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草莽中走出的"真龙天子"

　　提到明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明太祖朱元璋。正是如此，在今天影视剧、评书小说以及太祖像明代历史研究中，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毛泽东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不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

　　成功之路：草莽中走出的"真龙天子"

　　贫苦身世。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明祖陵县治明光镇北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没有土地，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却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走向巅峰。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残暴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者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虽然身在寺庙中，但他显然是六根未净，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由于皇觉寺被毁，又有友人来信相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投奔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成了郭子兴的亲兵。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逐渐升迁。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来，朱元璋自己拉起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金陵（元代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踌躇满志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集庆为应天府。

　　当时的形势依然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相貌好，并没有才干，不久陈友谅控制了这支队伍。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珍割据温州、台州等处。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制定了先击陈友谅的作战方针。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略通文墨，曾在县衙作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奔到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下，后来取代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金陵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双方于鄱阳湖展开生死大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36天，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百官司署，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徐达像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安逸自居，没有更大的野心。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他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由此又可见朱元璋当年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将，攻取淮河流域。次年八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20万，直捣张士诚老巢，朱文忠攻杭州以为策应。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攻破平江，张士诚束手被擒，后于金陵自缢身亡。

第2节：登上权力顶峰的农民领袖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朱亮祖攻取台州、温州。十一月，部将汤和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元璋。次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将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冯胜也攻克了潼关。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常遇春像个当初的放牛娃、小沙弥终于跃上了权力的巅峰。这里顺带提一下，朱元璋为何选定国号为大明呢？熟读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倚天屠龙记》，在这部武侠小说中，明教与元朝势不两立。而且，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

　　按照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南京徐达墓段，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备。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刘基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太祖实录》所载北伐灭元战略确立国号后，朱元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洪武元年五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七月，元顺帝北遁。徐达势如破竹，八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朱元璋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次年收复陕西。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七月平定四川。朱元璋几次招降云南未得，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亲自制定进军路线。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洪武二十年（1387），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朱元璋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成功秘诀。从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到他在金陵称帝，用了17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帝业。是什么因素让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实现了天壤之别的巨大飞跃？

　　首先，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太祖像

　　多久，因为英勇机敏，就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被郭子兴赏识，将养女马氏嫁给他，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鸠占鹊巢，矛盾加剧，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正是朱元璋从前线赶回来，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关系，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不断壮大的朱元璋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不过，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朱元璋不算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助他谋划统筹。在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3年间，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

第3节：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他还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析时势，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朱元璋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他特别喜南京李文忠墓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朱元璋对此也颇为自诩，"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天生恐怕未必，不过与他的后天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读《尚书》时，他发现各家注释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著有《御注洪范》，这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成果。

　　其次，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有赫赫功勋。他手下的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人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朱元璋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ｙǒｕè）"，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朱元璋攻取金陵，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上门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在群雄先后称帝时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安徽宿县人，她的父亲和郭子兴友善，临死前将她托付给郭子兴，收为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朱元璋，将他关押起来，恰巧当年收成不好，朱元璋时常挨饿。为此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她在二人中间调和，终使嫌隙得释。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的时候，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作战的将士。朱元璋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有人传言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想要杀父，朱元璋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道："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这样朱元璋才没有下旨，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冤枉。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重，自知难以治愈，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担心朱元璋迁怒于医生，竟然执意不许太医治疗。当月，马皇后就去世了，年仅51岁。朱元璋对于马皇后的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朱元璋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朱元璋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大权独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

　　朱元璋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太祖像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他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而朱元璋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第4节：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专制主义皇权到了朱元璋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明代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ｔí）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锦衣卫木印

　　，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1510），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朱元璋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30年，迟迟无法解决。

　　陷入定都困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朱元璋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朱元璋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朱元璋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明南京聚宝门藏兵洞

　　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朱元璋很重视，于四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朱元璋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第5节：庆功楼前不离主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6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朱元璋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朱元璋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朱元璋不能释怀。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和刚猛治国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胡蓝案。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朱元璋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3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朱元璋又将当时已经77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又兴蓝玉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朱元璋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为公爵，另外28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朱元璋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朱元璋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1380）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举起。

第6节：滥杀功臣和刚猛治国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在他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死于非命。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代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朱元璋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史家通常认为是他为继位者扫清障碍，永保大明江山。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孝陵神功圣德碑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未必敢兴兵，建文帝也不用"逊国"了。

　　朱元璋不仅屠戮功臣，也注意严肃整顿吏治。这与他来自底层，看到元朝因吏治腐败导致灭亡的教训有关。他在明初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

　　空印案。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发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意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公认的好官。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人亦牵连在内。最后追赃粮700万石，郭桓等数百人被处死，各地布政使官员入狱被杀者又有数洪武刻本《御制大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因此破产者不计其数。

　　不难发现，朱元璋所处置的大多数都是官吏，而对小民则很信任，甚至亲自接见粮长，被赏识的马上授予官职。这又体现出了朱元璋自身的小农情结。

　　从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朱元璋个人小档案

　　姓名：朱元璋出生：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

　　属相：龙卒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

　　享年：71岁谥号：高皇帝

　　庙号：太祖陵寝：孝陵

　　父亲：朱世珍（又名朱五四）母亲：陈氏

　　初婚：25岁配偶：马皇后

　　子女：26子，16女继承人：朱允■

　　最得意：开创大明基业最失意：太子朱标早逝

　　最不幸：幼年经历悲惨最痛心：马皇后病逝

　　最擅长：刚猛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了不起的皇帝，他由一个放牛娃、寺庙里的小沙弥，经过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一举扫荡群雄、推翻元朝，开创了大明基业。他深知，创业难，守业亦难，因此，明东陵（朱标墓）十分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他登上皇位的同时，就册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这令朱元璋异常伤心。朱元璋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考验，朱元璋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10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就成为首选。然而朱元璋担心朱允■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外，朱元璋也曾考虑过从几个儿子中选择。二子秦王朱此时最长，但他实在是不成器，荒唐成性。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是个不错的人选。一次，朱元璋对几个心腹大臣流露出立燕王的可能性时，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九月，立朱允■为皇太孙。

第7节：动辄杀戮的严峻政治

　　洪武三十一年（1398），开国皇帝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明东陵享殿遗址说朱允■"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家所认同的。朱允■14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有重病，身上有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朱标去世后，朱允■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承继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南京明故宫午门天下，改年号为建文。然而，细心的大臣会发现，新君的脸上并没有君临天下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愁容。是啊，年轻的皇帝面前有两道难解的题目：一是如何改变太祖建国以来形成的动辄杀戮的严峻政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太祖分封宗藩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也许太祖朱元璋生前并没有想到，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他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建文新政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

　　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秀才朝廷"。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南京贡院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成祖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成祖方孝孺像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宽刑省狱。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

　　朱标死，太祖也叫朱允■断刑狱之事，朱允■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

　　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

　　减轻赋税。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明故宫玉带桥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5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第8节：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即皇帝位后，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呢？周王朱，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二人皆为妃所生（在此问题上有异议，见下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叔侄大战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起事，从而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就是削平祸乱的意思。这是燕王方面的用词。对于建文帝来说，这个词是很可笑的。燕王打着为朝廷"靖难"的幌子，却是来跟自明刻本《国朝典故》（内收《奉天靖难记》）己作战，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须知，这时的朝廷不是他燕王的，而是建文帝的。）有一部佚名史书，叫《奉天靖难记》，写的就是这四年战争的历史。这部书是燕王方面的人写的，后来的《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燕王即位前的内容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增改而成的。《太宗实录》上接《太祖实录》，中间没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朝在明代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燕王即位以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建文元年称作洪武三十二年，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这显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演绎逻辑了。于是，"靖难"就成了正经的官方历史名词。但这里既然以建文帝为主角，自然不宜以他所反对的名词来概括他的历史，所以这节就叫"叔侄大战"，实际上确实是做叔叔的夺了侄子的皇位。

　　建文帝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只是早晚的事，但他明显低估了燕王的能力。战争开始之前，建文帝以防边为名，调走了燕王的护卫士兵，又派张■（bǐnɡ)、谢贵到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宋忠统兵3万驻军开平，另在山海关、临清皆有军队协防，将燕王紧紧包围起来。只是建文帝没有想到，朱棣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临危不乱，先后荡平了周围的军队。

　　明故宫石螭首八月，建文帝命耿炳文将兵13万伐燕，兵败退守真定。九月，命李景隆将兵50万出征。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失败在所难免。建文帝知道李景隆的平庸后，启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将，取得了东昌之役的胜利，但这也无法改变燕王势力逐渐增强的事实。建文三年十二月，燕王朱棣反守为攻，率军直趋南京。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应该说，建文帝在位的4年，所积极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尽快用兵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建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