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2004年12月31日，钟彬在惠州市博罗县一间出租屋内被人拐走；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广州市增城区一间公寓内被人抢走。 自张维平供出“梅姨”，不到十年时间，谜一般的“梅姨”何以成为“一代人的噩梦”？
“梅姨”被供出后，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公开悬赏，号召扩散信息、举报线索。 找回孩子后，申军良并未放弃追“梅姨”
3月22日16时许，申军良带着儿子申聪从济南飞抵广州，距离官宣“梅姨”落网仅过去29个小时。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鄢敏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钟振彬 曾育文
“梅姨”落网消息传来时，申军良整个人愣住了。他有点不敢相信，拐卖儿子申聪的人贩子，自己苦苦追了近十年，竟然真的抓到了。
3月21日，广东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某某（女）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
一时间，全网轰动，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唤起了大众关于“梅姨”的记忆：抓小孩子、手段残忍、涉嫌多起拐卖案件、在广州增城和韶关新丰活动等。
对“梅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申军良。自2017年得知“梅姨”是案件的关键人物以来，他就拿着模拟画像寻其踪迹，即使2020年儿子已经回家，他也没有停止追凶。为什么申军良坚持找“梅姨”？
长时间没有姓名、样貌模糊，一度被怀疑是否存在的“梅姨”，为什么每次出现都令人胆寒，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时二十余年，为什么掀起的讨论超出一个犯罪嫌疑人范畴，演变为我国“打拐”工作历程的标志性符号？
近日，记者跟随申军良父子，重走申军良曾经寻找“梅姨”的路线，回到当年申聪被抢的案发地，并采访法律专家，尝试解开围绕“梅姨”的种种疑问。
找回孩子后，申军良并未放弃追“梅姨”
3月22日16时许，申军良带着儿子申聪从济南飞抵广州，距离官宣“梅姨”落网仅过去29个小时。前一天，他在河南接到该消息，激动到哽咽，“终于抓到了”。申军良马不停蹄地跑回山东，又连夜订机票，赶到这个来了无数次的城市。
落地后，申军良直奔广州增城鸡公山——“梅姨”居住过的地方。2017年6月，张维平供述，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个孩子，均通过“梅姨”转卖出手。由此，申军良知道了“梅姨”的存在，并了解到两人交易的路线，“张维平拐了孩子抱到鸡公山，在坡下路口交给‘梅姨’，前面就是长途汽车站，可以去惠州、河源”。
于是，鸡公山便成了申军良寻子的突破口。自2005年1月4日，申聪被张维平一伙人拐卖，申军良辞去工作、变卖家产，连续十余年寻找其下落无果。“找申聪的时候，大海捞针一样”。面对偌大的城市，他无处下手，便拿个手机在地上转，嘴里念着“申聪你在哪里”，手机头指向哪边，就往哪边走。他想着，只要找到“梅姨”，就能问到买家，从而找到儿子申聪。
沿着狭窄的巷子、陡峭的斜坡，申军良走遍了鸡公山各个角落。他拿着“梅姨”的模拟画像，挨家挨户询问，把寻人启事贴满电线杆、柱子。“只要我去，人家都知道，申军良又来找‘梅姨’了。”次数多到申军良至今仍能脱口而出鸡公山每个出口通向哪里。
那段时间，申军良近乎疯狂地找“梅姨”。他走在广州增城街头，“五六十（岁）的阿婆，见一个就拍照”，每天给警察发上百张照片，让他们找张维平认，是不是“梅姨”。
后来，申军良循着张维平的口供，跑到河源紫金的偏僻山村，蹲守“梅姨”同居老汉长达七八个月。“第一个月几乎没人理我，他们看我像外星人。”申军良只好一张张粘贴印有“梅姨”画像的寻人启事，时间久了，村民好心提醒他，画像与“梅姨”本人相差甚远。申军良马上向警方反馈情况，2019年画像专家按照“梅姨”同居者的描述，绘制了第二版模拟画像。
当申军良一边追“梅姨”一边寻孩子的时候，2020年3月，警方在广东梅州发现申聪。“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那时候申军良才发现广州的天那么蓝、那么漂亮，之前他从未注意到。但家庭团圆后，申军良并未放弃找“梅姨”。“张维平拐卖了9个孩子，（加上申聪）才找到3个，还有6个没找到，我想帮着他们，把这些孩子找回来。”
后来，张维平被依法执行死刑、网上传言“梅姨”不存在、9个被拐孩子全部找回。在每个外界认为到此为止的节点，申军良都选择继续往下挖。“人家说我炒作、无中生有。”其他寻子家长也害怕引起非议，不再参与寻找“梅姨”一事。
儿子申聪问过父亲：“咱还找‘梅姨’吗？”
申军良回答道：“死磕到底，一定要找到她。”
“就是因为她卖掉我孩子，我走在路上十五年多。”原本，申军良在陶瓷企业担任高管，一家三口生活美满。然而，人贩子闯进出租屋抢走申聪，一下击垮这个小家庭。他坦言，“梅姨”是心里的一个结，不找到她，这道坎过不去。“睡着了，我都在追‘梅姨’。”
而在申聪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源自“梅姨”等凶手。“如果我在家人身边长大，就算过得不好，也怨不了什么人。”
十年来，申军良不是没想过，可能永远找不到“梅姨”。“没个名字，反侦察能力又这么强。”然而，一有线索，申军良就忍不住，一次次去找“梅姨”同居老汉核实。“有点线索，我跑得比谁都快。”
就在“梅姨”落网消息发布前，2026年春节，申军良还带着儿子申聪前往鸡公山，寻找“梅姨”的线索。这是申聪第一次来此地，路上主动问起关于“梅姨”的事。“我想知道，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听完之后，申聪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场景：父亲佝偻着背，独自一人走在路上，淋雨、挨饿，充满无助。
令父子俩没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再走上鸡公山，心情全然不同。3月21日，广东警方通报：2025年，专案组发现一位名叫谢某某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姨”。近期，专案组将嫌疑人谢某某抓获，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申军良苦寻十年，“梅姨”终于找到了。
“‘小时候的噩梦’终于被抓了”
“梅姨”落网的消息，宛如一枚炸弹，瞬间引爆社交平台。多个词条冲上热搜，相关话题阅读量很快突破亿次。评论区，除了“大快人心”的叫好之外，“‘小时候的噩梦’终于被抓了”也是不少人的第一反应。
有网友直言，“不听话会被‘梅姨’抓走”曾是家长吓唬孩子的话术，“梅姨”俨然成为拐卖儿童的“代名词”。一位妈妈留言道，上幼儿园的女儿都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否则人贩子“梅姨”会把小孩抓走。“梅姨”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消散，反而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大众心底。
但在此番被抓获前，“梅姨”长期是个谜：没有名字、籍贯年龄不详、样貌模糊，就连“梅姨”是不是真人也得打个问号。自张维平供出“梅姨”，不到十年时间，谜一般的“梅姨”何以成为“一代人的噩梦”？
“梅姨”被供出后，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公开悬赏，号召扩散信息、举报线索。此后，那张短发黑白画像全网转发，无数人记住了约65岁、身高1.5米、讲粤语和客家话的“梅姨”，尤其是广州增城、韶关新丰等“梅姨”活动地区群众。之后，湖南、四川、福建、新疆等地陆续有人举报发现“梅姨”，虽经复核均不是“梅姨”，但在当地引发不小波动，加深了老百姓对“梅姨”的印象。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伟，曾长期参与公安部“打拐”行动，同时跟踪“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近十年。他认为，“梅姨”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关键是其在拐卖儿童系列案中的特殊身份——中间商。“不是偶尔，而是一种职业，甚至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张志伟强调，“梅姨”负责中转、介绍、销售，没有她，灰色产业链不能闭合，“而且‘梅姨’隐藏很深，可能不是凶神恶煞的犯罪分子，而是看起来身单力薄、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极具伪装欺骗性。”
对此，申军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没有‘梅姨’这个环节，张维平拐到孩子，到哪去卖？如果没有‘梅姨’，抢到孩子，弄哪去？（一切）就是因为这个‘梅姨’。”他清楚记得，张维平在庭审中供述：“梅姨”多次催他，要快点搞，男孩、女孩都可以。“（他们的）链条非常强大，五天拐两个孩子。”2004年12月31日，钟彬在惠州市博罗县一间出租屋内被人拐走；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广州市增城区一间公寓内被人抢走。
在张志伟看来，该系列案手法残暴、受害者多，在当地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多种因素加剧了“梅姨”这一身份的恐怖色彩。“它打破了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信任。”张志伟以申聪案举例，周容平等人盯上申聪后，在申军良家斜对面租了一间房，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近乎，买零食哄小孩玩，混成了熟人甚至朋友。2005年1月4日，他们趁申军良不在，闯进家里，用透明胶带封住申军良妻子于晓莉嘴巴，并且反绑其双手，抢走了孩子，随后转交给张维平。“暴力程度非常强，一般人听到后，邻居都不敢信任了。”张志伟说。
入室抢孩子的暴行让于晓莉几乎精神崩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申聪透露，妈妈现在不能流泪，只要一流泪，头紧跟着痛，睁不开眼睛。
寻子十五年、追凶近十年，同样在申军良身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长期走路贴寻人启事，他的膝盖一到刮风下雨就疼；整天想着到哪找人，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个人，像只小蚂蚁一样在外面飘着，压力很大。”
而此次“梅姨”落网引发全网关注，张志伟认为，说明大家对拐卖案件的发生，还是有担心和恐慌。他表示，很多人作为家长，看到别人遭遇这种事会感同身受，考虑自己的孩子会不会遭遇类似的危险，这种心情让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
从“梅姨”案看我国“打拐”变化
“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经二十余年，据张志伟观察，这一路恰好是我国拐卖犯罪从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到公安严厉打击拐卖、打击显现成效的过程。“‘梅姨’案可以说是我国打击拐卖的典型案件”，他认为，该案集中反映了这些年我国在“打拐”方面的力度、制度的变化。
张志伟介绍，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推出了系列措施、建立了新机制，包括建成全国性的“打拐”DNA数据库、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公安部“团圆行动”解决一大批被拐失踪儿童陈年积案等。
2011年开始，公安部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制”：县市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工作全程负责到底。张志伟指出，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过去依靠一个派出所侦破拐卖案件，难度是很大的，警力不足、技术力量有限，孩子几个小时就卖到外省了。”
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调整。在张志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推动下，“买方入刑”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此，拐卖案中的买方也是法律严惩的对象。
过程中，张志伟注意到，以“梅姨”案为代表的重大拐卖案件掀起的舆论热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百姓预防拐卖的警惕性。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最近几年在火车、长途汽车上，一旦看见陌生男女抱着哭闹的孩子，马上有人怀疑是不是人贩子，甚至会报警。“当然闹出过误会，但是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防拐’意识在增强。”
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据，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1035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
张志伟看到“梅姨”落网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给申军良发去祝福信息，“没有家长多年的坚持，可能案件未必能走到这一步。”他感叹，这也是各方努力的结果，家长的不放弃、警方的不懈怠、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促使案件迎来重大进展。
3月22日，申军良走在鸡公山狭窄的巷子里，望着斑驳的房屋，轻声说道：（我）跟这个地方告别，以后不来这里了。当追查多年的凶手落网，萦绕在申军良心里的执念终于可以放下了，但他似乎没有打算停止。申军良迫切想知道：“梅姨”下面有多少个张维平？“梅姨”到底拐卖了多少个孩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所有被“梅姨”拐卖的孩子全部找回来。
3月23日，一位被拐孩子家长专门带着“寻女罗妙全”的启事，从东莞跑到广州增城扩散信息。“因为‘梅姨’在韶关、梅州、东莞活动过，失踪女孩的涉案嫌疑人也是梅州兴宁的，作案手法差不多。”所以，家长猜测女孩的失踪也许跟“梅姨”有关系。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点希望，都要竭尽全力去尝试。
“梅姨”落网了，关于寻亲与追凶的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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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被供出后，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公开悬赏，号召扩散信息、举报线索。 找回孩子后，申军良并未放弃追“梅姨”
3月22日16时许，申军良带着儿子申聪从济南飞抵广州，距离官宣“梅姨”落网仅过去29个小时。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鄢敏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钟振彬 曾育文
“梅姨”落网消息传来时，申军良整个人愣住了。他有点不敢相信，拐卖儿子申聪的人贩子，自己苦苦追了近十年，竟然真的抓到了。
3月21日，广东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谢某某（女）落网，其即为该案关键人物“梅姨”。
一时间，全网轰动，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唤起了大众关于“梅姨”的记忆：抓小孩子、手段残忍、涉嫌多起拐卖案件、在广州增城和韶关新丰活动等。
对“梅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申军良。自2017年得知“梅姨”是案件的关键人物以来，他就拿着模拟画像寻其踪迹，即使2020年儿子已经回家，他也没有停止追凶。为什么申军良坚持找“梅姨”？
长时间没有姓名、样貌模糊，一度被怀疑是否存在的“梅姨”，为什么每次出现都令人胆寒，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时二十余年，为什么掀起的讨论超出一个犯罪嫌疑人范畴，演变为我国“打拐”工作历程的标志性符号？
近日，记者跟随申军良父子，重走申军良曾经寻找“梅姨”的路线，回到当年申聪被抢的案发地，并采访法律专家，尝试解开围绕“梅姨”的种种疑问。
找回孩子后，申军良并未放弃追“梅姨”
3月22日16时许，申军良带着儿子申聪从济南飞抵广州，距离官宣“梅姨”落网仅过去29个小时。前一天，他在河南接到该消息，激动到哽咽，“终于抓到了”。申军良马不停蹄地跑回山东，又连夜订机票，赶到这个来了无数次的城市。
落地后，申军良直奔广州增城鸡公山——“梅姨”居住过的地方。2017年6月，张维平供述，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个孩子，均通过“梅姨”转卖出手。由此，申军良知道了“梅姨”的存在，并了解到两人交易的路线，“张维平拐了孩子抱到鸡公山，在坡下路口交给‘梅姨’，前面就是长途汽车站，可以去惠州、河源”。
于是，鸡公山便成了申军良寻子的突破口。自2005年1月4日，申聪被张维平一伙人拐卖，申军良辞去工作、变卖家产，连续十余年寻找其下落无果。“找申聪的时候，大海捞针一样”。面对偌大的城市，他无处下手，便拿个手机在地上转，嘴里念着“申聪你在哪里”，手机头指向哪边，就往哪边走。他想着，只要找到“梅姨”，就能问到买家，从而找到儿子申聪。
沿着狭窄的巷子、陡峭的斜坡，申军良走遍了鸡公山各个角落。他拿着“梅姨”的模拟画像，挨家挨户询问，把寻人启事贴满电线杆、柱子。“只要我去，人家都知道，申军良又来找‘梅姨’了。”次数多到申军良至今仍能脱口而出鸡公山每个出口通向哪里。
那段时间，申军良近乎疯狂地找“梅姨”。他走在广州增城街头，“五六十（岁）的阿婆，见一个就拍照”，每天给警察发上百张照片，让他们找张维平认，是不是“梅姨”。
后来，申军良循着张维平的口供，跑到河源紫金的偏僻山村，蹲守“梅姨”同居老汉长达七八个月。“第一个月几乎没人理我，他们看我像外星人。”申军良只好一张张粘贴印有“梅姨”画像的寻人启事，时间久了，村民好心提醒他，画像与“梅姨”本人相差甚远。申军良马上向警方反馈情况，2019年画像专家按照“梅姨”同居者的描述，绘制了第二版模拟画像。
当申军良一边追“梅姨”一边寻孩子的时候，2020年3月，警方在广东梅州发现申聪。“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那时候申军良才发现广州的天那么蓝、那么漂亮，之前他从未注意到。但家庭团圆后，申军良并未放弃找“梅姨”。“张维平拐卖了9个孩子，（加上申聪）才找到3个，还有6个没找到，我想帮着他们，把这些孩子找回来。”
后来，张维平被依法执行死刑、网上传言“梅姨”不存在、9个被拐孩子全部找回。在每个外界认为到此为止的节点，申军良都选择继续往下挖。“人家说我炒作、无中生有。”其他寻子家长也害怕引起非议，不再参与寻找“梅姨”一事。
儿子申聪问过父亲：“咱还找‘梅姨’吗？”
申军良回答道：“死磕到底，一定要找到她。”
“就是因为她卖掉我孩子，我走在路上十五年多。”原本，申军良在陶瓷企业担任高管，一家三口生活美满。然而，人贩子闯进出租屋抢走申聪，一下击垮这个小家庭。他坦言，“梅姨”是心里的一个结，不找到她，这道坎过不去。“睡着了，我都在追‘梅姨’。”
而在申聪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源自“梅姨”等凶手。“如果我在家人身边长大，就算过得不好，也怨不了什么人。”
十年来，申军良不是没想过，可能永远找不到“梅姨”。“没个名字，反侦察能力又这么强。”然而，一有线索，申军良就忍不住，一次次去找“梅姨”同居老汉核实。“有点线索，我跑得比谁都快。”
就在“梅姨”落网消息发布前，2026年春节，申军良还带着儿子申聪前往鸡公山，寻找“梅姨”的线索。这是申聪第一次来此地，路上主动问起关于“梅姨”的事。“我想知道，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听完之后，申聪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场景：父亲佝偻着背，独自一人走在路上，淋雨、挨饿，充满无助。
令父子俩没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再走上鸡公山，心情全然不同。3月21日，广东警方通报：2025年，专案组发现一位名叫谢某某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姨”。近期，专案组将嫌疑人谢某某抓获，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申军良苦寻十年，“梅姨”终于找到了。
“‘小时候的噩梦’终于被抓了”
“梅姨”落网的消息，宛如一枚炸弹，瞬间引爆社交平台。多个词条冲上热搜，相关话题阅读量很快突破亿次。评论区，除了“大快人心”的叫好之外，“‘小时候的噩梦’终于被抓了”也是不少人的第一反应。
有网友直言，“不听话会被‘梅姨’抓走”曾是家长吓唬孩子的话术，“梅姨”俨然成为拐卖儿童的“代名词”。一位妈妈留言道，上幼儿园的女儿都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否则人贩子“梅姨”会把小孩抓走。“梅姨”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消散，反而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大众心底。
但在此番被抓获前，“梅姨”长期是个谜：没有名字、籍贯年龄不详、样貌模糊，就连“梅姨”是不是真人也得打个问号。自张维平供出“梅姨”，不到十年时间，谜一般的“梅姨”何以成为“一代人的噩梦”？
“梅姨”被供出后，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公开悬赏，号召扩散信息、举报线索。此后，那张短发黑白画像全网转发，无数人记住了约65岁、身高1.5米、讲粤语和客家话的“梅姨”，尤其是广州增城、韶关新丰等“梅姨”活动地区群众。之后，湖南、四川、福建、新疆等地陆续有人举报发现“梅姨”，虽经复核均不是“梅姨”，但在当地引发不小波动，加深了老百姓对“梅姨”的印象。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伟，曾长期参与公安部“打拐”行动，同时跟踪“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近十年。他认为，“梅姨”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关键是其在拐卖儿童系列案中的特殊身份——中间商。“不是偶尔，而是一种职业，甚至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张志伟强调，“梅姨”负责中转、介绍、销售，没有她，灰色产业链不能闭合，“而且‘梅姨’隐藏很深，可能不是凶神恶煞的犯罪分子，而是看起来身单力薄、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极具伪装欺骗性。”
对此，申军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没有‘梅姨’这个环节，张维平拐到孩子，到哪去卖？如果没有‘梅姨’，抢到孩子，弄哪去？（一切）就是因为这个‘梅姨’。”他清楚记得，张维平在庭审中供述：“梅姨”多次催他，要快点搞，男孩、女孩都可以。“（他们的）链条非常强大，五天拐两个孩子。”2004年12月31日，钟彬在惠州市博罗县一间出租屋内被人拐走；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广州市增城区一间公寓内被人抢走。
在张志伟看来，该系列案手法残暴、受害者多，在当地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多种因素加剧了“梅姨”这一身份的恐怖色彩。“它打破了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信任。”张志伟以申聪案举例，周容平等人盯上申聪后，在申军良家斜对面租了一间房，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套近乎，买零食哄小孩玩，混成了熟人甚至朋友。2005年1月4日，他们趁申军良不在，闯进家里，用透明胶带封住申军良妻子于晓莉嘴巴，并且反绑其双手，抢走了孩子，随后转交给张维平。“暴力程度非常强，一般人听到后，邻居都不敢信任了。”张志伟说。
入室抢孩子的暴行让于晓莉几乎精神崩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申聪透露，妈妈现在不能流泪，只要一流泪，头紧跟着痛，睁不开眼睛。
寻子十五年、追凶近十年，同样在申军良身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长期走路贴寻人启事，他的膝盖一到刮风下雨就疼；整天想着到哪找人，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个人，像只小蚂蚁一样在外面飘着，压力很大。”
而此次“梅姨”落网引发全网关注，张志伟认为，说明大家对拐卖案件的发生，还是有担心和恐慌。他表示，很多人作为家长，看到别人遭遇这种事会感同身受，考虑自己的孩子会不会遭遇类似的危险，这种心情让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
从“梅姨”案看我国“打拐”变化
“梅姨”从作案到落网，历经二十余年，据张志伟观察，这一路恰好是我国拐卖犯罪从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到公安严厉打击拐卖、打击显现成效的过程。“‘梅姨’案可以说是我国打击拐卖的典型案件”，他认为，该案集中反映了这些年我国在“打拐”方面的力度、制度的变化。
张志伟介绍，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推出了系列措施、建立了新机制，包括建成全国性的“打拐”DNA数据库、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公安部“团圆行动”解决一大批被拐失踪儿童陈年积案等。
2011年开始，公安部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制”：县市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工作全程负责到底。张志伟指出，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过去依靠一个派出所侦破拐卖案件，难度是很大的，警力不足、技术力量有限，孩子几个小时就卖到外省了。”
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调整。在张志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推动下，“买方入刑”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此，拐卖案中的买方也是法律严惩的对象。
过程中，张志伟注意到，以“梅姨”案为代表的重大拐卖案件掀起的舆论热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百姓预防拐卖的警惕性。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最近几年在火车、长途汽车上，一旦看见陌生男女抱着哭闹的孩子，马上有人怀疑是不是人贩子，甚至会报警。“当然闹出过误会，但是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防拐’意识在增强。”
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据，2025年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1035人，同比下降18.4%，为近十年来最低。
张志伟看到“梅姨”落网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给申军良发去祝福信息，“没有家长多年的坚持，可能案件未必能走到这一步。”他感叹，这也是各方努力的结果，家长的不放弃、警方的不懈怠、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促使案件迎来重大进展。
3月22日，申军良走在鸡公山狭窄的巷子里，望着斑驳的房屋，轻声说道：（我）跟这个地方告别，以后不来这里了。当追查多年的凶手落网，萦绕在申军良心里的执念终于可以放下了，但他似乎没有打算停止。申军良迫切想知道：“梅姨”下面有多少个张维平？“梅姨”到底拐卖了多少个孩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所有被“梅姨”拐卖的孩子全部找回来。
3月23日，一位被拐孩子家长专门带着“寻女罗妙全”的启事，从东莞跑到广州增城扩散信息。“因为‘梅姨’在韶关、梅州、东莞活动过，失踪女孩的涉案嫌疑人也是梅州兴宁的，作案手法差不多。”所以，家长猜测女孩的失踪也许跟“梅姨”有关系。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点希望，都要竭尽全力去尝试。
“梅姨”落网了，关于寻亲与追凶的故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