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1976年毕业时，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师生合影）
二、“读研”
05. 留校当研究生
1976年6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研究生。 好在后来得知政策规定：凡1973年10月1日以前进厂，工作满5年者可以带薪上学。 我恰好是1968年9月7日去上钢五厂报到的。
（图1, 作者近照）
我自称“双料工农兵学员”，因为本人先后有两段“工农兵学员“ 的经历：先是作为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学生（1973-1976），之后又作为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后转为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1976-1979）。这两段学历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单位及社会认可，但它们却奠定了我后来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从不讳言自己曾是＂工农兵学员”。
一、入学
01. 一纸招生通知
1973年，是我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当工人的第五个年头。本人当时的工种是泥工。
那年初夏的一天，在厂一号门口贴了一个大学招生通知。通知中提出了招生的四个条件:个人报名，群众评议，组织推荐，学校录取。
不要以为“个人报名”这条是多此一举，更不要以为大家都会去报名。据我所知，当时在大城市工厂工作的青年人对上大学的热情并不高，如我所在的泥工组是有几十人的大组，可以上大学的适龄中学毕业生就有十余人，而当年报名的就我一人。至于那些从事车、钳、刨等好工种的青工，就更不想冒今后被再次分配的风险了。而我当时报名上大学，至少也是冒了失去工资拿津贴（十几元钱）的风险。好在后来得知政策规定：凡1973年10月1日以前进厂，工作满5年者可以带薪上学。我恰好是1968年9月7日去上钢五厂报到的。所以得以保留工资待遇。但当时真的顾不了那么多。
当年城市对报考大学的限制，主要是家庭成分问题。凡家庭成分好、有一定文化基础，且想读书的，基本都能报名，远不像农村那么挤。人人报名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以前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就很稀少，其中相当一部分考入中专，高中毕业后考进大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文化考核则是对想上大学者筛选的依据。
02. 局招生办的巧遇
当时，我知道自己已被推荐到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本来应该收到录取通知的。这期间发生了一起大事，即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我等通知等得好焦急，隔三差五就到厂部去打听消息。那次，也是打听消息未果，厂组织部领导建议我们直接到冶金局组织部去问情况。
上海市冶金局位于福州路上。冶金局大楼近二十层，局组织部在大楼的上部。巧得很，当天大楼停电。我们就徒步登上去。推开组织部招生办公室的门，小屋里人还真不少。中间的椅子上是一位年轻女士。我们就在旁边当听众。原来，该女士是格致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局里已经推荐她上大学，并安排她进自然辩证法专业。大家在劝她进自然辩证法专业，她则问：大学毕业后是否能留在上海？组织部的同志回答：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大，但现在谁也不能担保。该女士则明确表示，如果不能保证毕业后留在上海的话，她就不上大学了。
这里要插一句，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已进入工矿的青工，对于上大学的热情真是天差地远，上海工厂更是个香饽饽，毕业后再分配，的确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风险。该女士一走，我就问组织组同志，她不上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空出来的名额是否可以由我补上，当然我不是66届高中。组织组的同志很高兴，说学校招生的老师在楼下，你可以直接去和他们谈。两位老师，一位姓戚，一位姓陈，在大楼夹层的一间小屋里等着。进校后知道，戚进勤老师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教研组长，陈其荣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向两位老师表示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并告诉他们，我虽然是66届初中生，但已经自修完了高中数学和物理学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许多大学课程。我还做了许多习题，不信我可以把十几本做满习题的练习本带给他们看。两位老师对我的好感和赞许是明显的。表示可以让我进这个专业，但我要再参加一次考试。
03. 追加的考试
我们已经在厂里经过了初步考核。但是要进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需要再次考试。考试的地点是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我一大早就到考试地点报到。先在大厅里开会，由市里来的孙克祥老师给我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孙同志。老孙的话应该不长，我记得清楚的是：你们肯定是可以进大学。这次考试不会影响你们进大学。只是自然辩证法专业要求很高，通过考试的才能进这个专业。
考核分面试和笔试两部分。先进行面试。准备应试者在会议大厅里坐等，叫到名字就由人引导到面试办公室。轮到我时，我轻轻推开办公室的门。只见正前方靠近窗户处放着一张桌子，两边的两个圈椅上坐着老孙和戚老师。老孙笑嘻嘻地招呼我在他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面试像拉家常聊天。老孙主要问我学了那些课程，我又把对戚老师和陈老师的回答大致重复一遍。老孙问我英语的程度，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学英语，在看英语书，还在学日语。
房间里还有一位考官，坐在远离桌子的一张椅子上，据说是复旦光学专业的一位老师。面试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用橡皮筋捆着的卡片。卡片上是数学、物理题目，程度都是高中课程。面试结束前，考官随机抽两张卡片，让考生到指定房间去答题。当时，戚老师很不放心，给我看了几张卡片，让我挑些会做的题目。我看了这些问题，觉得都很简单。我告诉戚老师：那些我都会做。
04. 课堂内外的学习
当时的大学学制，文科是三年，理工科是三年半。自然辩证法专业放在哲学系，学制就是三年。三年时间不长，但我学到的东西真不少。而且一进校园就搞课题。
期间，我和赵寿元、全增嘏、马正荣三位老师合译了《华莱士著作选》，并于1975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说起《华莱士著作选》的翻译，让我很受教益。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好，接到全增嘏教授分配给我的是华莱士的文章《“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化了两周时间才译完。我不太自信地将译稿交给全先生。全先生让我在旁边坐下，念自己的译稿，他则直接看原文。他听着听着，觉得不对时，就示意我停下，然后把我的译稿拿过去，略微动动笔，就改过来了。他再把译稿还给我，让我继续念。就这样，七八千字的文章，只化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全先生的英文水平真令人敬佩。
（图2，顾国庆和三位老师合作翻译、出版的译作）
我曾和沈健隆、席云德、朱上明同学一起写成文章《让一台农机干多种农活——试制上海3型小动力多用底盘的体会》，登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6年第2期上。
（图3，顾国庆和三位同学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
我还和沈健隆一起撰写了理论文章《评玻耳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毕业之前已出了长条样。
结合专业学习，在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陈老师、戚老师的带领下，我与全班同学一起完成了《儒法对立的自然观》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的选编。其中，《儒法对立的自然观》首先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连载了两期。随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1月正式出版。该书的篇幅为小32开本230页，12余万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则于1974年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篇幅为小32开本270页。
（图4，顾国庆与老师及同学们编写的书）
关于《儒法对立的自然观》的编撰始末，我至今记忆犹新：先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的老孙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会上除了负责我们班的三位老师（另一位是辅导员纪如曼），还请来了中哲史教研室的严北溟和潘富恩老师。老孙希望我们编一份儒法两家自然观的资料。严北溟当场就开出一份历代儒法两家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的清单。清单交给了我。会后，我把书单送到校图书馆。不久，校图书馆即通知我去取书，不仅神速，而且很全。我们搬来的绝大部分都是线装书，各种版面、装帧的书都有。书由我负责保管和分配。当时，我们宿舍住6位同学，有4张双人床。3张双人床睡6位同学。因我班的同学都是上海人，行李简单。于是剩下的一张床，下层放脸盆和洗漱用品，上层就用来堆放借来的古籍。为了不致遗失书籍，我一本本登记在册，并记下哪位同学取用了该书。任务完成后全数完璧归赵。我把全班同学一分为二，一半负责翻阅法家著作，一半负责翻阅儒家著作。我自己宿舍分到的是法家著作。其他分到儒家著作的同学埋怨我有私心，好像当时大家更愿意看法家的著作。
大家拿到书后，先把书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摘录下来。我从小喜欢看古籍书，因此古汉语基础较好。记得我先看了《商君书》。《商君书》篇幅不大，只有近百页，没有标点，不过文字不深。我周末带书回家，化半天把《商君书》通读了一遍。只找到一条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等大家把借来的古籍书都查阅完毕，抄录下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摘录，由陈老师负责，带着余传诗和我，再加上上钢五厂工人施德祥（作为工人代表），一起分类整理成册。
我还翻译了凯库勒关于苯分子结构的论文（俄语），以及有关量子力学的哲学文章。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老孙即孙克祥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他课讲得好。记得那次我们正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正好他来了，同学们要求他给我们讲讲其中原理。他欣然答应，信手拈来，如讲到货币，指出货币主要是用来交换的，否则，就将货币直接贴在身上好了，这显然是不行的……。我看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现经老孙提纲挈领的讲解，其内容变得非常生动有趣。其次是老孙在任何场合都努力讲真话。那时正组织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线”。我对那“十七年”很有感情，因为我的基础正是在那“十七年”教育制度下奠定的。之后，主要靠自学。那次，老孙来了。他一进老黄那间宿舍，反手就把宿舍门关上了。随后开始与大家聊天。老孙认真地说道：“我总觉得十七年的教育有点红！”。那时能这样讲，我觉得很了不起。当然，老孙也知道我班同学的品质比较好，不会有人去打小报告。
（图12，顾国庆（第三排右起第三人）1976年毕业时，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师生合影）
1976年6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研究生。据了解，当年是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上海市从工农兵及工农兵学员中试招研究生百余人。复旦当年招收的研究生中，哲学系招了9名，其中哲学专业6名，自然辩证法专业3名。9人中，6名是应届留校者，其余3名来自社会。后来我转到物理系学习，得知其研究生学员构成情况与哲学系类似。
（图5，顾国庆（右一）读研究生期间与老师和同学:杨碧君(女)，庚镇城老师，黄为民合影）
关于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分配，当时曾有不成文的规定：来自工矿的学员一般不留校，基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留校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学员。我来自工厂，毕业后能留校读研，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了。只是当年留校，从经济上看，未必对自己有利。因为我是带薪上学，读书期间不能享受加薪等福利，所以，一直维持着36元工资，远低于同期进厂工友；我读书期间的户口也是未定的，就一直挂在学校。但深造机会毕竟更重要。
我留校当研究生，实际上就进了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文革”时期，北京的“梁效”（即“两校”，指清华、北大）与上海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与理科大批判组同时存在的，还有文科大批判组。可能因为当年“梁校”在政治方面的强势，让上海的文科及理科大批判组“相形见绌”，以至现在除了老一代科技界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了。
我在理科大批判组当研究生期间，理科大批判组成员名单如下：
数学组：谷超豪（教授），秦曾复，张开眀（女），徐家皋，司春林
物理组：蔡怀新，卢鹤绂（教授一级），王福山（教授二级），殷鹏程（讲师六级），朱昂如，钱毓明（女），苏汝铿
化学组：金若水，姚子鹏，胡家聪
生物组：赵寿元，庚镇城，马正荣，卢于道(教授二级），包正（女）
其他，外国哲学：全增嘏（教授二级）
书记：李庆云（时任复旦大学组织部长）
组长：赵寿元
工宣队：李师傅（女）
另有几名文员及政工。
上述名单，大致汇集了当年复旦理科的精英。至于组内各先生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异，我则不甚了了。记得有一次和殷鹏程先生单独在一起时，殷先生用低沉的声音，愤愤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是监督对象”。
据说我是卢鹤绂的研究生。不过卢先生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卢先生提及我是他的学生或其他类似的意思表示。
06. 近代物理讨论班
“文革”期间，由卢鹤绂教授发起组织了近代物理讨论班。据卢先生后来说起，他们是以这样的旗号来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因为在当时形势下，谁做科研工作，谁就是走白专道路，就有可能招来整治或批判。当时参加近代物理讨论班的，有复旦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众多教授和著名学者。我记得有：谷超豪、苏汝铿、倪光炯、夏道行、李洪芳、沈纯理、殷鹏程、戴显熹、周世勋、蔡怀新。
“近代物理讨论班”的运作，堪称当年复旦校园内保护科研力量的一件大事。那时每周或隔周的某个下午，都会在复旦的一个梯形教室举行前沿问题报告或讨论会。此活动吸引了校内外的诸多学者，纷纷慕名前来。他们是殷鹏程先生联络的一些中学物理老师，其中有陆继宗、张明生、朱伟、黄家珠（女）、李新洲等。由于当时校门把得严，校外人员须得校内人员引领才得进门，为此，我时常需要去大门口迎接，从而与那些与会者很熟。报纸曾以“基本粒子之谜”为题，报道了殷先生和他们的故事。
说到当年的报告，至今印象深刻的有夏道行的“泛函分析”，他讲得非常好。作为其中唯一的学生，我也曾上台作了报告，其内容稍作修改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由于当时仍处于“文革”期间，科研的渠道很少，能拥有上述研究方式更显难能可贵。因为卢鹤绂教授原是上海物理学会会长，他与国外学界始终保持着联系。这也使我们不至于完全与世界隔绝。那时，国外常有科研文章寄来，就堆放在办公室，我们都可以随意翻看。
在理科大批判组，我受到的不仅是导师的业务指导和训练，还有先生们为人处世的表率影响。在此略述一二。
07. 人生楷模王先生
王福山先生是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学生，为人厚道友善，真可谓不怒而威，不言而教。听说二战结束后，海森堡曾因帮助纳粹之嫌疑而入狱。后虽获释，但生活依然贫困。当时，王先生已是知名教授，他时常寄东西接济老师。“文革”后，情况倒过来：王先生的生活变得困窘，而海森堡的生活条件则非常好。海森堡曾将自己的巨著《物理学及其以外的》寄给王先生。王先生则将他翻译的一本《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送给了我。我非常认同其中的观点。
（图6，《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伊丽莎白·海森伯著，王福山译）
王先生的德文非常好。当时，“四人帮”引用某句话造了很多舆论。王先生悄悄对包括我在内的同事说：“这句话是译错的！”他还很早注意到青年中流行的不良倾向，指出：很多青年人，中文都没学好，还要学外语。他很不赞成这种做法。
我很感恩王先生对我的无私帮助。记得那次申请霍英东基金，特地去王先生家，请他帮我写推荐信。当时的王先生已属高龄。只见他从厨房踟蹰出来，身上似乎还系着围裙。我问他：“您怎么还自己做饭？”他叹道：“现在已经用不起人了！”听说我的来意，王先生欣然同意。那天的天气很冷。王先生帮我写信时，其手上皲裂的口子还流着血。
写推荐信需要两名教授。为此，系主任找了刘高联教授（后为院士）。后者一看王先生已经写了推荐信，也就欣然同意推荐。
王先生在学界广受尊敬，是我在离开复旦后的深刻感受。当时，我正在上海大百科出版社参加物理组的工作。物理学史组的主要撰稿人在业务上都有一套，因而“文人相轻”，谁也不服谁。开会经常争吵不休、不欢而散。最后要定稿了，该怎么办呢？组长提出：只有把王先生、钱临照先生请来，这次会才能开好。他们知道我与王先生关系比较好，就让我去请王先生。两位老先生一来，会风果然大变：那些原先趾高气扬的先生，现在屁股只坐1/4椅子，头也低了下去。
曾听闻有人议论王先生的科研不怎么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此只举一个例子：王先生临终前，杨振宁教授专门托物理系苏汝铿教授带来一份王先生早年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可惜王先生生前没有来得及看到。
王先生在人品上是我的楷模。
08. 教授神采
理科大批判组的有几位名教授抽烟，且烟瘾不小，由此带来趣事不少。如全增嘏教授爱抽凤凰牌带滤嘴的烟，他抽烟时，会给我们学生递烟。我的同学沈建隆崇拜全先生的英文，想拜师学艺，所以就特地去买烟孝敬全先生。结果是学生敬先生一支烟，先生发学生多支烟！
卢鹤绂先生抽烟又是另外一景。他平时抽飞马牌香烟。每次抽完烟，他都会将香烟壳拆开、捋平，再装订成“拍纸簿”，用于做笔记、写文章。其实，老先生的经济条件很好，办公室也并不缺纸，但先生就是这么节约用纸。此事给我印象很深。也许是受卢先生的影响，我也十分珍惜用纸。在出版社的五年中，我总是一张纸写过正面，翻过来再用。
当年的老教授不仅学术精湛，且多才多艺。例如，卢先生京剧唱得很好，是票友；王先生的小提琴拉得极好。粉碎“四人帮”后，组里开会庆祝，各位老师即兴表演。王先生表演了卓别林：两后跟对靠，两脚尖张开成一直线，和电影里的卓别林形象完全一样！而当时的王先生已69岁，居然能两腿笔挺紧靠，从大厅一头走到另一头！轮到卢鹤绂教授表演，他先谨慎地将大门关上，然后认真地演唱了京戏片段：“将相和”。“文革”虽已结束，但空气仍然凝重，大家讲话都很小心，唯恐惹祸上身。平时，若是涉及“四个现代化”之类的命题，都需要拐弯抹角。
09. 在物理系读研
才进入理科大批判组，“文革”就结束了。半年后，理科大批判组宣告解散。所有成员都分别回到各系。我因为原先的研究方向是物理，所以理应归口物理系。而我本是哲学系的研究生，要从哲学系调到物理系，并无先例，故为此花费了很长时间。时任物理系系副主任的蔡怀新老师亲自为我操办此事。蔡老师曾建议我去当谢希德教授的研究生，但我对固体物理研究不感兴趣，故谢绝。仍然以理论物理专业为研究方向。自留下当研究生起，蔡老师就始终关心着我的学业，蔡老师是我真正的导师，尽管不能用官方文书来证明这一点。蔡老师首先让我补量子力学课。由于当时理科比文科要晚毕业半年，我得以赶上听课。1976年底，物理系从工农兵及工农兵学员中招收了9名研究生（连我是10名），其中4名（包括我）是理论物理专业。之后，我们四人一直一起学习。
当年的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遇到了最棒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在此，不妨向大家晒晒我们这些工农兵研究生当年所学的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电动力学》由蔡圣善先生任教；《固体物理》先是陆栋、之后是陶瑞宝先生任教；《统计物理》是周世勋教授任教；《群论》、《复变函数》、《积分方程》由陶瑞宝先生任教；《量子力学》先是孙鑫，后由戴显熹先生任教；戴先生还帮我们上《量子统计》。所有这些先生，即便当时不是教授，恢复职称评审后，全都成了教授、博导。其中，我后来的导师陶瑞宝及孙鑫先生，还是院士。当时听课的，除了我们几位正式的研究生，还有一些旁听生，其中也包括新留校教师朱耘、上钢五厂来进修的青工钱国兴，以及正等待处理的复旦红卫兵领袖周谷声、何穆等。
当时的教学也比较规范，尤其是戴显熹先生，曾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考试。还记得当时的《量子统计》考试：戴老师共出了10道题，规定答满5题即可满分，第六题加20分。考试时间为半天。我那天没听清老师的具体要求，所以将10道题都做了，且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结果也都对。只是其中有一题移行时，抄漏了一个数字，老师给了我120分。我因此获得第一。考完试，老师还让我们作了答辩。当时全国尚未实行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期间，我共写成三篇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复旦学报》，另一篇被广州“基本粒子讨论会”，在中国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录用。
除我以外，当时还有几位同学也都有论文发表。他们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孙鑫老师和国际知名教授吴家玮（1979年出任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兼任物理学教授；1983年，受聘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吴先生还曾给我们作过几次《相关基函数》专题报告。举出这些，只是想阐明一个事实：我们作为当时的研究生，质量是过得硬的。
据我所知，当年我们那届研究生，无论文理科，后来发展都很好。例如，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培敏：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黄为民：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授；周鲁卫：复旦大学教授和副校长，等等。
10. 阅卷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自然被抽调去参加阅卷了。我参加的是物理科目阅卷，前后共参加过两届（77、78）高考阅卷。还记得77年的试卷，卷面上都能看到考生的准考证号。由于那年复旦物理系有许多教工子女也参加高考，于是，不断有老师来找阅卷老师打探情况。1978年的试卷则作了改进，准考证号码处在试卷左上角，并用大订书钉钉在一起。
77年阅卷遇到的趣事：有老师在查卷时发现，一位学生仅因答题方法与标准答案不同，其分值为20分的论述题被判为零分！后来及时得到了纠正给了满分。
文科的状况则与理科有很大不同。我在哲学系的同学张庆熊当年曾参加文科阅卷。因发现其中的一份卷子答得不错，所以就顺带浏览了一下全卷——按规定，阅卷者每人只负责审阅一题，结果发现其中一题仅因未按标准答案叙述，结果被判零分。张同学就此找阅卷组长反映，最终因文科的东西难以说清，最后这一题仍然只给该考生一半分而了此公案。
从我所经历的77、78届阅卷，可以清楚知道：当年，只要基础尚可，且愿意学习，大部分知识青年应都能考上大学。因为当时的考题相当简单，文化基础差的考生则不少——仅我经手的每包50份的阅卷袋，全袋总分不满100分的，绝非个别。那一届的应届生真是幸运儿。
而随着高考的恢复及即将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使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有了隐忧——工农兵学员行将失宠。但将作为另类而长期受歧视，则始料所不及。至于学历不被承认，则就不光是不可理喻，而且有悖常理。该学历既然不可承认，就应该让工农兵学员参加高考。否则他们才是被完全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人群，而且是在“文革”之后。再说，让我们这些没有“功名”的去给求取“功名”的芸芸众生当批卷的考官，也实在是太荒唐了点。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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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研”
05. 留校当研究生
1976年6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研究生。 好在后来得知政策规定：凡1973年10月1日以前进厂，工作满5年者可以带薪上学。 我恰好是1968年9月7日去上钢五厂报到的。
（图1, 作者近照）
我自称“双料工农兵学员”，因为本人先后有两段“工农兵学员“ 的经历：先是作为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学生（1973-1976），之后又作为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后转为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1976-1979）。这两段学历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单位及社会认可，但它们却奠定了我后来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从不讳言自己曾是＂工农兵学员”。
一、入学
01. 一纸招生通知
1973年，是我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当工人的第五个年头。本人当时的工种是泥工。
那年初夏的一天，在厂一号门口贴了一个大学招生通知。通知中提出了招生的四个条件:个人报名，群众评议，组织推荐，学校录取。
不要以为“个人报名”这条是多此一举，更不要以为大家都会去报名。据我所知，当时在大城市工厂工作的青年人对上大学的热情并不高，如我所在的泥工组是有几十人的大组，可以上大学的适龄中学毕业生就有十余人，而当年报名的就我一人。至于那些从事车、钳、刨等好工种的青工，就更不想冒今后被再次分配的风险了。而我当时报名上大学，至少也是冒了失去工资拿津贴（十几元钱）的风险。好在后来得知政策规定：凡1973年10月1日以前进厂，工作满5年者可以带薪上学。我恰好是1968年9月7日去上钢五厂报到的。所以得以保留工资待遇。但当时真的顾不了那么多。
当年城市对报考大学的限制，主要是家庭成分问题。凡家庭成分好、有一定文化基础，且想读书的，基本都能报名，远不像农村那么挤。人人报名上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以前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就很稀少，其中相当一部分考入中专，高中毕业后考进大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文化考核则是对想上大学者筛选的依据。
02. 局招生办的巧遇
当时，我知道自己已被推荐到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本来应该收到录取通知的。这期间发生了一起大事，即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我等通知等得好焦急，隔三差五就到厂部去打听消息。那次，也是打听消息未果，厂组织部领导建议我们直接到冶金局组织部去问情况。
上海市冶金局位于福州路上。冶金局大楼近二十层，局组织部在大楼的上部。巧得很，当天大楼停电。我们就徒步登上去。推开组织部招生办公室的门，小屋里人还真不少。中间的椅子上是一位年轻女士。我们就在旁边当听众。原来，该女士是格致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局里已经推荐她上大学，并安排她进自然辩证法专业。大家在劝她进自然辩证法专业，她则问：大学毕业后是否能留在上海？组织部的同志回答：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大，但现在谁也不能担保。该女士则明确表示，如果不能保证毕业后留在上海的话，她就不上大学了。
这里要插一句，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已进入工矿的青工，对于上大学的热情真是天差地远，上海工厂更是个香饽饽，毕业后再分配，的确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风险。该女士一走，我就问组织组同志，她不上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空出来的名额是否可以由我补上，当然我不是66届高中。组织组的同志很高兴，说学校招生的老师在楼下，你可以直接去和他们谈。两位老师，一位姓戚，一位姓陈，在大楼夹层的一间小屋里等着。进校后知道，戚进勤老师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教研组长，陈其荣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向两位老师表示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并告诉他们，我虽然是66届初中生，但已经自修完了高中数学和物理学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许多大学课程。我还做了许多习题，不信我可以把十几本做满习题的练习本带给他们看。两位老师对我的好感和赞许是明显的。表示可以让我进这个专业，但我要再参加一次考试。
03. 追加的考试
我们已经在厂里经过了初步考核。但是要进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需要再次考试。考试的地点是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我一大早就到考试地点报到。先在大厅里开会，由市里来的孙克祥老师给我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孙同志。老孙的话应该不长，我记得清楚的是：你们肯定是可以进大学。这次考试不会影响你们进大学。只是自然辩证法专业要求很高，通过考试的才能进这个专业。
考核分面试和笔试两部分。先进行面试。准备应试者在会议大厅里坐等，叫到名字就由人引导到面试办公室。轮到我时，我轻轻推开办公室的门。只见正前方靠近窗户处放着一张桌子，两边的两个圈椅上坐着老孙和戚老师。老孙笑嘻嘻地招呼我在他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面试像拉家常聊天。老孙主要问我学了那些课程，我又把对戚老师和陈老师的回答大致重复一遍。老孙问我英语的程度，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学英语，在看英语书，还在学日语。
房间里还有一位考官，坐在远离桌子的一张椅子上，据说是复旦光学专业的一位老师。面试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用橡皮筋捆着的卡片。卡片上是数学、物理题目，程度都是高中课程。面试结束前，考官随机抽两张卡片，让考生到指定房间去答题。当时，戚老师很不放心，给我看了几张卡片，让我挑些会做的题目。我看了这些问题，觉得都很简单。我告诉戚老师：那些我都会做。
04. 课堂内外的学习
当时的大学学制，文科是三年，理工科是三年半。自然辩证法专业放在哲学系，学制就是三年。三年时间不长，但我学到的东西真不少。而且一进校园就搞课题。
期间，我和赵寿元、全增嘏、马正荣三位老师合译了《华莱士著作选》，并于1975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说起《华莱士著作选》的翻译，让我很受教益。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好，接到全增嘏教授分配给我的是华莱士的文章《“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化了两周时间才译完。我不太自信地将译稿交给全先生。全先生让我在旁边坐下，念自己的译稿，他则直接看原文。他听着听着，觉得不对时，就示意我停下，然后把我的译稿拿过去，略微动动笔，就改过来了。他再把译稿还给我，让我继续念。就这样，七八千字的文章，只化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全先生的英文水平真令人敬佩。
（图2，顾国庆和三位老师合作翻译、出版的译作）
我曾和沈健隆、席云德、朱上明同学一起写成文章《让一台农机干多种农活——试制上海3型小动力多用底盘的体会》，登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6年第2期上。
（图3，顾国庆和三位同学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
我还和沈健隆一起撰写了理论文章《评玻耳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毕业之前已出了长条样。
结合专业学习，在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陈老师、戚老师的带领下，我与全班同学一起完成了《儒法对立的自然观》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的选编。其中，《儒法对立的自然观》首先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连载了两期。随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1月正式出版。该书的篇幅为小32开本230页，12余万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自然科学》则于1974年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篇幅为小32开本270页。
（图4，顾国庆与老师及同学们编写的书）
关于《儒法对立的自然观》的编撰始末，我至今记忆犹新：先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的老孙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会上除了负责我们班的三位老师（另一位是辅导员纪如曼），还请来了中哲史教研室的严北溟和潘富恩老师。老孙希望我们编一份儒法两家自然观的资料。严北溟当场就开出一份历代儒法两家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的清单。清单交给了我。会后，我把书单送到校图书馆。不久，校图书馆即通知我去取书，不仅神速，而且很全。我们搬来的绝大部分都是线装书，各种版面、装帧的书都有。书由我负责保管和分配。当时，我们宿舍住6位同学，有4张双人床。3张双人床睡6位同学。因我班的同学都是上海人，行李简单。于是剩下的一张床，下层放脸盆和洗漱用品，上层就用来堆放借来的古籍。为了不致遗失书籍，我一本本登记在册，并记下哪位同学取用了该书。任务完成后全数完璧归赵。我把全班同学一分为二，一半负责翻阅法家著作，一半负责翻阅儒家著作。我自己宿舍分到的是法家著作。其他分到儒家著作的同学埋怨我有私心，好像当时大家更愿意看法家的著作。
大家拿到书后，先把书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摘录下来。我从小喜欢看古籍书，因此古汉语基础较好。记得我先看了《商君书》。《商君书》篇幅不大，只有近百页，没有标点，不过文字不深。我周末带书回家，化半天把《商君书》通读了一遍。只找到一条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等大家把借来的古籍书都查阅完毕，抄录下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述摘录，由陈老师负责，带着余传诗和我，再加上上钢五厂工人施德祥（作为工人代表），一起分类整理成册。
我还翻译了凯库勒关于苯分子结构的论文（俄语），以及有关量子力学的哲学文章。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老孙即孙克祥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他课讲得好。记得那次我们正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正好他来了，同学们要求他给我们讲讲其中原理。他欣然答应，信手拈来，如讲到货币，指出货币主要是用来交换的，否则，就将货币直接贴在身上好了，这显然是不行的……。我看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现经老孙提纲挈领的讲解，其内容变得非常生动有趣。其次是老孙在任何场合都努力讲真话。那时正组织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线”。我对那“十七年”很有感情，因为我的基础正是在那“十七年”教育制度下奠定的。之后，主要靠自学。那次，老孙来了。他一进老黄那间宿舍，反手就把宿舍门关上了。随后开始与大家聊天。老孙认真地说道：“我总觉得十七年的教育有点红！”。那时能这样讲，我觉得很了不起。当然，老孙也知道我班同学的品质比较好，不会有人去打小报告。
（图12，顾国庆（第三排右起第三人）1976年毕业时，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师生合影）
二、“读研”
05. 留校当研究生
1976年6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研究生。据了解，当年是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上海市从工农兵及工农兵学员中试招研究生百余人。复旦当年招收的研究生中，哲学系招了9名，其中哲学专业6名，自然辩证法专业3名。9人中，6名是应届留校者，其余3名来自社会。后来我转到物理系学习，得知其研究生学员构成情况与哲学系类似。
（图5，顾国庆（右一）读研究生期间与老师和同学:杨碧君(女)，庚镇城老师，黄为民合影）
关于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分配，当时曾有不成文的规定：来自工矿的学员一般不留校，基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留校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学员。我来自工厂，毕业后能留校读研，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了。只是当年留校，从经济上看，未必对自己有利。因为我是带薪上学，读书期间不能享受加薪等福利，所以，一直维持着36元工资，远低于同期进厂工友；我读书期间的户口也是未定的，就一直挂在学校。但深造机会毕竟更重要。
我留校当研究生，实际上就进了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文革”时期，北京的“梁效”（即“两校”，指清华、北大）与上海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与理科大批判组同时存在的，还有文科大批判组。可能因为当年“梁校”在政治方面的强势，让上海的文科及理科大批判组“相形见绌”，以至现在除了老一代科技界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复旦的理科大批判组了。
我在理科大批判组当研究生期间，理科大批判组成员名单如下：
数学组：谷超豪（教授），秦曾复，张开眀（女），徐家皋，司春林
物理组：蔡怀新，卢鹤绂（教授一级），王福山（教授二级），殷鹏程（讲师六级），朱昂如，钱毓明（女），苏汝铿
化学组：金若水，姚子鹏，胡家聪
生物组：赵寿元，庚镇城，马正荣，卢于道(教授二级），包正（女）
其他，外国哲学：全增嘏（教授二级）
书记：李庆云（时任复旦大学组织部长）
组长：赵寿元
工宣队：李师傅（女）
另有几名文员及政工。
上述名单，大致汇集了当年复旦理科的精英。至于组内各先生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异，我则不甚了了。记得有一次和殷鹏程先生单独在一起时，殷先生用低沉的声音，愤愤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是监督对象”。
据说我是卢鹤绂的研究生。不过卢先生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卢先生提及我是他的学生或其他类似的意思表示。
06. 近代物理讨论班
“文革”期间，由卢鹤绂教授发起组织了近代物理讨论班。据卢先生后来说起，他们是以这样的旗号来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因为在当时形势下，谁做科研工作，谁就是走白专道路，就有可能招来整治或批判。当时参加近代物理讨论班的，有复旦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众多教授和著名学者。我记得有：谷超豪、苏汝铿、倪光炯、夏道行、李洪芳、沈纯理、殷鹏程、戴显熹、周世勋、蔡怀新。
“近代物理讨论班”的运作，堪称当年复旦校园内保护科研力量的一件大事。那时每周或隔周的某个下午，都会在复旦的一个梯形教室举行前沿问题报告或讨论会。此活动吸引了校内外的诸多学者，纷纷慕名前来。他们是殷鹏程先生联络的一些中学物理老师，其中有陆继宗、张明生、朱伟、黄家珠（女）、李新洲等。由于当时校门把得严，校外人员须得校内人员引领才得进门，为此，我时常需要去大门口迎接，从而与那些与会者很熟。报纸曾以“基本粒子之谜”为题，报道了殷先生和他们的故事。
说到当年的报告，至今印象深刻的有夏道行的“泛函分析”，他讲得非常好。作为其中唯一的学生，我也曾上台作了报告，其内容稍作修改后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由于当时仍处于“文革”期间，科研的渠道很少，能拥有上述研究方式更显难能可贵。因为卢鹤绂教授原是上海物理学会会长，他与国外学界始终保持着联系。这也使我们不至于完全与世界隔绝。那时，国外常有科研文章寄来，就堆放在办公室，我们都可以随意翻看。
在理科大批判组，我受到的不仅是导师的业务指导和训练，还有先生们为人处世的表率影响。在此略述一二。
07. 人生楷模王先生
王福山先生是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学生，为人厚道友善，真可谓不怒而威，不言而教。听说二战结束后，海森堡曾因帮助纳粹之嫌疑而入狱。后虽获释，但生活依然贫困。当时，王先生已是知名教授，他时常寄东西接济老师。“文革”后，情况倒过来：王先生的生活变得困窘，而海森堡的生活条件则非常好。海森堡曾将自己的巨著《物理学及其以外的》寄给王先生。王先生则将他翻译的一本《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送给了我。我非常认同其中的观点。
（图6，《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伊丽莎白·海森伯著，王福山译）
王先生的德文非常好。当时，“四人帮”引用某句话造了很多舆论。王先生悄悄对包括我在内的同事说：“这句话是译错的！”他还很早注意到青年中流行的不良倾向，指出：很多青年人，中文都没学好，还要学外语。他很不赞成这种做法。
我很感恩王先生对我的无私帮助。记得那次申请霍英东基金，特地去王先生家，请他帮我写推荐信。当时的王先生已属高龄。只见他从厨房踟蹰出来，身上似乎还系着围裙。我问他：“您怎么还自己做饭？”他叹道：“现在已经用不起人了！”听说我的来意，王先生欣然同意。那天的天气很冷。王先生帮我写信时，其手上皲裂的口子还流着血。
写推荐信需要两名教授。为此，系主任找了刘高联教授（后为院士）。后者一看王先生已经写了推荐信，也就欣然同意推荐。
王先生在学界广受尊敬，是我在离开复旦后的深刻感受。当时，我正在上海大百科出版社参加物理组的工作。物理学史组的主要撰稿人在业务上都有一套，因而“文人相轻”，谁也不服谁。开会经常争吵不休、不欢而散。最后要定稿了，该怎么办呢？组长提出：只有把王先生、钱临照先生请来，这次会才能开好。他们知道我与王先生关系比较好，就让我去请王先生。两位老先生一来，会风果然大变：那些原先趾高气扬的先生，现在屁股只坐1/4椅子，头也低了下去。
曾听闻有人议论王先生的科研不怎么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此只举一个例子：王先生临终前，杨振宁教授专门托物理系苏汝铿教授带来一份王先生早年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可惜王先生生前没有来得及看到。
王先生在人品上是我的楷模。
08. 教授神采
理科大批判组的有几位名教授抽烟，且烟瘾不小，由此带来趣事不少。如全增嘏教授爱抽凤凰牌带滤嘴的烟，他抽烟时，会给我们学生递烟。我的同学沈建隆崇拜全先生的英文，想拜师学艺，所以就特地去买烟孝敬全先生。结果是学生敬先生一支烟，先生发学生多支烟！
卢鹤绂先生抽烟又是另外一景。他平时抽飞马牌香烟。每次抽完烟，他都会将香烟壳拆开、捋平，再装订成“拍纸簿”，用于做笔记、写文章。其实，老先生的经济条件很好，办公室也并不缺纸，但先生就是这么节约用纸。此事给我印象很深。也许是受卢先生的影响，我也十分珍惜用纸。在出版社的五年中，我总是一张纸写过正面，翻过来再用。
当年的老教授不仅学术精湛，且多才多艺。例如，卢先生京剧唱得很好，是票友；王先生的小提琴拉得极好。粉碎“四人帮”后，组里开会庆祝，各位老师即兴表演。王先生表演了卓别林：两后跟对靠，两脚尖张开成一直线，和电影里的卓别林形象完全一样！而当时的王先生已69岁，居然能两腿笔挺紧靠，从大厅一头走到另一头！轮到卢鹤绂教授表演，他先谨慎地将大门关上，然后认真地演唱了京戏片段：“将相和”。“文革”虽已结束，但空气仍然凝重，大家讲话都很小心，唯恐惹祸上身。平时，若是涉及“四个现代化”之类的命题，都需要拐弯抹角。
09. 在物理系读研
才进入理科大批判组，“文革”就结束了。半年后，理科大批判组宣告解散。所有成员都分别回到各系。我因为原先的研究方向是物理，所以理应归口物理系。而我本是哲学系的研究生，要从哲学系调到物理系，并无先例，故为此花费了很长时间。时任物理系系副主任的蔡怀新老师亲自为我操办此事。蔡老师曾建议我去当谢希德教授的研究生，但我对固体物理研究不感兴趣，故谢绝。仍然以理论物理专业为研究方向。自留下当研究生起，蔡老师就始终关心着我的学业，蔡老师是我真正的导师，尽管不能用官方文书来证明这一点。蔡老师首先让我补量子力学课。由于当时理科比文科要晚毕业半年，我得以赶上听课。1976年底，物理系从工农兵及工农兵学员中招收了9名研究生（连我是10名），其中4名（包括我）是理论物理专业。之后，我们四人一直一起学习。
当年的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遇到了最棒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在此，不妨向大家晒晒我们这些工农兵研究生当年所学的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电动力学》由蔡圣善先生任教；《固体物理》先是陆栋、之后是陶瑞宝先生任教；《统计物理》是周世勋教授任教；《群论》、《复变函数》、《积分方程》由陶瑞宝先生任教；《量子力学》先是孙鑫，后由戴显熹先生任教；戴先生还帮我们上《量子统计》。所有这些先生，即便当时不是教授，恢复职称评审后，全都成了教授、博导。其中，我后来的导师陶瑞宝及孙鑫先生，还是院士。当时听课的，除了我们几位正式的研究生，还有一些旁听生，其中也包括新留校教师朱耘、上钢五厂来进修的青工钱国兴，以及正等待处理的复旦红卫兵领袖周谷声、何穆等。
当时的教学也比较规范，尤其是戴显熹先生，曾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考试。还记得当时的《量子统计》考试：戴老师共出了10道题，规定答满5题即可满分，第六题加20分。考试时间为半天。我那天没听清老师的具体要求，所以将10道题都做了，且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结果也都对。只是其中有一题移行时，抄漏了一个数字，老师给了我120分。我因此获得第一。考完试，老师还让我们作了答辩。当时全国尚未实行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期间，我共写成三篇论文。其中两篇发表于《复旦学报》，另一篇被广州“基本粒子讨论会”，在中国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录用。
除我以外，当时还有几位同学也都有论文发表。他们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孙鑫老师和国际知名教授吴家玮（1979年出任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兼任物理学教授；1983年，受聘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吴先生还曾给我们作过几次《相关基函数》专题报告。举出这些，只是想阐明一个事实：我们作为当时的研究生，质量是过得硬的。
据我所知，当年我们那届研究生，无论文理科，后来发展都很好。例如，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培敏：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黄为民：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授；周鲁卫：复旦大学教授和副校长，等等。
10. 阅卷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自然被抽调去参加阅卷了。我参加的是物理科目阅卷，前后共参加过两届（77、78）高考阅卷。还记得77年的试卷，卷面上都能看到考生的准考证号。由于那年复旦物理系有许多教工子女也参加高考，于是，不断有老师来找阅卷老师打探情况。1978年的试卷则作了改进，准考证号码处在试卷左上角，并用大订书钉钉在一起。
77年阅卷遇到的趣事：有老师在查卷时发现，一位学生仅因答题方法与标准答案不同，其分值为20分的论述题被判为零分！后来及时得到了纠正给了满分。
文科的状况则与理科有很大不同。我在哲学系的同学张庆熊当年曾参加文科阅卷。因发现其中的一份卷子答得不错，所以就顺带浏览了一下全卷——按规定，阅卷者每人只负责审阅一题，结果发现其中一题仅因未按标准答案叙述，结果被判零分。张同学就此找阅卷组长反映，最终因文科的东西难以说清，最后这一题仍然只给该考生一半分而了此公案。
从我所经历的77、78届阅卷，可以清楚知道：当年，只要基础尚可，且愿意学习，大部分知识青年应都能考上大学。因为当时的考题相当简单，文化基础差的考生则不少——仅我经手的每包50份的阅卷袋，全袋总分不满100分的，绝非个别。那一届的应届生真是幸运儿。
而随着高考的恢复及即将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使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有了隐忧——工农兵学员行将失宠。但将作为另类而长期受歧视，则始料所不及。至于学历不被承认，则就不光是不可理喻，而且有悖常理。该学历既然不可承认，就应该让工农兵学员参加高考。否则他们才是被完全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人群，而且是在“文革”之后。再说，让我们这些没有“功名”的去给求取“功名”的芸芸众生当批卷的考官，也实在是太荒唐了点。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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