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我们一起去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因此这次活动也非常盛大，邀请社会各界民众前来参加，今天的悼念活动从早上九点半——也就是领袖2月28日遇难的那个时间——开始，一直到晚上。而在电影博物馆、菲尔多西花园那一带，我看到很多人只是安静地坐在太阳下。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昨晚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一夜睡得香甜，连梦都来不及做，醒来已经七点了，却还是不想起床。

今天早上连线的焦点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停火谈判。我说，现在伊朗官方和民众对停火谈判明显存在不同意见。最后我还说，我昨晚睡了一个四十天来难得的好觉，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暂时松了一口气。

今天早上连线之后，穆森和司机来接我。穆森脸色苍白，有些虚弱。他告诉我，他昨天回去就吐了，身体很难受，后来还去医院打了点滴。医生说他的免疫力可能下降了。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他说不用，好多了。

我们一起去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伊朗全国都在举行纪念已故领袖哈梅内伊遇难后第四十日的悼念活动。这也是哈梅内伊遇难后，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正式举行的大型悼念活动，同时又是在刚宣布停火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这次活动也非常盛大，邀请社会各界民众前来参加，

今天的悼念活动从早上九点半——也就是领袖2月28日遇难的那个时间——开始，一直到晚上。警察一早就把附近的道路都封了，只能行人通过。我们去得早，从共和国大街一路走到领袖馆邸，沿路都摆着摊位，有人在街上向人群免费分发茶、甜点、豆子汤和矿泉水，就和阿舒拉节时的情景一样。来参加的民众大都身穿黑衣，看上去都是传统、宗教虔诚并支持体制的人，大多数女性都穿着黑袍。现场也有很多安全和防爆警察维持秩序。

我一路往前走，好奇想看看领袖官邸怎么样了，但看到通往领袖官邸的道路都被大巴车挡住封死，路口都有军警把守，很难看到那边的情况。

我接过递上来的一杯茶，还有一碗豆子汤，在旁边空着的公交车站的座位上边吃边等着人群聚集。过了一会儿我想去上厕所，却发现附近没有店铺开业，也没有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一座清真寺，我正要进去，有人告诉我这是男人进的，让我去旁边巷口的小门。我绕到巷口的小门，里面用一道帘子隔开，这边是女客祈祷的地方，墙上挂着领袖和其他烈士的画像。

我跟着一位女子去了二楼楼梯旁的卫生间，发现已经排了很长的队。有女子抱怨说这里没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又有人去给男方那边反映，但也没有人真正负责。后来有人拿来三瓶矿泉水，大家只能捂着鼻子，轮流上厕所，再用那点水洗手。我觉得荒诞，外面是声势浩大的仪式，里面却是有点尴尬的厕所。还好这种尴尬的局面很快得到解决。我出来的时候，迎面看到有一个阿訇带着一个穿工作服手拿工具箱的人员赶来，估计是要修水管的。我心里还很佩服这里的管理非常有效。

我出来的时候，穆森还坐在街边休息，喝着热茶。他说喝了一杯冰糖茶，感觉好多了。来的人越来越多，携家带口，不断汇入悼念队伍。眼前是领袖的巨幅画像、人潮汹涌，旗帜、画像、黑衣、口号，全都挤在一起。人们高喊“不要谈判”，反对在这个时候与美国继续接触。

一个穿黑袍、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来游行，三个女儿都穿黑袍，前面儿童小推车里坐着一个小男孩。她对我说，昨天她一听到停火消息就非常愤怒，也非常悲伤。因为这四十天里，他们失去了最亲爱的人。她说：“我们的领袖就是我们的呼吸，是我们的爱，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希望。”这四十天，他们就像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支柱一样活着。她甚至说，自己愿意牺牲自己、孩子和所有亲人，只为替领袖报血仇。

还有一个穿黑袍的女性带着孩子来参加悼念活动。她说，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对领袖的爱，要继续站在这场革命背后，继续站在赛义德·穆杰塔巴身后。我问她怎么看停火，她说会遵从领袖的意见。

也有年轻人主动上前要求采访。他说他反对停火谈判，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狡诈而不可信，这次停火绝不会真正被遵守，毫无信任可言。

一个年轻人带着妻子来参加悼念活动。我问他，现在对他来说，复仇和回归平静生活，哪个更重要？他说复仇更重要，因为如果所谓的平静只是过一小段时间就会再次消失，那样的平静根本没有意义；与其要这样短暂的安宁，他们宁愿要一种最终能换来永久平静的复仇。

游行中，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愿意牺牲生命，作为对领袖的礼物！”“以领袖之血为誓，我们将坚持到底！”

我和穆森爬到一个高台上。我在出镜里说，在什叶派传统里，人去世第四十天本就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子。而在今天的德黑兰，这个“第四十天”显然已经不只是哀悼逝者，也成了在停火背景下重新表达愤怒、不信任与继续表态的时刻。虽然炮火暂时停了，可悲痛、愤怒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并没有一起停下来。

当时穆森在集会人群里拍摄，我就走到路边阴影底下坐在台阶上等着，旁边坐着几个穿黑袍的年轻女孩。我们开始聊天。她们说自己是高二的学生，明年就要高考了。她们年纪都不大，可说起话来，却有一种和年龄并不相称的激烈与决绝。

有一个女孩对我说，她们都不信任美国。如果现在真的有了停火，那只能说明伊朗已经把自己的和平讯息传递给了世界；可问题在于，谁还能相信特朗普？她们说，连伊核协议那样正式的国际协议，特朗普都可以轻易撕毁，从来没有真正遵守过。这样的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守信过，伊朗又怎么可能去信任他？她们反复说，最让她们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已经不止一次在谈判进行中、在伊朗发出和平讯号的时候，用炸弹来回应。

旁边一个女孩说，伊朗人民其实是要和平的，是要安宁的，也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和平的讯息。可她们看到的，却是美国完全相反的做法。她甚至很认真地对我说，世界真正该害怕的，不是伊朗，也不是伊斯兰，而是美国这种全球性的霸权和压迫。因为在她们看来，事实已经证明，美国说的话根本靠不住，特朗普前一天说接受了某些条件，第二天就可以完全反过来。所以她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如果真的停火了，那只是伊朗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代表她们相信对方。

她们说，从不觉得自己在害怕未来。恰恰相反，她们会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去做一切。她们提到，这些日子里，她们失去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那种悲伤让她们觉得“腰都被压弯了”，可即便如此，她们还是要站着。她们说，自己和身边的人已经尽了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的未来守住。她们说，哪怕是“用牙咬、用手抓”，也要把它守住。

我问她们，现在复仇和回归生活的安宁，哪个对她们更重要。一个胖胖的女孩对我说，因为安宁对生活来说太重要了，而她们相信，真正的安宁不是靠退让换来的，而是要在对方停止侵害之后才可能到来。她还说，战争不是伊朗先开始的，只要美国和以色列还在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不会真正安宁。现在的她们，一边在等待事态接下来的发展，一边也在等待“讨回应有的复仇”。

还有一个女孩对我说：“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他们是强权，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他们以后还会继续欺负我们。”

还有人说：“他们一直把我们当第三世界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第一世界，可以强迫我们。但如果我们站出来，我们就能让第三世界变成第一世界，让他们衰落。我们要证明，他们不能再对任何国家实行强权。我们不仅是为自己战斗，也是为全世界。”

有一个女孩子还给我看她脖子上的白黑格子围巾，说这是领袖哈梅内伊送给她的，是她在领袖馆邸参加活动时拿到的。

我问她们，想好以后考哪所大学了吗？一个女孩说，她和旁边的同学都想考德黑兰大学医学系；还有一个女孩说，她想考塔巴塔巴伊大学的文科专业；另一个女孩说，她想考德黑兰大学法律系。我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学，希望你们都能实现梦想，考上心仪的学校。她们听了都笑了起来，眼里亮晶晶的。

我又问她们，明年不是就要高考了吗？如果仗一直这么打下去，高考不就耽误了吗？她们却说，为了伊朗的胜利，一切都是值得的。还有女孩子说，如果敌人的地面部队真的入侵，她们也可以拿起枪来和敌人作战。

这些话从几个女高中生口中说出来时，我心里一直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她们本来应该谈考试、朋友、衣服，谈未来想学什么专业，可在今天的德黑兰街头，她们谈的却是停火、背叛、复仇、国家和未来。她们的话让我震惊。她们对第三世界的理解、对霸权的看法，也让我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话，我曾经在初中政治课本里读到过，只是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这样提起，我自己也几乎忘了。没想到她们却如此熟悉，说起来头头是道，眼光不仅落在伊朗，也落在整个世界。这一点，也让我很佩服。

穆森拍摄完回来，我们从人群里挤出来，往回走去。路过一个大学街的街角，我看到一家传统水烟馆，确切地说是一个传统咖啡馆，这里只有男人在里面喝咖啡、抽水烟。里面摆着各种琳琅满目好看的水烟壶，馆里也坐了很多人，在吞云吐雾。我进去问老板可不可以拍，老板说可以，但是现在楼上没有女客，我可以等人少的时候来拍。我问他们战争期间还开，还是停火后才开的。老板说，战争期间也一直开的，客人也有来。

这时穆森也进来拍，突然有人说不要拍我们。我往里望去，最深处坐着几个客人，戴着帽子。我们出来时，又有人追出来说让我看手机。我给他看，他说有一张照片拍到了他，让我删掉。我仔细看，前面还有花盆和竹子挡着，他们坐在后面，根本就看不清脸，但他还是要求我删去。我就删了。

我和穆森往车里走的时候，穆森说这些都是安全人员，他们白天坐在这里抽水烟，顺便监控局势。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穆森说一眼就看出来，所以他们才会让你把照片都删掉。

后来我们一路坐车回来。我说，现在才十一点多，时间还早，我还想去看看停火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想法，想去德黑兰北部的Tajrish广场和巴扎看看那里的情况。

但是沿路我看到很多商店都关门了。穆森说，因为今天是领袖第四十日纪念，很多商店都关门了。我说那就先不去Tajrish广场，我们路过广场附近的菲尔多西花园停下来。那里是伊朗电影博物馆，门口有一些咖啡馆和餐厅还是开的。

结果一路过去，看到的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好多人都出来了，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买东西，喝咖啡，像是突然想把过去四十天没过上的日子，赶紧补回来一点。很多人坐在外面悠闲地喝咖啡、在长椅上晒太阳。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鼻子发酸，又欣慰又有点难过。这些德黑兰的常见情景，失去之后才知道有多珍贵。

但和外界想象的“松一口气”不同，这里民众的情绪其实非常复杂。

有位男子路过，对我说，他确实因为暂时停火而感到安心，觉得这四十天的战争把生活彻底打乱了，一切都停摆了，日常生活、工作和最基本的安全感都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他很高兴政府最终决定谈判，他真心希望谈判能够继续推进，希望战争不要再重来，希望伊朗能重新和世界建立更正常的联系，尤其是能摆脱封闭和制裁，回到发展与交流的轨道上。他明确说，自己支持任何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安排，因为战争首先摧毁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但与此同时，更多人并没有因为停火就真正放下戒备。有两位戴头巾的大妈路过，对我说她们很高兴能停火，终于生活能恢复一点平静，但又很担心这份平静是短暂的。大妈说，她们确实因为这次停火而感到如释重负，为此感到高兴。她祈祷真主让这场战争不要继续下去，希望能结束。因为这段时间对她们来说真的非常艰难。她们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她希望国家能成为一个和平安宁的地方。她们也很担忧，因为已经失去了一位领袖，现在只希望继任者能平安健康，她们真心希望这个国家属于人民自己，而不是属于外国人。这个国家应该是属于伊朗人自己的，就像别的国家一样。大妈还说，她现在最希望的的就是停火后战争不要再次打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

有一对中年夫妇出来逛街，女的不戴头巾，穿着时尚。她对我说，因为停火了，他们才敢出来走一走、逛街、吃东西、喝咖啡。但他们也不开心，因为原本希望战争能推翻这个体制，现在停火了，等于什么都没有改变。

有一个年轻人在街边喝咖啡，戴着耳机听音乐，打扮很新潮。他说很高兴现在停火了，他可以出来喝咖啡、听音乐。这四十天里，他一直在思考可能会发生什么，有时他只想着如何活下去，有时他又担心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可能受到威胁，以及担心不就的将来可能连安全本身也无法保障。这些都是他在四十天里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担忧。作为普通人，大家都希望和平，不喜欢战争。但他现在根本无法预测战争的走向。他说他现在感觉并不好，仍然充满紧张和压力。他对未来感到焦虑，担心可能会出现动荡，担心战争可能带来更多不幸的事情。

也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路过，说不接受采访，回头又走过来悄悄对我说，我们老百姓就夹在既有外部侵略战争、又有国内对我们的镇压的困境当中。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也有卖汉堡的女营业员说她不高兴，不想这样停火，希望有一个“结果”。她说，如果没有结果，这场战争就还是停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里，她不能接受。

我们还遇到一对刚结婚的年轻人。女孩很漂亮，头上打了一个蓝色蝴蝶结，男孩穿的是T恤和短裤。他们在路边摆摊卖袜子。男孩说他有一个小工厂，有二十几个工人在生产袜子，然后拿到街上卖。他还问我：“在中国，有没有专门开袜子厂的老板自己跑出来摆地摊卖袜子？”我笑了，说不知道。那个女孩子也很可爱，说他们刚结婚，去年订婚的时候一直想把婚礼办了，可就是没钱。她说去年买金饰的时候价格还没这么高，今年已经涨了四倍，感觉自己永远都买不起了。

他们说，因为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他们入不敷出。战争期间，他们还得给工人发工资，没有办法，只能在街上摆摊卖袜子维持生活。我说，现在停火了，至少不用再担心基础设施被炸。女孩对我说：“我们战争之前本来就经常停电停水，夏天好几个月都是这样，有什么区别？”她又说，人们希望的是彻底的改变。她说：“年轻人没有工作，也没钱结婚。如果战争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又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希望的是大家都能过得更好。”

我问那对摊位的夫妇，停火了高不高兴。男子说，停火当然不能说不高兴，但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如果停火之后，日子还是这样，还是没有电、没有水，物价还是这么高，大家还是看不到希望，那又有什么意义？他说，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不是暂时不打了，而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改变。如果就这么停火了，可是什么都不变，那他们也不会真心觉得高兴。他的话说得很直白，也很清楚：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要的不是一个口号式的“和平”，而是一个能让生活真正好起来的结果。

后来我买了他几双袜子，穆森也买了几双。旁边那个女孩还提醒我，说你别拍我啊。她说，这里毕竟是德黑兰北部，大家条件相对还算好一点，南部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旅行、出来透气。她说，她真正希望的是，有一天不只是北部的人可以在北部晒太阳、喝咖啡、享受平静，而是南部的人也能有同样的生活，也能平等地过上好日子。

我又遇到一个中国商人。他停下来说认识我。战争爆发后，他们都躲到靠近阿塞拜疆的城市焦尔法（Jolfa）。这次停火以后，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也赶紧从北边回来了。他告诉我，他们在好几个仓库里压着货，有的价值几百万。战争一来，有的看仓库的人以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干脆把货私自转卖了，人也跑到国外去了。还有做冷冻食品的，四十天停摆下来，肉、鸡爪之类全都坏掉了，损失非常大。他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赶紧处理这些事，找律师打官司，不然真的要赔惨，甚至要破产。

而在电影博物馆、菲尔多西花园那一带，我看到很多人只是安静地坐在太阳下。有人喝咖啡，有人发呆，有人就那么晒着太阳。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感慨。这四十天来，德黑兰人经历了太多惊吓、轰炸、害怕和担心，现在终于停火了，却很难高兴起来。比起战争中经历的创伤，他们更害怕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人们希望有一个永久的、真正的和平，再也不要打了。

回到家我开始写稿编辑、连线。本来今天下午通知外媒有活动，说是联合国驻伊朗代表在红星月会主席的陪同下，访问那些被炸毁的现场。我说我们已经去过不用去了，让穆森赶紧回家休息。我也在4点半和6点的连线间隙打了个两个盹。真怕睡过去，还定了闹铃，这两天实在太累了，头一挨枕头就会忽然睡着。

晚上我又和伊朗爸爸妈妈通了电话。

伊朗爸爸先问的是孩子。听说孩子已经回家了，情况也基本稳定下来，只是医生还是叮嘱，之后一段时间要格外小心，不能再大意。说到这里，伊朗爸爸还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要是再生病，就要狠狠干脆“揍一拳”，让他以后都别再折腾人了。听着这些带着心疼的玩笑话，我心里也轻了一点。至少孩子回家了，能吃能喝，已经是这几天最让人放心的一件事。

我跟他们说，今天正好是领袖去世第四十天悼念活动，我出去采访，感觉特别奇怪，像是一下子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先去了德黑兰南部共和国广场一带。那边人很多，现场人群情绪特别激动，喇叭里一遍一遍喊着口号，说“谈判是禁忌”“谈判是被禁止的”，坚决反对停火，坚决反对谈判。气氛很满，也很压人。

我跟伊朗爸爸说，那地方连找个洗手间都不容易。后来好不容易跑到一处清真寺，结果里面也乱糟糟的，水还停了。他一听就赶紧叮嘱我，说这种地方一定要小心，脏、乱、人又多，最容易出问题，别再把自己也折腾病了。

我说，我在广场采访的时候，听到的几乎都是一种声音：反对谈判，反对停火，坚持复仇。人山人海那种悲痛愤怒的情绪，排山倒海冲我压过来。可当我从哀悼现场那边出来以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特别是到北部菲尔多西花园那里，整个感觉一下子就变了。

那边完全像是另一个世界。

很多人坐在阳光底下晒太阳，悠闲地喝咖啡，有人摆路边摊，有人慢慢边逛街边买东西，像是终于趁着停火，给自己偷来一点喘气的机会。有个老太太坐在阳光下，很平静地跟我说，她就是因为停火才敢出来。她说这四十天经历了太多惊吓、轰炸、害怕和担心，现在她唯一想要的就是平静，是真正能长久一点的和平，不要再有战争。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这一天给我的感觉特别鲜明：德黑兰的南边和北边，就像是两个世界。那边是口号、愤怒、反对谈判，情绪一浪高过一浪；而北边是另一种疲惫、松弛和隐隐的不安，人们只想坐在太阳底下歇一会儿，喝杯咖啡，享受一下“今天暂时没有炸弹落下来”的正常感。

伊朗爸爸听完以后说，你应该把这些都记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两种真实同时存在。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里，可看到的、想要的，却完全不同。

后来他又提醒我一件很实际的事。前两天为了防停电，我不是买了发电机，还备了汽油吗？伊朗爸爸特别认真地说，汽油绝对不能放在家里，尤其不能装在那种塑料桶和临时容器里放在房间里，太危险了，容易起火。要放也只能放在楼下的储藏间，盖子拧紧，离生活空间越远越好。发电机里的那一点油没事，但额外储备的那些汽油，绝对不能在家里放着。他说，现在这种时候，外面已经够乱了，家里千万别再留下这种隐患。

我说，今天采访完以后，心里一直有种奇怪的疲惫感。不是那种单纯累，而是有点“裂开”的感觉。明明停火了，可又像并没有真正结束。大家嘴上都在说停火，说谈判，可谁也不知道这停火到底能维持多久，后面又会变成什么样。现在伊朗又说以色列打黎巴嫩，如果不停就不去参加谈判。

我还说，今天我们巴基斯坦那边的记者同事也在传，说当地酒店里已经住进了不少记者，大家都在等后面的谈判动向。有人说伊朗代表会去，有人又说未必会去，所有消息都在飘。伊朗爸爸得意地笑了，说你看，我早就说过，停火谈不成，迟早还得继续打。

伊朗爸爸问，孩子学校那边有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消息，什么时候复课，怎么安排，大家都说不清。连一些家长也开始发愁，担心孩子这个夏天都不一定能回伊朗，课程、学校、以后怎么衔接，谁心里都没底。

我还说起穆森。说穆森昨天去了医院，人病倒了。也说不清是着凉了、感染了什么病毒，还是这四十天连续在外面跑、一直扛着，到现在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伊朗妈妈说，人其实就是这样，在高压下面可以一直顶着，可一旦稍微松下来，整个人就会一下子垮掉。

说着说着，我又提起前两天自己一下煮了二十多个鸡蛋的事。我笑着说，现在鸡蛋还在冰箱里，我今天又吃了两个，剩下的还给邻居送了十个。爸爸还在旁边开玩笑，说要是他当时就该把大家都叫到门口，一边发鸡蛋一边说：“这是庆祝伊斯兰胜利的鸡蛋。”

我问伊朗妈妈，昨晚睡得怎么样。结果最让我意外的是，伊朗妈妈说，伊朗爸爸昨晚睡得特别好，甚至可以说是很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晚。她说爸爸一口气睡得很沉很深，像是把前面所有缺的觉都补回来了一样。她反而没怎么睡，整夜都坐着看各种画面和消息，耳朵也像被战争训练坏了似的，总在下意识等着下一声爆炸、下一阵防空、下一波飞机声。可昨天夜里居然什么都没有。她笑着说，自己已经习惯了那种“砰砰咚咚”的背景音，突然没有了，反而有点不适应。爸爸倒是难得真正休息了一晚。她说，这一点让她很高兴，因为爸爸只要睡不好，血糖就会往上冲，她一直最担心这个。昨晚总算安静了一夜，她心里也轻了一点。

可这种“轻一点”，马上又被新的不确定盖过去了。

伊朗妈妈说，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今天好像能喘口气，明天又突然重新开打。人已经被折腾得有点神经质了，哪怕今天喝了一杯咖啡、正常出门了一次，心里还是会想：会不会这只是短短一天，明天一觉醒来又是另一轮。她一遍遍说，现在什么都说不准，所有人都已经被搞得很疲惫、很混乱，根本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工作怎么样，生意怎么样，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统统都没有准数。

她还一直盯着外面的新消息。她说，看到黎巴嫩那边也在谈停火，甚至有消息说黎巴嫩总统已经公开提到正在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她嘴上说希望那边也能尽快停下来，可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她说，外面都在关心巴勒斯坦、关心黎巴嫩，可真正有人关心伊朗这些普通人已经被拖成什么样吗？她说得并不激烈，但那种委屈是很明显的：每个人都盯着大战略、大外交、大局势，可对普通人来说，最真实的感受只是每天睁开眼还要继续等新闻，继续看今天又会不会出事。

接着我又和伊朗妈妈说起在巴基斯坦的谈判。我说，听说卡利巴夫、阿拉格齐这些人都要去，巴基斯坦那边已经忙成一团，美国方面的人也提前到了，听说一个酒店都被整个包下来，专门给接下来的两周谈判准备。伊朗妈妈还提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本来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他们今晚就到”，结果立刻被骂得删掉了。她觉得，那大概也是出于安全原因，不想让外界太早知道具体行程。可她说这些的时候，口气里更多是讽刺和疲惫：连这种最基本的信息，现在都得搞成半公开半遮掩，好像所有人都活在一种不能说、不能问、只能猜的氛围里。

她很明确地说，在她看来，以色列和美国根本就是“一体的”。她不相信以色列会单独去“搅黄”谈判，因为所有这些动作背后，本来就是配合着来的。她反而觉得，以色列这几天狂打黎巴嫩，不是为了把谈判毁掉，而是为了逼伊朗和其他各方真正认真坐下来，把美国要谈的条件当回事。她说，昨天以色列一天之内打了那么多目标，就是在制造压力。她的判断是，这种压力会直接传导到谈判桌上。

伊朗妈妈后来又跟我说起孩子上学的事。她说，现在学校全都在线上，可孩子在线上到底能学到什么，她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她说，孩子原本在线下上课的时候，老师把人拉到教室里、按在座位上，尚且还要分心、走神、玩手机，更别说现在全都改成网课了。大学也一样，全国的大学现在几乎都在线上，谁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她说，大家现在都是在等，等着看事情最后会走到哪一步，只盼着无论结果是什么，都能尽快有个说法，尽快稳定下来。

我又说起今天在公园看到的景象。我说，今天看见很多人坐在阳光下面晒太阳、喝咖啡，整个人都很放松。伊朗妈妈说，她自己光是听着那画面，都差点想哭。她说，太安静了，太像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了。人们在那边走路、聊天、晒太阳，像是终于从这四十天的惊吓和紧张里偷回一点平静。

伊朗妈妈说起那些在战争中房子被炸坏的普通人，声音一下子又沉下去。她说，政府当然会出来讲话，会在电视上说补偿、说帮助，可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的钱根本不够。我说之前看到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在电视上说，每个受损家庭给两亿土曼。伊朗妈妈说，实际上，现在建房成本早就不是原来的价格了，那些房子每平米都要三十亿到四十亿土曼。真正重新盖一栋房子，或者修复到能住人的程度，每平方米的成本已经非常高了，那点补偿根本不够。更不用说很多人失去的不只是房子本身，还有家具、电器、生活、回忆，甚至还有家人。

她说，有些被炸了房子的居民已经绝望到说：“还不如那天炸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死了，反而轻松。”因为现在人没死，可是生活全毁了，要到处跑、到处求，没人真正听他们说话。他们要是一抱怨，马上就有人说什么“不能说这些”“不能让敌人高兴”“你这样会让反对派利用”，可普通人只是想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而已。

她说，最让她灰心的是，这些受了伤、失了家、失了亲人的普通人，到头来很可能还是只能靠自己。她举了个例子，说南方很多在两伊战争里被毁掉的地方，例如胡泽斯坦省的霍拉姆沙赫尔，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恢复，更别说现在这些新被打坏的地方了。她说，到最后，恐怕还是每家每户自己慢慢攒钱、自己慢慢修，苦的还是老百姓。我说看到法医组织发言人说，这次战争中有至少三千人遇难，其中40%遗体都辨认不出。最后还要靠DNA去确认身份，实在太惨了。

伊朗妈妈说，自己现在最心疼的，真的就是这些普通人。命丢了，家没了，东西也没了，日子更没了。她一边说一边反复感叹，如果当初大家能早点坐下来谈，早点把事情说清楚，也许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伊朗妈妈说，现在最折磨人的，其实还不是打和不打，而是这种一直悬着、一直反复：今天说停火，明天又说谈判，后天又说可能不稳，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安排生活。孩子怎么办，学校怎么办，工作怎么办，生意怎么办，没人知道。她说，现在连去商店买东西，都会发现那些年轻的店员、老板们看到客人进门都热情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真的太需要生意了。明明有些东西你可能并不想买，可看着他们那种盼着你消费的眼神，常常都不好意思空手出来。

她还说，现在店铺租金高得吓人。就她家附近，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小店，一个月租金就要六千万土曼。也就是说，店主光是每天睁开眼，就已经背着两百万土曼左右的租金压力。要是卖不出去东西，这钱从哪里来？她说，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年轻人多，租金高，成本重，生意又差，很多人根本不是在赚钱，而是在硬撑。

伊朗妈妈还讲到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细节：停火以后，街上的咖啡馆、餐馆、甜品店开始慢慢开门了，可很多别的店铺还是不开。她本来以为，一停火，大家都会立刻出来，街面很快就会恢复，可实际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还是在观望，尤其是那些带着家人逃到外地、甚至花高价在别处租了房子的人，现在根本不敢贸然回来。他们怕的不是今天，而是怕刚回来、刚把房子退掉、刚把一家老小安顿回去，局势又反过来，房子到时候想再租都租不回来，价格还会更高。她还忍不住讽刺了一句，说这场战争里，最舒服的恐怕就是北边那些房东和医院，很多人靠出租房子、靠收治外来病人，反而赚了一笔。她说这句话时，语气里那种疲惫和苦涩特别明显。

我还提到，今天有个卖袜子的女孩说了一句话：“生活好的人盼着战争继续，生活不好的人希望停战。”这话让我一下子没太听懂。伊朗妈妈听了，说她明白那女孩的意思。真正盼着战争早点结束的，往往是那些正在被生活压着的人；而那些条件好一些、家里有钱一些的人，反而更容易嘴上说“继续打”“别停”，因为战争对他们的日常冲击没有那么直接，甚至有些人还带着一种很虚妄的希望，觉得西方迟早会替他们完成所谓“政权更替”。她说，这种分裂在这段时间越来越明显：一部分人是因为现实生活撑不住了，巴不得战争赶紧结束；另一部分人并不是没受影响，而是他们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另外一套政治想象里，所以对战争的耐受度、甚至对继续冲突的态度，跟普通人的生计焦虑完全不一样。

但我说，可我今天上午看到那些在市中心集会、反对停火谈判的人，看上去并不像有钱人。伊朗妈妈马上又补充说，这也不能完全只按“有钱没钱”来分。因为还有一拨人，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她说，这些人里有些其实也很穷，甚至自己也是租房住，肚子都未必真正吃得饱，可他们真心相信，只要苦难继续、斗争继续、邪恶暴露得更彻底，救世主就会来得更快。她甚至给我讲起“十二伊玛目”的那套信仰，说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想：世界越坏、越乱、越黑暗，正义的显现就越近。所以这些人真的不在乎有没有水、有没有电、有没有气，因为他们的逻辑不是“生活要好”，而是“信念要撑到底”。她说到这里，还提到一些欧洲年轻人当年为什么会去投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因为一旦一个人真的把自己交给意识形态，很多我们觉得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对他来说反而不重要了。

最后我又讲到今天在革命广场那边碰见的几个女孩。我说，那几个女孩一看就是高三年纪，差不多是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年纪。她们还给我看一条围巾，是那种黑白格的哈马斯圣战者戴的头巾，说这是“领袖给她们的”。伊朗妈妈说一看就知道，这种孩子肯定不是普通学生，多半是学校里最活跃、最积极参与巴斯基活动的巴斯基学术，平时各种官方活动都去，特别投入，有机会会被带去参加“学生日”之类的活动，到领袖官邸去、拿一点纪念品回来。她说，这种孩子对领袖和体制的感情，是真的，不是演出来的。她们非常认真，也非常投入。

我说我听这些孩子讲话，不像是高中生，水平甚至比大学生还高，当她们讲到第三世界时，我都惊呆了，没有想到她们的理论水平这么高。

伊朗妈妈还跟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在现场看到的那几个女中学生，会那么小的年纪，说起政治和战争来却那么熟练、那么成体系。

她说，在伊朗，几乎所有系统里都有“巴斯基办公室”。银行里有，医院里有，实验室里有，鞋厂、包厂、纺织厂、食品公司里也有，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系统都有。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巴斯基，但里面又分成不同层级。有的人只是把名字登记进去，算是挂个名，比如以后高考、服兵役或者找工作时，多少能有一点加分和便利；但还有一种是“活跃巴斯基”，这些人会真正参与各种活动，比如去南部参加“圣战之路”的纪念活动，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在单位和学校里也更积极。她说，这套体系本来就是作为一种“人民的军队”存在的，所以它渗透得非常深，不只是军队和街头，而是遍布在学校、机关、公司和各种日常机构里。

她还举了很多生活里的例子。她说，有些人之所以加入巴斯基，其实未必是出于多么坚定的信仰，而是因为现实里确实有好处。比如高考会有加分，服兵役能缩短时间，将来找工作也有优势。她提到自己亲戚里就有人在银行系统里负责单位的巴斯基事务，还曾经说过，如果自己女儿愿意去银行工作，凭着这些关系，很容易就能给她安排到一些比较好的部门。她说，这种事情在伊朗并不稀奇，因为巴斯基已经和很多制度性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了。

她说，但她自己从来不愿意让孩子走这条路。她提到自己女儿当年读的是德黑兰一所很好的私立中学，校长还是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女儿，学校非常宗教化，但教学质量极高，学生很多都能考上德黑兰大学、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这些名校。可即便是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也曾劝她，让孩子去参加巴斯基，说对以后高考、升学都有帮助。她当时就拒绝了。她说，如果孩子真有能力去读大学，那也该靠她自己的本事去，而不是靠这种身份和额外加分。

她还说，最高领袖每年都会接见一批学生，尤其像11月3日占领美国大使馆这样的纪念日，也被称为“中学生日”，全国都会选一些中学生去见他。有时候领袖还会给他们一些纪念物，比如领袖的戒指之类的。她说，这对很多孩子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强烈的象征性奖励。我还想起以前有选举投票的时候，有一次去领袖官邸拍领袖投票（每一次议会或总统选举，领袖都会第一个投票，这时候会邀请少数外媒拍摄，这也是见领袖的难得机会），有一位黎巴嫩阿拉伯语电视台的女记者非常会表现，在视频面前哭得特别厉害、说见到领袖太激动了，特别动情，最后就真的拿到了领袖赠送给她的圣战头巾。我记得旁边有伊朗女记者悄声抱怨说，我们也在，怎么不给我们一条？ 伊朗妈妈说，有时候这种场合其实也像一种表演，谁更会表达，谁更会把情绪和忠诚演出来，谁就更容易被看见。

说到这里，她又回到我今天碰到的那几个女中学生。她说，她一点也不意外她们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说，这些孩子不是随口乱喊口号，她们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们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耳朵里听的、学校里学的、身边接触到的，就是这一整套叙事。所以今天她们才会那么自然地说出“这场战争不只是为了伊朗，也是为了第三世界”“要让第三世界知道，美国也可以被打败”这样的话。伊朗妈妈说，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孩子天生极端，而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伊朗的孩子们从小就在政治空气里长大，不管属于哪个派别，很多人都非常懂政治，也非常会谈政治。她说，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环境训练出来的本能。

我说，今天让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这些女孩年纪小，而是她们那么年轻，却已经把这些宏大的政治语言讲得那么熟练、那么完整，甚至比很多成年人还更会说。

伊朗妈妈说，现在年轻人分析事情越来越完整，政治判断也越来越清楚，连她都觉得，有些议会里的政客，脑子都未必转得有这些年轻人这么快。可她夸着夸着，话锋又一转，说其实她从来都不希望孩子这么小就学会这些。她说，她一直盼着的是，孩子们能在一个正常的地方长大，只管做孩子，不用懂这么多，不用知道什么叫停火，什么叫威胁，什么叫防空，什么叫“这一夜能不能平安过去”。

她说，昨天她和爸爸出门的时候，看见一辆特别漂亮的摩托车，车也好，人也好，爸爸骑着，前面坐着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大概就五岁左右，坐在前面，忽然转过头去问她爸爸一句：“爸爸，战争真的结束了吗？”

伊朗妈妈说，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她心里一下就难受了。她说，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要去想“战争到底有没有结束”？她这个年纪，本来应该想的是她的小娃娃、她的小玩具，应该在屋里给洋娃娃抹口红、梳头、换衣服，应该只管玩，为什么现在连这种孩子都在问“战争结束了没有”？她说，那个爸爸当然只能回答“结束了”。可她又接着说了一句更让人难受的话：但爸爸其实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正决定战争的人，本来也不是这些做父亲的人。父亲能做的，只是哄孩子一句“没事了”。

后来她说起伊朗爸爸今天本来是要去古董店办事的。有人专门带来一些很精美的书，要和爸爸坐下来一一核对，看带来了多少本，卖掉了多少本，还剩多少。爸爸本来想顺带把这件事办了。因为停火，爸爸还问她要不要一起出去。她说自己没去，因为第二天中午家里有客人，她想留在家里，把自己的事情做一做，收拾收拾，也准备准备。她说：“你去吧，我今天不去了。”

可后来她自己还是出了门，去买了点东西。她说，出去之后她特别惊讶，因为街上比她想象中热闹得多。整个片区都很活，水果店人很多，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在买东西。她说，连她都忍不住想：是不是大家刚回来，冰箱都空了，所以都在赶紧补货？她说，那种感觉特别明显，像是人一下子全都从洞里、从屋里、从逃难状态里钻出来了。大家在街上互相碰见了，就开始问：“你去哪儿了？”“你这几天住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说，整条街、整个片区都有一种很久没见过的热气，像“活过来了”一样。她用的那个词就是“很 lively”，说整个街区都特别有生气。她说，她自己都能感觉到心里舒服一点，因为你会突然明白，原来真正失去的不是某一栋楼，不是某个地方被炸，而是这种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感——人愿意出来，愿意买水果，愿意和邻居说话，愿意把冰箱重新填满，这些才是“活着”的感觉。

可她又马上接着说，她一边觉得好，一边心里又一直发紧。她说，她站在水果店里、看着那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是：万一哪天这停火突然破了，万一电又断了，那这些人买回去的东西怎么办？她说，她现在都不太敢多买需要冷藏的东西了。像水果还好，买回去可以先放到小院子里、放到后面通风阴凉的地方，多少能撑一撑。可像奶酪、肉、各种要放冰箱的东西，她现在都不敢囤。她说，以前她会一下买很多，因为家里平常客人多，东西总是很快就用掉。可现在不行了。现在她心里总有个害怕：万一明天停火破了，万一再打起来，万一又停电，冰箱里的东西怎么办？她说，那时候房子炸了都先不说，光是冰箱里一堆东西全臭了，她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最后就只能一袋一袋全部扔到垃圾桶里。

她还说起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从战争一开始就跑去了布什尔海边的一个村子，等于一直躲在那里。那地方本来以为稍微安全些，结果后来那里也被炸了。她说，原来是一艘革命卫队的船停在一堆渔船旁边，后来以色列来打，那些渔船也一起遭了殃，好几条船沉了。她说，那些船特别贵，一条要值好几十亿，损失特别大。可是政府到底赔不赔、什么时候赔，谁都不知道。因为之前他们那里打得太厉害，那一片区域就停电了，冰箱里的鱼和虾全都臭了，屋子里全是臭味。他们只能赶紧把冰箱收拾了，再把冰箱搬到外面透气。朋友说：“我真的累了，不管了，回去吧。就算停火再破裂，也回去吧。”

伊朗妈妈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他们真的觉得安全了，而是逃久了、借住久了、租房久了、东躲西藏久了，人已经累到不想再算那么多了。只想回自己家。

我说，现在连孩子们都开始想回伊朗了。伊朗妈妈说，孩子们在外面待久了，也会烦，也会想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日子。她后来还特别提了一句，说在她看来，真正能说明“生活开始回来”的，不光是没有爆炸声，而是互联网什么时候恢复。她说得很实在：如果哪一天网络重新顺畅了，大家能正常工作、正常联系，那说明日子才是真的在回来；如果网络还是这个样子，那就说明所谓“恢复正常”其实还差得远。

伊朗妈妈还问我们有没有去菲尔多西花园附近那家有名的店里吃羊肉汤，说伊朗爸爸最喜欢。我说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也关了。我记得，街上有些咖啡馆是开的，但很多店还是没开。甚至街边那家有名的炸鸡汉堡快餐店还是关着的。穆森跟我说，可能是因为今天是领袖“第四十天”的缘故，所以政府不让开。可伊朗妈妈觉得，不完全是因为纪念日，更多还是大家都不敢太早松下来。很多人还是在看，还是在犹豫，还是想“再等等看，看看明后天会不会又变”。

临挂电话前，我还跟伊朗妈妈开玩笑，说现在既然停火了，真想让她和伊朗爸爸一起出去，好好吃一顿饭，去一家他们喜欢的餐厅，当作庆祝，也算散散心。

可伊朗妈妈马上打断我，说别急，先别急着高兴，也别急着安排这些。她说，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局势，等一等，等情况再稳一点。她反复说，这里是“奇迹之地”，什么事都可能突然发生，所以现在还不能太快放松下来。她让我不要着急，也劝我好好休息，先把自己照顾好。

我笑着答应她，说好，那就再等等看。最后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一遍遍叮嘱我照顾好自己，早点休息，然后才挂了电话。

我开始专心写日志。

快到夜里十二点，我也开始犯困了。临睡前又看了一眼新闻。电视上还在播德黑兰各大广场夜间持续集会悼念领袖的画面。人群一遍遍高呼“真主伟大”，向新领袖宣誓效忠，也高喊对黎巴嫩人民的坚决支持。为了方便参加四十天纪念活动的人回家，德黑兰地铁还专门延长了运营时间，最后一班车要到凌晨一点多才到终点站。看着这些画面，我忽然意识到，停火后的第二天并没有真正安静下来。战争只是暂时停了下来，可国家机器、纪念仪式、街头动员和政治情绪，仍然在深夜继续运转。

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播出了新任领袖穆杰塔巴在已故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四十天祭以及“第三次强加战争”相关问题上的书面讲话。里面最核心的大致是三层意思：第一，要求全国民众继续相互体谅，承受战争带来的各种短缺；第二，明确要求民众警惕敌对媒体和与敌方同调的舆论，不要轻信外部信息；第三，强调虽然官方哀悼期结束了，但为领袖和所有烈士复仇的决心不会结束，人民依然要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完成这个目标。讲话里还反复强调，伊朗是这场“第三次神圣防御”的确定胜利者，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也绝不会放过侵略伊朗的人，要追讨损失赔偿，也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提升到新的阶段。甚至特别提到，即便军事上暂时安静了下来，也不意味着人民就不必继续上街，相反，广场和清真寺里的呼声，依然会影响谈判结果。

与此同时，外长阿拉格齐这一天又和十个国家的外长通了电话。除了地区国家外，他还两次和西班牙外长通话，也和法国外长通了话。巴基斯坦那边的同事张霆峰还发来消息，说巴方出动战机和预警机编队，为伊朗谈判代表护航。可另一边，议长卡利巴夫又发出强硬警告，说敌人若继续违反停火，伊朗必将做出强烈回应，并且提醒说：“时间快结束了。”也就是说，一边在谈，一边在警告，一边在护航，一边又在为可能的再次破裂做准备。停火并没有让一切明朗起来，反而让局势显得更复杂了。

这场战争到了第四十一天，停火了，却又像没有真正停火。人们似乎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可没有人敢真的放松。白天是停火后的生活，夜里又像仍在战争之中。

我的困意终于重重地压了上来，还是睡觉吧。今天已经结束，明天的事，明天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