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3月24日，一名日本23岁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携带一把刃长18厘米的刀具，非法翻墙闯入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举世皆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日本右翼思想和扭曲历史观流毒之深、为害之大。”历史上，日本军人“暴走”事件屡屡发生，尤其是1931年发生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6年日本本土的“二二六事件”，体现了日本青年军官受法西斯思想荼毒之深。

日本侵华的预谋由来已久，只不过其内部各派在路线方式上意见不同。1931年，被法西斯思想荼毒已久的日本青年军官直接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急剧加速侵华进程。

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毒性”最强

日本军国主义植根于12世纪开始、延续近700年的武家幕府统治。以武治文的传统在近代与西方“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结合，衍生出的新形态即“日本法西斯主义”。

一战后，陷入重重经济危机的日本出现一批法西斯主义理论者，他们把强权视为国内矛盾的破解之道。日本军人视国家法度如无物的狂热也源自这个时期在日本滋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一众法西斯主义理论者中，北一辉“毒性”最强。在其1919年炮制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这种法西斯主义赋予了军人一种病态的“神圣感”：暗示当政客“腐败、无能”时，中下层军官有权越过政府，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换句话说，北一辉的有毒观点为日本年轻军官破坏法律、擅权妄为提供了“依据”。

在日本昭和时代前期（1926年—1945年），青年军官“暴走”擅自挑起事端甚至军事行动屡见不鲜。在“将侵略视为日本机遇”的法西斯分子眼中，凡是可能延缓侵略步伐的人，都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需要被清除的对象，不管是上级的命令还是国家的法律，皆可被抛诸脑后。

1930年前后，部分狂热的法西斯日本青年军官在军队内部秘密结社。这些军人不考虑保家卫国的职责，而是研究如何自作主张发起军事行动推动侵略。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1931年先在日本策划了“三月事件”。“三月事件”的主谋之一是桥本欣五郎。起事者煽动群众包围议会，并派军队冲入议会颁布《戒严令》，企图建立军事政权。但最终因为没有得到民众支持，“三月事件”失败。

虽然“三月事件”失败，但其推手、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没有得到严惩，甚至在同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这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只要打着“维护日本国益”的旗号，哪怕是策动政变失败也不会受到严厉惩罚。“三月事件”中这种奖励“疯癫”的军国主义体制，直接助长后来青年军官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的野心。

前线青年军官加速“暴走”

围绕如何推动侵华进程，日本国内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内部特别是文官系统不想推进得过快。“三月事件”发生后，日本中下层军官对政府的不满暴露，引起日本政府对于“急功近利”军人的警惕。1931年，时任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察觉到关东军有异状，下达命令派人前往前线，想“遏制事态发展”，却加速了前线青年军官的“暴走”。

1931年9月，来自东京的建川美次少将奉命到东北传达内阁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的秘密指令。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等史料记载，建川美次抵达满洲的公务电报到达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那里时，已经是9月17日了。建川到达之后就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迎至日式酒家，建川几乎喝得酩酊大醉。有分析称，建川知道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计划，为配合这一计划，建川在到达后没有马上传达命令，白白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几个月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内阁被压垮

与此同时，桥本欣五郎从日本内部发起行动。早在1931年夏天，桥本欣五郎就与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商定要“内外联动”。

1931年10月，桥本欣五郎发动颠覆日本政权的“十月事件”，该事件彻底将若槻内阁压垮。桥本计划于当年10月21日出动步兵和一个机枪中队枪杀若槻礼次郎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并宣布戒严令。不过，当时军部已经掌握日本政局主导权，认为桥本的计划过于激进，因而最终制止了桥本。捡回一命的若槻自知无力对抗军部，只有下台了之，1931年12月，若槻内阁宣告解散。 

1931年之后，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内部进一步扩大，桥本欣五郎犯下颠覆政权重罪，但只受到了不影响其军旅生涯的行政处分。日本军部法西斯通过“制造既成事实”，用流氓手段完成政治夺权。（作者是四川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 李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