成为人与祖先、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这一点其实和中国商代、西周时期的一些祭祀文化很像。”而这种“相似性”，也正在成为中国博物馆重新讲述非洲文化的一种新角度。 过去，在西方语境中，非洲艺术常常被简单归类为“原始艺术”或“部落艺术”。但在中国的博物馆中，越来越多展览开始尝试把非洲艺术放入“文明互鉴”的框架下理解。在一些博物馆，非洲木雕会与中国木雕、楚文化图腾甚至少数民族面具形成“对话式展示”，强调不同文明在生命观与自然观上的共通性。大家就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层联系。 这种联系也不断扩展至博物馆之外。崔波提到，“中非正开展联合策展、文物保护、数字展览等多领域合作。”这种变化背后，是中非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带来的新需求。朱立刚认为，博物馆正成为一种更具体、更日常的文化连接方式，让人们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近。
【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蒋礼】编者的话：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2026年也是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前往非洲多国博物馆，探寻蕴藏其中的中国记忆；本报记者在中国博物馆的中非文物“对话式”展览中，感受远古文明之间的深刻脉络。从非洲展厅的青花瓷器，到中国馆藏的非洲面具，这些历史的珍宝不仅搭建了一座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更让我们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远比想象中更近。
从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纪念馆，到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再到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中国文物穿越时光，悄然勾勒出一条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当代中非人文合作的历史脉络。
“中国船如海上宫殿”
在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一座并不算大的白色建筑静静伫立，那便是伊本·白图泰纪念馆。走进馆内，淡黄色灯光洒在一幅巨大的路线图上。一条红色线路，从北非一路延伸至中东、东非、印度、东南亚，最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
“很多摩洛哥孩子第一次知道中国，就是从伊本·白图泰开始的。”馆内讲解员卡里姆微笑着对记者说。生于1304年的伊本·白图泰是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旅行家之一，用近30年时间游历欧亚非地区，行程超过12万公里。在摩洛哥人眼中，他不仅是民族骄傲，更是连接阿拉伯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馆中，关于中国的展品占据着重要位置。展厅中央，摆放着一艘按元代海船比例缩小制作的模型。船帆高悬，船身宽大，一旁的阿拉伯文介绍牌引用伊本·白图泰的原话：“中国船只如同海上的宫殿。”
展厅另一侧，陈列着《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复制本。泛黄纸页上，详细记录着他在中国的见闻：泉州港内“千帆云集”，广州商业“昼夜不息”，杭州“如同人间花园”，不一而足。卡里姆翻开一页手稿介绍说，“伊本·白图泰提到，中国大型海船有严格管理制度，货物登记详细，港口运行高效。对于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者来说，这是极为先进的海洋文明。”
不少摩洛哥学者认为，伊本·白图泰关于中国的记载，不仅是旅行文学，更是中非文明交流的重要史料。摩洛哥历史学家拉希德告诉记者：“很多人以为古代世界彼此封闭，但事实上，14世纪的印度洋已经形成成熟的贸易体系。中国与东非海岸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伊本·白图泰看到的中国，正是那个时代全球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中心之一。
郑和留下和平记忆
非洲博物馆里的“中国印象”还与另一位中国航海家紧密相连——郑和。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庞大船队穿越印度洋，最远抵达东非海岸。而今，在埃及开罗扎马利克岛的一座瓷器博物馆内，记者看到一只明代青花瓷碗。碗沿已经斑驳，但釉色依旧温润。
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历史学教授法鲁克告诉记者：“郑和船队留给非洲最深的印象，是和平贸易。”在他看来，郑和与后来欧洲殖民船队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航行目的。“郑和带来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瓷器、丝绸、茶叶与交流。这种和平航海的历史记忆，在很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有影响。”
散落非洲的“中国碎片”
如果说伊本·白图泰和郑和留下的是古老回忆，那么那些出土于东非海岸的中国瓷器，则是可以触摸的历史证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大量来自东非沿海遗址的瓷器碎片。展柜说明显示，这些瓷器不少来自中国龙泉窑及明代外销瓷。馆内研究员恩乔罗格告诉记者：“这些瓷器并不是偶然漂来的，它们属于一个持续数百年的海洋贸易网络。”在今天肯尼亚的拉穆、马林迪以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
“很多东非沿海贵族曾把中国瓷器视为身份象征。”恩乔罗格说，更特别的是，这些瓷器后来逐渐融入东非本地建筑文化。恩乔罗格介绍，在拉穆古城的一些老宅中，至今仍能看到嵌入墙体的中国瓷盘。部分清真寺门楣与墓葬装饰中，也镶嵌着中国瓷器。“它们后来不仅仅是餐具，还成为非洲建筑美学的一部分。”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石头城的王宫博物馆内，一整面墙展示着不同年代出土的亚洲瓷器，其中中国瓷器占据相当大比例。当地考古遗址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元代龙泉青瓷、明代青花瓷以及可能来自福建地区的外销瓷。“这些瓷器说明，当时东非已经深度融入印度洋贸易体系。”馆内讲解员萨利姆说。中国瓷器甚至影响了东非部分审美传统。坦桑尼亚历史研究者穆特瓦表示：“东非沿海社会长期崇尚蓝白色装饰，或许与中国青花瓷有关，这种跨文化影响值得研究。”
在马达加斯加东北部沃赫马尔遗址，法国与马达加斯加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当地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瓷器主要来自中国明代，并通过斯瓦希里海岸贸易网络进入马达加斯加。“有些瓷器甚至保存得非常完整。”马达加斯加考古研究员拉库图马纳纳告诉记者，“它们让我们看到，当时印度洋贸易比想象中更加繁荣。”
南部非洲同样存在类似发现。在南非林波波河流域的马蓬古布韦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来自亚洲的玻璃珠和贸易物品。有学者认为，其中部分贸易网络与中国海贸体系存在关联。“海洋从来不是隔绝文明的屏障。”莫桑比克历史学者马蒂亚斯说，“它更像一条流动的道路。”埃及《东方报》称，当这些瓷器被摆进非洲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它们所呈现的不仅是贸易史，更像一段关于文明相遇的记忆，也是中华文明在非洲传播的历史证据。
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由中国政府援建，于2018年正式开放。如今，它已成为西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该馆馆长哈姆迪表示：“这些都说明，中非之间的文明交流，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非洲木雕与楚文化图腾的“对话”
从非洲木雕、祭祀面具，到当代非洲艺术，越来越多非洲文化元素正在进入中国的博物馆，成为中国民众了解非洲文明的窗口。今年4月，中国美术馆推出非洲木雕馆藏展，集中呈现来自刚果（金）、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的木雕、铜雕与绘画作品。展览并未单纯强调“异域风格”，而是试图从家庭、劳动、仪式、精神信仰等主题切入，呈现非洲艺术背后的生活与文化结构。
“近年来随着中非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博物馆有关非洲文明的展览明显变多，”博物馆与社会文物传播中心主任、《博物馆周刊》主编崔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非洲木雕、面具这类展品，视觉特点鲜明，容易吸引观众。很多人最开始会被它们独特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吸引，但实际上，这些文物背后还蕴含着历史、礼仪、社会文化等内容。”不少博物馆更加重视背景信息与文化语境的呈现，希望观众不仅“看造型”，也能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这种“放回文化背景里”的展陈方式非常重要。
文物美学解读学者、传统纹样艺术品创作者朱立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去年在大同市博物馆的一次偶然经历，让他开始系统关注非洲木雕和面具。“我在一个展厅里看到了大量非洲面具和木雕。”朱立刚说，此前他一直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的小东西”。但现场很多非洲面具高达数米，有些甚至并非佩戴于面部，而是作为仪式与精神象征存在。这种冲击，让他联想到中国的三星堆文化。“很多文明在早期阶段，其实都有某种相通的精神表达。”朱立刚表示，非洲面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其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看到非洲面具，会觉得它造型粗犷、色彩大胆，但如果你仔细去中国的博物馆看，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文化表达。”例如藏族羌姆面具、彝族祭祀面具，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与仪式属性。
朱立刚认为，非洲很多面具最初也是用于祭祀，人们相信戴上面具后，可以成为人与祖先、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这一点其实和中国商代、西周时期的一些祭祀文化很像。”而这种“相似性”，也正在成为中国博物馆重新讲述非洲文化的一种新角度。
过去，在西方语境中，非洲艺术常常被简单归类为“原始艺术”或“部落艺术”。但在中国的博物馆中，越来越多展览开始尝试把非洲艺术放入“文明互鉴”的框架下理解。在一些博物馆，非洲木雕会与中国木雕、楚文化图腾甚至少数民族面具形成“对话式展示”，强调不同文明在生命观与自然观上的共通性。大家就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层联系。
这种联系也不断扩展至博物馆之外。崔波提到，“中非正开展联合策展、文物保护、数字展览等多领域合作。”这种变化背后，是中非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带来的新需求。朱立刚认为，博物馆正成为一种更具体、更日常的文化连接方式，让人们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