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从事控烟工作多年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也是上述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杨功焕，2015年3月在柳叶刀（Lancet）发表论文指出，由于烟草业的干涉，在中国开展控烟工作仍然十分艰难。 中国20年前已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迄今仍未强制实行这项公约要求的烟盒包装警示图案，而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已在包装上达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2年的调查也显示，云南以约35%的吸烟率居全国之首。
“遇到在电梯、景区抽烟的人，我会去劝他们别抽烟，但基本没人会理我。”
被朋友称为“当代林则徐”的颜女士（40岁）告诉《联合早报》，她对烟味特别敏感，身边的烟民几乎都被她劝阻过。
“当代林则徐”在中国网络话语中，通常指活跃的控烟志愿者、积极举报二手烟的普通人。
不过，颜女士说，如果是陌生烟民，她会掂量一下。“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深圳那个女生做了我不敢做的事。”
深圳一名女子4月24日在禁烟巴士站台口头劝阻男子抽烟不果后，用饮料将男子手中的烟头浇灭，男子随后捡起饮料反泼，最后双方报警处理。
几天后，上海迪士尼园区两名游客也因吸烟问题大打出手。中国大陆两座一线城市先后有民众因控烟发生肢体冲突，引爆舆论，“禁烟”和“控烟”再次成为关注话题。
实际上，深圳、上海的吸烟率和控烟效果普遍领先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但这些冲突事件也显示，即便在控烟相对严格的城市，控烟工作仍面临不小挑战。
中国多个城市近年陆续出台控烟法例，目前至少24个省份制定了省级控烟法规。深圳更早在1998年即出台控烟条例，并于2014年3月实施修订后更严格的版本，被视为地方控烟立法的标杆。
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年5月1日也开始实施更严格的禁烟令，但深圳和上海的冲突让不少网民质疑新条例的执行力度和可操作性。
有博主发布视频模拟当地民众面对禁烟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态度，暗讽地方控烟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与公众行为存在脱节。
中国是全球最大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约有3亿烟民，占全球烟民约三分之一，另有约7.4亿二手烟暴露人群。
中国过去10年成人吸烟率呈下降趋势，但降幅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控烟进展缓慢。民办科研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公布报告，指全球成人吸烟率在16年间下降了26%，而中国仅下降17.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国卷烟消费量还在持续上升。
世界卫生组织（WHO）高级政策顾问、亚洲反吸烟咨询所总监麦凯（Judith Mackay）告诉《联合早报》，中国控烟的最大障碍是烟草垄断。
中国烟草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垄断经营管理，兼具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双重职能，导致控烟与产业发展长期博弈。
中国2011年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明确指出，烟草业阻挠控烟工作，是导致控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从事控烟工作多年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也是上述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杨功焕，2015年3月在柳叶刀（Lancet）发表论文指出，由于烟草业的干涉，在中国开展控烟工作仍然十分艰难。
中国20年前已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迄今仍未强制实行这项公约要求的烟盒包装警示图案，而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已在包装上达标。
在立法层面，中国也未跟随全球主流脚步，至今没有出台全国性控烟法律。
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向《联合早报》指出，控烟工作背后是烟草相关部门、企业和从业者间的利益冲突。
他说，众所周知，烟草带来的税收、就业和经济贡献不足以抵消健康负担和生产力损失，但后者毕竟是隐性、长期和难以归因的成本，而前者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
中国烟草业连续多年实现超万亿税利收入，被视为“财政压舱石”。去年工商税利总额1.6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3078亿新元），同比增长3.5%，上缴财政总额1.58万亿元，同比增长2.3%，均创历史新高。
由于中国烟草每年贡献约7%的税收，跟国防开支占比相近，坊间一直有“买烟交税造航母”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但足见烟草业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烟草产业的贡献不仅限于税收，还通过烟叶种植、卷烟工业生产以及专卖体制下的利润上缴，深度嵌入财政体系。这也使中国在控烟问题上面临更多结构性矛盾。
麦凯说，提高烟草税是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为降低吸烟率最有效的措施，但因为垄断体系牵制，中国在这一措施上也进展迟缓。
表面上看，提高烟草税可能增加税收，但实际上烟价上涨会抑制消费，最终影响卷烟销量、行业收入等，而这是烟草行业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中国批发烟草税2015年一度从5%提高至11，业内认为，此举对抑制消费产生了明显效果，同年和隔年卷烟销量分别下降约2.3%和5.6%。但之后中国未再对烟草业进行大幅度的全国性税制调整。
中国整体控烟进展缓慢，而各地控烟推进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在控烟排名上“吊车尾”的省份，往往也是烟草产业在地方财政和经济结构中占比较高的地区。
根据官方数据，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和四川常年位列烟叶生产面积和卷烟产量前五名，这些省份的吸烟率也普遍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云南对烟草产业依赖尤为明显。公开资料显示，云南烟草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一度超过一半，近年来仍维持在45%左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2年的调查也显示，云南以约35%的吸烟率居全国之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占少华受访时说，烟草业是一些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和地方经济深度捆绑，因此地方政府在控烟力度上就显得动力不足；尤其最近几年，地方财政面临很大压力，恐怕也导致控烟或限制烟草生产的难度更大。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并不认同。他受访时说，吸烟人群和消费能力才是关乎烟草大省最终税收的关键，上述烟草产业集中的几个省份，省内能消化的并不多。
他说：“一个问题得到很快解决，要么是迫于外部压力，要么是内部呼声很强烈。如果内外压力都没有，这个问题通常就不在国家优先解决事项中，但不是故意拖着不解决。
受访学者还认为，中国控烟挑战不仅来自政策层面，也在于香烟在中国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交功能。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说，中国根深蒂固的“烟文化”，超越了商品属性本身，“递烟”“送烟”是社交习惯和人情世故的载体，这是控烟课题更深层次的因素。
有句俗语“无烟不成礼，无酒不成席”，反映了传统社交和礼仪文化中烟酒的重要性。
谭刚强说，烟和酒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份学”，某个圈层喜欢某种品牌的香烟，就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圈子；在这种群体压力下，如果拒绝就可能面临被孤立的社交风险。
不过，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受访时指出，香烟在中国大陆是重要的社交媒介，但二手烟和插队、吐痰的本质一样，更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德心。
她说，大陆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太快，保障制度又未完全跟上，个体就更考虑自身利益，公共秩序很难建立。
谭刚强则认为，随着年轻一代有了新的社交方式和符号，比如咖啡、奶茶，相信香烟的社交属性会逐渐淡化，控烟也会更有成效。“这会是一场比较漫长的重塑，但做总比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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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在电梯、景区抽烟的人，我会去劝他们别抽烟，但基本没人会理我。”
被朋友称为“当代林则徐”的颜女士（40岁）告诉《联合早报》，她对烟味特别敏感，身边的烟民几乎都被她劝阻过。
“当代林则徐”在中国网络话语中，通常指活跃的控烟志愿者、积极举报二手烟的普通人。
不过，颜女士说，如果是陌生烟民，她会掂量一下。“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深圳那个女生做了我不敢做的事。”
深圳一名女子4月24日在禁烟巴士站台口头劝阻男子抽烟不果后，用饮料将男子手中的烟头浇灭，男子随后捡起饮料反泼，最后双方报警处理。
几天后，上海迪士尼园区两名游客也因吸烟问题大打出手。中国大陆两座一线城市先后有民众因控烟发生肢体冲突，引爆舆论，“禁烟”和“控烟”再次成为关注话题。
实际上，深圳、上海的吸烟率和控烟效果普遍领先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但这些冲突事件也显示，即便在控烟相对严格的城市，控烟工作仍面临不小挑战。
中国多个城市近年陆续出台控烟法例，目前至少24个省份制定了省级控烟法规。深圳更早在1998年即出台控烟条例，并于2014年3月实施修订后更严格的版本，被视为地方控烟立法的标杆。
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年5月1日也开始实施更严格的禁烟令，但深圳和上海的冲突让不少网民质疑新条例的执行力度和可操作性。
有博主发布视频模拟当地民众面对禁烟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态度，暗讽地方控烟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与公众行为存在脱节。
中国是全球最大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约有3亿烟民，占全球烟民约三分之一，另有约7.4亿二手烟暴露人群。
中国过去10年成人吸烟率呈下降趋势，但降幅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控烟进展缓慢。民办科研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公布报告，指全球成人吸烟率在16年间下降了26%，而中国仅下降17.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国卷烟消费量还在持续上升。
控烟和产业发展的长期博弈
世界卫生组织（WHO）高级政策顾问、亚洲反吸烟咨询所总监麦凯（Judith Mackay）告诉《联合早报》，中国控烟的最大障碍是烟草垄断。
中国烟草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垄断经营管理，兼具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双重职能，导致控烟与产业发展长期博弈。
中国2011年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明确指出，烟草业阻挠控烟工作，是导致控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从事控烟工作多年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也是上述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杨功焕，2015年3月在柳叶刀（Lancet）发表论文指出，由于烟草业的干涉，在中国开展控烟工作仍然十分艰难。
中国20年前已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迄今仍未强制实行这项公约要求的烟盒包装警示图案，而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已在包装上达标。
在立法层面，中国也未跟随全球主流脚步，至今没有出台全国性控烟法律。
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向《联合早报》指出，控烟工作背后是烟草相关部门、企业和从业者间的利益冲突。
他说，众所周知，烟草带来的税收、就业和经济贡献不足以抵消健康负担和生产力损失，但后者毕竟是隐性、长期和难以归因的成本，而前者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
中国烟草业连续多年实现超万亿税利收入，被视为“财政压舱石”。去年工商税利总额1.6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3078亿新元），同比增长3.5%，上缴财政总额1.58万亿元，同比增长2.3%，均创历史新高。
由于中国烟草每年贡献约7%的税收，跟国防开支占比相近，坊间一直有“买烟交税造航母”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但足见烟草业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烟草产业的贡献不仅限于税收，还通过烟叶种植、卷烟工业生产以及专卖体制下的利润上缴，深度嵌入财政体系。这也使中国在控烟问题上面临更多结构性矛盾。
麦凯说，提高烟草税是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为降低吸烟率最有效的措施，但因为垄断体系牵制，中国在这一措施上也进展迟缓。
表面上看，提高烟草税可能增加税收，但实际上烟价上涨会抑制消费，最终影响卷烟销量、行业收入等，而这是烟草行业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中国批发烟草税2015年一度从5%提高至11，业内认为，此举对抑制消费产生了明显效果，同年和隔年卷烟销量分别下降约2.3%和5.6%。但之后中国未再对烟草业进行大幅度的全国性税制调整。
地方控烟力度也受烟草经济影响？
中国整体控烟进展缓慢，而各地控烟推进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在控烟排名上“吊车尾”的省份，往往也是烟草产业在地方财政和经济结构中占比较高的地区。
根据官方数据，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和四川常年位列烟叶生产面积和卷烟产量前五名，这些省份的吸烟率也普遍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云南对烟草产业依赖尤为明显。公开资料显示，云南烟草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一度超过一半，近年来仍维持在45%左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2年的调查也显示，云南以约35%的吸烟率居全国之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占少华受访时说，烟草业是一些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和地方经济深度捆绑，因此地方政府在控烟力度上就显得动力不足；尤其最近几年，地方财政面临很大压力，恐怕也导致控烟或限制烟草生产的难度更大。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并不认同。他受访时说，吸烟人群和消费能力才是关乎烟草大省最终税收的关键，上述烟草产业集中的几个省份，省内能消化的并不多。
他说：“一个问题得到很快解决，要么是迫于外部压力，要么是内部呼声很强烈。如果内外压力都没有，这个问题通常就不在国家优先解决事项中，但不是故意拖着不解决。
香烟背后的社交文化
受访学者还认为，中国控烟挑战不仅来自政策层面，也在于香烟在中国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交功能。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说，中国根深蒂固的“烟文化”，超越了商品属性本身，“递烟”“送烟”是社交习惯和人情世故的载体，这是控烟课题更深层次的因素。
有句俗语“无烟不成礼，无酒不成席”，反映了传统社交和礼仪文化中烟酒的重要性。
谭刚强说，烟和酒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份学”，某个圈层喜欢某种品牌的香烟，就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圈子；在这种群体压力下，如果拒绝就可能面临被孤立的社交风险。
不过，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受访时指出，香烟在中国大陆是重要的社交媒介，但二手烟和插队、吐痰的本质一样，更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德心。
她说，大陆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太快，保障制度又未完全跟上，个体就更考虑自身利益，公共秩序很难建立。
谭刚强则认为，随着年轻一代有了新的社交方式和符号，比如咖啡、奶茶，相信香烟的社交属性会逐渐淡化，控烟也会更有成效。“这会是一场比较漫长的重塑，但做总比不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