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应大幅增加对印度工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前，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与其潜力相比仍显不足。加强在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创造就业岗位、转移技术，并构建抑制冲突的经济利益纽带，从而将双边关系从零和竞争转变为共同繁荣。其次，中国应考虑深化与印度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的合作与商业交流。印度的技术能力与中国的硬件制造优势形成互补。在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和软件开发领域开展合资项目，可使两国成为创新领导者，同时降低西方技术的主导地位。此类伙伴关系还能满足中国对软件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印度对硬件的需求。第三，扩大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投资。我在复旦大学的亲身经历表明，直接的文化沉浸能够打破刻板印象，建立持久的理解。政府资助的项目（让中国学生到印度大学学习，反之亦然）将培养出一代能够深刻理解彼此文明的领导者，搭建起超越政治波动的人文桥梁。第四，两国政府应优先改善目前有限的互联互通水平。通过边境贸易点、直飞航班、数字支付整合和电信链路，加强实体和数字互联互通，将促进旅游、商业和文化交流。更好的互联互通自然会鼓励合作，并提高冲突的成本。第五，在开展战略对话的同时，应优先推进文化交流。我见证了印度娱乐产业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如歌曲《Aankhen Khuli Ho Ya Ho Band》的流行。两国政府联合推动京剧和印度纳塔克戏剧（Natak）的倡议，既能提升软实力，又能创造收入，通过共同的文化欣赏促进相互理解、深化双边关系。中印关系需要跳出空谈，在投资、技术、教育和互联互通领域开展切实合作。这些务实措施能够逐步建立信任和相互依存关系，服务于两国的长远利益。
【本文是作者“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巴贾亚什里•尼姆巴尔卡尔（Bhagyashree Nimbalkar）女士目前正在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东亚研究中心攻读中国研究博士学位。2024年1月至2025年8月期间，她曾在新德里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生。在该研究所任职期间，巴贾亚什里负责社交媒体部门的相关工作，协助开展发布工作，同时以更广泛的职能为研究团队提供支持，包括解决技术难题。她的工作让她有机会参与有关中国在金砖国家（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BRI）及其他多边框架等国际机构中角色演变的当代辩论。她的中国研究学术之旅始于其政治学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她的博士研究计划聚焦于“中国高科技创新集群”。她对中国在技术和产业创新方面的进步深感着迷。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科技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国有企业（SOEs）的运作及其全球影响力，以及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发展援助方式。她还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多年来你深耕中国研究，重点关注中国高科技创新集群，且成长于印度科技集群及信息技术中心普纳，对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十分熟悉。结合中印两国的技术优势与产业特点，你认为两国在高科技、半导体、高科技创新集群等领域存在哪些核心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如何能成为缓解两国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纽带？
尼姆巴尔卡尔：中印两国在技术发展与产业结构上具有显著的互补性，这可作为合作的基础。要理解这种协同效应，需审视两国在当代全球技术格局中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与共同面临的挑战。印度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非传统路径，直接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本质上跳过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传统制造业阶段。这一飞跃催生了强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软件开发生态系统和业务流程外包领域，使印度成为全球技术服务中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以经济特区为核心，推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
尽管印度的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但两国在高科技创新方面均展现出卓越能力——全球创新排名中，两国均有创新集群跻身世界前100名，这便是明证。两国都培育了蓬勃发展的创业生态系统、人工智能研究能力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平台。然而，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共同挑战：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框架实施的限制性技术转让政策。印度在制药行业深受其影响，专利保护限制了民众获得平价药品的渠道，也制约了国内先进医药产品的生产。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也面临类似障碍，最突出的是进口生产尖端芯片所需的先进光刻机受到限制。这些出口管制（尤其是对极紫外光（EUV）光刻机的获取限制），成为中国实现半导体雄心和技术主权的重大绊脚石。这一共同困境为中印合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两国可携手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框架改革，以促进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多边论坛上，共同倡导修改专利制度、强制许可条款和技术共享机制，中印两国可凭借其联合经济实力，代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务实合作可超越倡导层面，延伸至实际的技术开发伙伴关系。印度的软件专业能力和算法开发优势，可与中国的硬件制造实力互补，打造一体化技术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项目，既能整合资源，又能减少对西方技术供应商的依赖。此外，建立双边科技园、研究人员交流项目和联合创新基金，可将合作制度化，同时增进科学界之间的信任。此类举措将在两国培育出致力于维护积极双边关系的利益相关群体。
问：近年来，中印两国在经贸领域出现了一些摩擦与分歧。结合你所学的相关课程（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对中印产业的理解，你认为当前中印经贸冲突的核心诱因是什么？两国应采取哪些务实措施，以解决经贸分歧、实现互利共赢？
尼姆巴尔卡尔：中印经贸紧张局势源于结构性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导致了持续的失衡和战略担忧。印度政府将巨额贸易逆差视为驱动双边经济冲突的核心诱因。这一逆差每年均达数十亿美元，始终对中国有利，反映出双边贸易关系存在根本性失衡。
解决这些贸易分歧的务实方案，需要双方协同努力，通过扩大印度对华出口来减少逆差。这就要求印度跳出大宗商品出口的局限，转向其具有竞争优势的高价值领域。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领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首要机遇。印度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业务流程管理和数字服务方面拥有全球公认的专业能力，这能够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高端技术解决方案需求——尤其是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软件能力之际。中国可通过降低印度软件企业的监管壁垒、认可印度信息技术认证、鼓励中国企业将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印度企业等方式，为印度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提供便利。在软件开发、云计算、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既能利用印度的人才储备，又能支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此外，医药出口是另一个潜力巨大的领域。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可为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提供平价药品，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需求增长的背景下。扩大印度医药产品的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认可印度药品监管标准，可显著推动印度医药出口。农产品（尤其是有机食品、巴斯马蒂大米、茶叶和香料）具有进一步的出口潜力。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印度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机遇。降低植物检疫壁垒、加快认证流程，将为这类贸易提供便利。
制度机制同样重要。建立双边贸易失衡监测委员会、打造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定期举行专门聚焦贸易平衡问题的部长级对话，可将解决不对称问题的努力制度化。在中国设立专门面向印度出口商的经济特区，提供简化的海关流程和优惠待遇，可鼓励印度企业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投资流动可作为贸易再平衡的补充。鼓励中国投资印度制造业——尤其是中国具有优势的领域，如电子组装、零部件制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等，将实现技术转移、创造就业岗位，并有可能带来出口机遇。
问：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你认为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这些挑战（如地缘政治和认知层面的挑战）会影响两国在高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吗？你有哪些针对性建议来缓解这些挑战？
尼姆巴尔卡尔：我认为边境问题确实会影响中印关系，但有趣的是，双边贸易数据并未将这些紧张局势视为首要关切。尽管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时出现军事对峙，且印太地区存在战略竞争，但贸易量依然保持可观，这表明经济务实主义往往会超越政治摩擦。根据我的分析，经济关系更根本地取决于各国在管理全球经济的贸易组织和多边机构中的互动方式。真正的摩擦点并非仅来自双边争端，而是源于中印两国在这些制度框架内的互动模式。
有两个具体问题能体现这种紧张局势的制度层面。首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印度提起诉讼，引发了重大摩擦，尤其是在涉及损害印度电动汽车制造业利益的措施方面。这些WTO争端挑战了印度的产业政策自主权，以及其通过保护措施、补贴或本地含量要求培育战略产业的能力。在印度看来，此类法律挑战不仅仅是贸易分歧，更是遏制印度制造业雄心和技术发展的企图，与双方承诺的互利发展直接相悖。其次，中国在金砖国家（BRICS）倡议中对巴基斯坦采取的优惠投资态度引发了印度的担忧。印度认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过度财政支持——尤其是穿越争议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基础设施项目——是出于地缘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合理性。当这种优惠态度出现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印度本应是平等伙伴）时，会破坏信任，并强化“中国优先考虑战略遏制而非真正合作”的认知。不过，这些挑战可以通过针对性谈判解决。关于WTO争端，中印两国可建立双边协商机制，在升级为正式争端解决程序之前解决贸易关切。这需要两国商务部定期对话，讨论产业政策、及早识别潜在冲突，并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中国可考虑撤回或修改直接针对印度战略产业发展的WTO诉讼，认识到印度制造业的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金砖国家投资模式方面，中国可通过平衡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确保印度在互联互通项目、科技园和产业发展方面获得同等关注，以此体现对平等伙伴关系的承诺。制定透明的金砖国家资金分配标准，并让印度参与决策过程，将缓解对“存在偏见”的认知。
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变化，更侧重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结合你的国际关系学术背景和中国研究经验，你如何评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战略格局下，印度应如何把握自身定位，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
尼姆巴尔卡尔：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根本性调整，对中印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以往主要聚焦军事遏制和反恐的版本不同，新版战略强调经济复苏、再工业化、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加强边境安全。这一战略转变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主要重新定位在经济层面，为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种调整通过多个渠道影响中印关系：美国强调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加大了构建替代供应链和制造中心的力度，而印度成为其首选合作伙伴之一。然而，这加剧了中印双边关系的紧张，因为中国认为印度与美国经济倡议的合作是在与中国对抗。印太框架表面上关乎地区安全，实则将印度定位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力量，这给印度与中国就经济合作开展建设性对话带来了困难。
在这种战略格局下，印度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采取了平衡策略，避免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伙伴。这一定位反映出印度的判断：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僵化的结盟将损害其战略自主性，并限制其选择空间。印度最近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就是这种多元化战略的体现，既在美国之外建立了经济伙伴关系，又加强了与另一个主要经济集团的联系。同样，印度积极参与金砖国家（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一道），表明尽管存在双边紧张，印度仍致力于维持与中国的对话渠道。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多边论坛中参与合作，彰显了印度的务实外交，以及其避免直接对抗的偏好。印度在共同利益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同时通过参与金砖国家在发展融资、贸易便利化和南南合作等领域的倡议，就分歧进行沟通。
印度应继续坚持这一审慎策略，利用其战略地位，从伙伴关系和多边参与中获取最大利益。这意味着在技术、国防制造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与多个伙伴的经济合作，同时通过双边机制和多边平台与中国保持对话。关键在于维护战略自主性——避免可能引发反制反应的正式联盟，同时建设足够的能力以捍卫国家利益。此外，印度必须加强自身经济基础，投资制造业、创新和基础设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真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问：你曾在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深入体验过中国语言文化，并长期关注中印两国的发展。基于当前中印双边互动的现状，你对中印政府关系的未来发展有何展望？两国政府应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以推动双边关系的稳定与深化？
尼姆巴尔卡尔：我认为中印双边关系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尽管不时出现紧张局势，但这两个亚洲大国在地区稳定、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现实始终未变。政府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具体、互利领域的务实合作。展望未来，只要两国政府将经济相互依存和人文交流置于战略竞争之上，我对双边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近期的边境脱离接触努力表明，只要真诚利用对话机制，就能取得积极成果。然而，要维持这一势头，就需要在关键领域采取具体行动。
首先，中国应大幅增加对印度工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前，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与其潜力相比仍显不足。加强在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创造就业岗位、转移技术，并构建抑制冲突的经济利益纽带，从而将双边关系从零和竞争转变为共同繁荣。其次，中国应考虑深化与印度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的合作与商业交流。印度的技术能力与中国的硬件制造优势形成互补。在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和软件开发领域开展合资项目，可使两国成为创新领导者，同时降低西方技术的主导地位。此类伙伴关系还能满足中国对软件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印度对硬件的需求。第三，扩大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投资。我在复旦大学的亲身经历表明，直接的文化沉浸能够打破刻板印象，建立持久的理解。政府资助的项目（让中国学生到印度大学学习，反之亦然）将培养出一代能够深刻理解彼此文明的领导者，搭建起超越政治波动的人文桥梁。第四，两国政府应优先改善目前有限的互联互通水平。通过边境贸易点、直飞航班、数字支付整合和电信链路，加强实体和数字互联互通，将促进旅游、商业和文化交流。更好的互联互通自然会鼓励合作，并提高冲突的成本。第五，在开展战略对话的同时，应优先推进文化交流。我见证了印度娱乐产业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如歌曲《Aankhen Khuli Ho Ya Ho Band》的流行。两国政府联合推动京剧和印度纳塔克戏剧（Natak）的倡议，既能提升软实力，又能创造收入，通过共同的文化欣赏促进相互理解、深化双边关系。中印关系需要跳出空谈，在投资、技术、教育和互联互通领域开展切实合作。这些务实措施能够逐步建立信任和相互依存关系，服务于两国的长远利益。
问：基于《金融时报》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印度-中国关系的前景有何展望？
尼姆巴尔卡尔：致尊敬的《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我想就全球经济历史的关键节点以及中印合作的潜力，分享我的观点。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全球对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信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的货币扩张、金融系统的地缘政治武器化，以及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促使世界各国寻求替代方案。这种信心的侵蚀不仅是一种经济转变，更是全球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组。
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使其成为这场变革的天然竞争者。中国经济已建立起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然而，成为储备货币主导者的道路，仅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控制全球贸易路线、拥有深度且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以及获得广泛的国际信任——这些要素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建立。尽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扩大了影响力，但人民币在单方面承接美元主导地位方面仍面临结构性制约。
这一现实为中印合作提供了非凡机遇。我们不应以竞争或历史紧张的视角看待双边关系，而应认识到我们在打造可行替代方案（金砖国家货币UNIT）方面的互补优势。印度拥有民主资质、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连接多条贸易走廊的战略地理位置。中国则具备制造业实力、外汇储备和成熟的贸易网络。我们与巴西、俄罗斯、南非一道，代表着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和不断增长的全球GDP份额。金砖国家货币UNIT有望成为一种真正的多极化替代方案，其支撑并非单一国家的主导，而是集体经济实力和共同利益。这一框架将使两国都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我对中印关系的愿景，核心是通过务实合作重塑全球金融架构。我们面临的双边挑战虽然重大，但与经济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通过共同推动金砖国家货币倡议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我们可以引领全球南方走向真正的金融主权。21世纪不必重复上一个世纪的零和博弈。作为拥有现代抱负的古老文明，印度和中国有智慧、有能力开辟一条新道路——一条以伙伴关系而非对抗为核心的道路，定义我们共同的未来，并为世界提供一个替代美元霸权的可靠选择。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