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根据一九九八年《同仁通讯录》可知，当年该报社全台外勤地方记者总数为二百二十一人。 若单独了解编辑人数的变化，第一家报社在二○○五年时，地方新闻编辑人员为五十人，之后人数一直递减，二○二一年时仅剩十八名编辑人员。 二○○三年时，地方编辑与记者合计已锐减为 一百八十人；二○○五年仍可维持一百七十四人；到二○一八年时，仅剩一百二十八人；二○二○年更减为一百一十人。
台湾新闻媒体无论个人与组织，都难以抵抗一连串冲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难以入眼的新闻残局。这一场新闻残局，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台湾新闻颠簸的足迹。
文：林照真
新闻圈内人都明白，台湾的媒体衰退现象，已经严重许久，却未必提得出具体的调查数字。如今的时间点，恐已无暇进行全面性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先了解台湾三家报社地方记者衰退休的现象。希望能以这个现象，为台湾新闻现况的缩影，了解台湾亟待重整的媒体全貌。
台湾媒体每当财务出现危机时，就必须裁员，编制中的地方记者与编辑，都是最先遭殃。地方记者人数不断消退，台北未必知晓。
为了解地方记者人数消长的现象，我请台湾三家日报提供资料。我以一九九六年为数位发展起步的时间点。那个时候，国内每家报纸地方编辑与记者各约有三百余人，三家报社合计地方编辑与记者人力约为一千人。
虽然三家报社地方记者人数不一，在接下来的时间，却一致呈现大幅衰退的现象。
第一家报社在二○○五年时，全台地方记者人数为一百七十六人。接下来几年不断减少，二○二一年仅剩一○四人。工作人力少了七十二人，亦即流失超过四成的地方记者。
若单独了解编辑人数的变化，第一家报社在二○○五年时，地方新闻编辑人员为五十人，之后人数一直递减，二○二一年时仅剩十八名编辑人员。地方编辑人数缩减三十二人，亦即流失百分之六十四的编辑人员。
如果将第一家报社的地方编辑与地方记者合起来计算，二○○五年时， 地方记者与编辑共二百二十六人；时至二○二一年时，合计仅剩一百二十二人，流失共一○四人，流失比率为百分之四十六。
第二家报社则只有地方编辑与地方记者合计的资料。在一九九六年时，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合计共三百余人。二○○三年时，地方编辑与记者合计已锐减为 一百八十人；二○○五年仍可维持一百七十四人；到二○一八年时，仅剩一百二十八人；二○二○年更减为一百一十人。共计流失至少一百九十名地方记者与编辑人员，合计超过六成人员流失。
第三家报社则只有地方记者人数。根据一九九八年《同仁通讯录》可知，当年该报社全台外勤地方记者总数为二百二十一人。时至二○○二年时，地方记者人数仅有七十八人。流失记者人数高达一百四十三人，流失率为百分之六十五，等于目前仅维持三分之一的地方记者人数。
合计三家报社至二○二一年，地方新闻中心编辑与记者人力共锐减百分之六十二。由此可知，台湾地方新闻的品质与数量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一名报社编辑很感慨地说，在报社转型、广告资源大量流失时，报纸只要想降低成本，第一个考虑的都是从地方版与地方人力著手。地方新闻编辑采访人力，一年比一年少。地方新闻人力不足造成台湾民间新闻消失的严重后果，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环保等地方要闻都已消失不见，很难像传统新闻时代那样获得报导。
在地方新闻受到报社重视时，记者可以报导更偏远的乡、镇、村、里等基层地方新闻。以桃园来说，龟山乡、复兴乡、杨梅镇都可以是报导重点。又或者报导到宜兰时，也会提到头城、员山、壮围、 五结、大同、南澳等。如今这些地方新闻全都遭报社放弃，各地特殊的地名很难在报纸上出现，现都简化为「记者／宜兰报导」了。
因为地方记者人数减少，源自地方的原住民新闻就更少了。以前报社有资源，可以支持记者去进行关怀原住民、关怀弱势的报导。现在报社自己就是弱势，地方记者已经无法照顾原住民新闻。
台湾报纸除了地方新闻人力萎缩外，另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为报社驻外记者。台湾报纸原本驻外人员包括华府、东京、伦敦、柏林、巴黎、曼谷、首尔、香港、里约等十余个国际城市。报纸因为财务吃紧，驻外记者几乎成为新闻上的历史名词。
早期国内传统报社聘请十余个驻外记者，均属常见；现在驻外特派员只有零星存在。一家报社仅保留一名华府记者；一家报社仅剩日本东京记者；一家报社原有十余名的驻外记者，现在则是连一个驻外记者都没了。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我们怎么失去的新闻江山？一个老记者的心灵战场》，时报出版
作者：林照真
台湾的新闻，曾经何其辉煌，如今又何其丧志。
一个老记者以个人生命经验，反思台湾新闻如何出现今日的残局。
「新闻」二字，是我人生的缩写。我与新闻结缘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职业生涯即将来到六十五岁终点。相较于球员高挂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仪式感，我这样一个新闻人，宁可静静退场，让这本书诉说内心想说的话。
我个人成败事小，新闻大业才是我想谈的重点。我在意的，是我视为志业的新闻，在我不再年轻力壮时，遭遇了前所未见的危机。
我在波澜壮阔的民主洪流来袭时，加入新闻工作。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为学者的后二十年间，民主政治已经庸俗化，另一股科技洪流来势汹汹，新闻毫无招架能力，也失去了光采。
我不知如何为新闻辩护，也无法给学生新闻依旧雄伟如山的承诺。
「我们是怎么失去新闻江山的？」我问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记者、学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闻转变的千丝万缕。新闻变了，却不是时间造成的自然转变。
台湾的新闻故事背后，有两股大洪流。先上场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场景，新闻自由是民主台湾最适当的隐喻；继之而来的，是数位科技在全球引发的新闻辗压，科技巨头让倔傲的媒体不得不低头。
台湾新闻媒体身处其中，无论个人与组织，都难以抵抗一连串冲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难以入眼的新闻残局。
这一场新闻残局，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台湾新闻颠簸的足迹。
以一个老记者的心情，说一个台湾新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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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冠维
核稿编辑：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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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闻媒体无论个人与组织，都难以抵抗一连串冲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难以入眼的新闻残局。这一场新闻残局，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台湾新闻颠簸的足迹。
文：林照真
台湾地方记者严重流失
新闻圈内人都明白，台湾的媒体衰退现象，已经严重许久，却未必提得出具体的调查数字。如今的时间点，恐已无暇进行全面性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先了解台湾三家报社地方记者衰退休的现象。希望能以这个现象，为台湾新闻现况的缩影，了解台湾亟待重整的媒体全貌。
台湾媒体每当财务出现危机时，就必须裁员，编制中的地方记者与编辑，都是最先遭殃。地方记者人数不断消退，台北未必知晓。
为了解地方记者人数消长的现象，我请台湾三家日报提供资料。我以一九九六年为数位发展起步的时间点。那个时候，国内每家报纸地方编辑与记者各约有三百余人，三家报社合计地方编辑与记者人力约为一千人。
虽然三家报社地方记者人数不一，在接下来的时间，却一致呈现大幅衰退的现象。
第一家报社在二○○五年时，全台地方记者人数为一百七十六人。接下来几年不断减少，二○二一年仅剩一○四人。工作人力少了七十二人，亦即流失超过四成的地方记者。
若单独了解编辑人数的变化，第一家报社在二○○五年时，地方新闻编辑人员为五十人，之后人数一直递减，二○二一年时仅剩十八名编辑人员。地方编辑人数缩减三十二人，亦即流失百分之六十四的编辑人员。
如果将第一家报社的地方编辑与地方记者合起来计算，二○○五年时， 地方记者与编辑共二百二十六人；时至二○二一年时，合计仅剩一百二十二人，流失共一○四人，流失比率为百分之四十六。
第二家报社则只有地方编辑与地方记者合计的资料。在一九九六年时，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合计共三百余人。二○○三年时，地方编辑与记者合计已锐减为 一百八十人；二○○五年仍可维持一百七十四人；到二○一八年时，仅剩一百二十八人；二○二○年更减为一百一十人。共计流失至少一百九十名地方记者与编辑人员，合计超过六成人员流失。
第三家报社则只有地方记者人数。根据一九九八年《同仁通讯录》可知，当年该报社全台外勤地方记者总数为二百二十一人。时至二○○二年时，地方记者人数仅有七十八人。流失记者人数高达一百四十三人，流失率为百分之六十五，等于目前仅维持三分之一的地方记者人数。
合计三家报社至二○二一年，地方新闻中心编辑与记者人力共锐减百分之六十二。由此可知，台湾地方新闻的品质与数量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一名报社编辑很感慨地说，在报社转型、广告资源大量流失时，报纸只要想降低成本，第一个考虑的都是从地方版与地方人力著手。地方新闻编辑采访人力，一年比一年少。地方新闻人力不足造成台湾民间新闻消失的严重后果，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环保等地方要闻都已消失不见，很难像传统新闻时代那样获得报导。
在地方新闻受到报社重视时，记者可以报导更偏远的乡、镇、村、里等基层地方新闻。以桃园来说，龟山乡、复兴乡、杨梅镇都可以是报导重点。又或者报导到宜兰时，也会提到头城、员山、壮围、 五结、大同、南澳等。如今这些地方新闻全都遭报社放弃，各地特殊的地名很难在报纸上出现，现都简化为「记者／宜兰报导」了。
因为地方记者人数减少，源自地方的原住民新闻就更少了。以前报社有资源，可以支持记者去进行关怀原住民、关怀弱势的报导。现在报社自己就是弱势，地方记者已经无法照顾原住民新闻。
台湾报纸除了地方新闻人力萎缩外，另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为报社驻外记者。台湾报纸原本驻外人员包括华府、东京、伦敦、柏林、巴黎、曼谷、首尔、香港、里约等十余个国际城市。报纸因为财务吃紧，驻外记者几乎成为新闻上的历史名词。
早期国内传统报社聘请十余个驻外记者，均属常见；现在驻外特派员只有零星存在。一家报社仅保留一名华府记者；一家报社仅剩日本东京记者；一家报社原有十余名的驻外记者，现在则是连一个驻外记者都没了。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我们怎么失去的新闻江山？一个老记者的心灵战场》，时报出版
作者：林照真
台湾的新闻，曾经何其辉煌，如今又何其丧志。
一个老记者以个人生命经验，反思台湾新闻如何出现今日的残局。
「新闻」二字，是我人生的缩写。我与新闻结缘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职业生涯即将来到六十五岁终点。相较于球员高挂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仪式感，我这样一个新闻人，宁可静静退场，让这本书诉说内心想说的话。
我个人成败事小，新闻大业才是我想谈的重点。我在意的，是我视为志业的新闻，在我不再年轻力壮时，遭遇了前所未见的危机。
我在波澜壮阔的民主洪流来袭时，加入新闻工作。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为学者的后二十年间，民主政治已经庸俗化，另一股科技洪流来势汹汹，新闻毫无招架能力，也失去了光采。
我不知如何为新闻辩护，也无法给学生新闻依旧雄伟如山的承诺。
「我们是怎么失去新闻江山的？」我问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记者、学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闻转变的千丝万缕。新闻变了，却不是时间造成的自然转变。
台湾的新闻故事背后，有两股大洪流。先上场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场景，新闻自由是民主台湾最适当的隐喻；继之而来的，是数位科技在全球引发的新闻辗压，科技巨头让倔傲的媒体不得不低头。
台湾新闻媒体身处其中，无论个人与组织，都难以抵抗一连串冲垮自由意志的洪流，徒留下今日难以入眼的新闻残局。
这一场新闻残局，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台湾新闻颠簸的足迹。
以一个老记者的心情，说一个台湾新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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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编辑：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