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天水乐集」的成员，包括音质高亢，好比天上行云的李建复；音色低沉，好比江河流水的蔡琴；还有专司编织音符为乐章的靳铁章、苏来；以及负责将词曲歌声制作成「集」的李寿全；另外，就是远在日本准备明年报考研究所的作词者许乃胜；总共是六位成员。 蔡琴、李建复组台湾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天水乐集」
在 1981 年，当时的唱片公司如同代工厂，歌手进录音室唱完就走，几乎没有话语权。 而在那年夏天，六个不愿妥协的名字——李建复、蔡琴、苏来、李寿全、靳铁章、许乃胜，决定做一件大事：他们想要掌控录音室，亲自定义什么叫作「好音乐」，为此组成「天水乐集」，也是台湾第一个具有工作室雏形的音乐团队。
「天水乐集」的出现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唱自己的歌」。
在 1981 年，当时的唱片公司如同代工厂，歌手进录音室唱完就走，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在那年夏天，六个不愿妥协的名字——李建复、蔡琴、苏来、李寿全、靳铁章、许乃胜，决定做一件大事：他们想要掌控录音室，亲自定义什么叫作「好音乐」，为此组成「天水乐集」，也是台湾第一个具有工作室雏形的音乐团队。
「天水乐集」的出现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唱自己的歌」。从 1981 年《民生报》的报导可知，当时的乐评直言国内唱片的音响效果过于「陈腐与贫弱」。但在「天水乐集」的努力下，李建复的专辑《柴拉可汗》问世，让这个批评被彻底打破。「天水乐集」不是抱著吉他轻轻吟唱，他们大胆引入古典乐与实验性编曲，试图在简陋的硬体环境中，用人工磨出磅礡的层次。
不过追求极致的背后，执行过程却是步步维艰，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商业体制的摩擦。在唱片公司主导一切的年代，「天水乐集」却坚持集体创作、集体分红，并要求制作拥有绝对主权。使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就面临经费透支，还有许多通路的冷眼。最后因成本与市场压力，在 1981 年留下音乐的种子后，各奔前程。
身处数位串流时代的我们，滑开手机就有无数音乐可以享用，但是绝对听不到老唱片里感人的秘密，那是随歌声流淌而出的、不甘于平庸的坚持。「天水乐集」的出现，令人怀念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这群人「想为台湾音乐做点什么」的热情，他们用最华丽的姿态展现了音乐人的尊严与态度。那是台湾音乐的觉醒，也是一代人青春里最响亮的乐曲。
争权益‧重理想‧开风气六位青年组成「天水乐集」为爱乐者制作专辑唱片
1981-06-03 / 民生报 / 08 版 / 国际视窗
【本报记者涂敏恒专访】
六位不是学音乐的青年，只因为爱音乐的缘故，聚集在一起，有的写词，有的作曲，有的演唱，有的负责编排制作，准备推出一张张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气魄雄伟的专辑唱片，这个制作小组，就是「天水乐集」。
「天水乐集」的成员，包括音质高亢，好比天上行云的李建复；音色低沉，好比江河流水的蔡琴；还有专司编织音符为乐章的靳铁章、苏来；以及负责将词曲歌声制作成「集」的李寿全；另外，就是远在日本准备明年报考研究所的作词者许乃胜；总共是六位成员。
这六位成员，虽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也不是唱片业者，但是，就与唱片有关的成就而言，均曾留下引以自豪的纪录。
譬如，李建复录唱的「龙的传人」，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苏来作曲的「偈」、「浮云游子」，靳铁章的「天水流长」，许乃胜作词的「秋瑾」，以及李寿全制作的「金韵奖」各专辑，都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名气」有了，「财」气却嫌不足。原因是国内唱片业，不论是对词曲创作或录唱，都沿袭著一次买断的作法，销路再好，所有的权益都是唱片老板独享，作者、演唱者、制作者只有干瞪眼的份。
此外，「一次买断」还有不合理之处，就是作品有「卖鸡随鸡，卖狗随狗」的押宝式的命运；制作推广得当，也许能够流行，否则，别家公司既不能使用，原公司又视如敝屣，无异于宣布了该曲「死亡」，根本没有「复活」的机会。
「天水乐集」基于上述不合理现象，一则为了争取合理的权益，一则为了追求理想，制作更令自己和爱乐者满意的唱片，所以组成了制作团体，开风气之先，准备主动的与唱片公司谈妥有利条件后，再委托其代为发行。
他们这种为作者、演唱者争取权益的构想，大部分唱片公司基于成规，表示无法接受。不过，这群学有专长，且不仰赖唱片过活的年轻人，并不因此打消原意或稍作退让。相反的，他们准备先拿出作品，以好的品质「说服」唱片公司。
「天水乐集」第一张专辑的出版已有眉目了。为求不同于一般「大杂烩」唱片，他们采用一则边疆的古老故事为纲领，用歌词为人物立传，以歌声来显现这个深具传统的人群跳动的脉搏，重现它所留下的足迹。
当然，梦与现实，理想与实际，不可偏废。「天水乐集」为了顾及市场销售，为了更有力地说服唱片公司，专辑中也容纳了能被大众广泛接受、喜爱的作品。他们说，一张雅俗共赏的专辑，往远处想，未尝不是寓教于乐吧！
他们的构想，表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浩荡气魄，「天水乐集」不怕挫折、不怕阻难的冲劲，也表现在斩铁章的作品「天水流长」中。这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歌手，到底能制作出怎样的乐集，不妨拭「耳」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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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1 年，当时的唱片公司如同代工厂，歌手进录音室唱完就走，几乎没有话语权。 而在那年夏天，六个不愿妥协的名字——李建复、蔡琴、苏来、李寿全、靳铁章、许乃胜，决定做一件大事：他们想要掌控录音室，亲自定义什么叫作「好音乐」，为此组成「天水乐集」，也是台湾第一个具有工作室雏形的音乐团队。
「天水乐集」的出现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唱自己的歌」。
只为唱自己的歌！蔡琴、李建复组台湾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天水乐集」
在 1981 年，当时的唱片公司如同代工厂，歌手进录音室唱完就走，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在那年夏天，六个不愿妥协的名字——李建复、蔡琴、苏来、李寿全、靳铁章、许乃胜，决定做一件大事：他们想要掌控录音室，亲自定义什么叫作「好音乐」，为此组成「天水乐集」，也是台湾第一个具有工作室雏形的音乐团队。
「天水乐集」的出现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唱自己的歌」。从 1981 年《民生报》的报导可知，当时的乐评直言国内唱片的音响效果过于「陈腐与贫弱」。但在「天水乐集」的努力下，李建复的专辑《柴拉可汗》问世，让这个批评被彻底打破。「天水乐集」不是抱著吉他轻轻吟唱，他们大胆引入古典乐与实验性编曲，试图在简陋的硬体环境中，用人工磨出磅礡的层次。
不过追求极致的背后，执行过程却是步步维艰，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商业体制的摩擦。在唱片公司主导一切的年代，「天水乐集」却坚持集体创作、集体分红，并要求制作拥有绝对主权。使他们在制作过程中就面临经费透支，还有许多通路的冷眼。最后因成本与市场压力，在 1981 年留下音乐的种子后，各奔前程。
身处数位串流时代的我们，滑开手机就有无数音乐可以享用，但是绝对听不到老唱片里感人的秘密，那是随歌声流淌而出的、不甘于平庸的坚持。「天水乐集」的出现，令人怀念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这群人「想为台湾音乐做点什么」的热情，他们用最华丽的姿态展现了音乐人的尊严与态度。那是台湾音乐的觉醒，也是一代人青春里最响亮的乐曲。
争权益‧重理想‧开风气六位青年组成「天水乐集」为爱乐者制作专辑唱片
1981-06-03 / 民生报 / 08 版 / 国际视窗
【本报记者涂敏恒专访】
六位不是学音乐的青年，只因为爱音乐的缘故，聚集在一起，有的写词，有的作曲，有的演唱，有的负责编排制作，准备推出一张张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气魄雄伟的专辑唱片，这个制作小组，就是「天水乐集」。
「天水乐集」的成员，包括音质高亢，好比天上行云的李建复；音色低沉，好比江河流水的蔡琴；还有专司编织音符为乐章的靳铁章、苏来；以及负责将词曲歌声制作成「集」的李寿全；另外，就是远在日本准备明年报考研究所的作词者许乃胜；总共是六位成员。
这六位成员，虽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也不是唱片业者，但是，就与唱片有关的成就而言，均曾留下引以自豪的纪录。
譬如，李建复录唱的「龙的传人」，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苏来作曲的「偈」、「浮云游子」，靳铁章的「天水流长」，许乃胜作词的「秋瑾」，以及李寿全制作的「金韵奖」各专辑，都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名气」有了，「财」气却嫌不足。原因是国内唱片业，不论是对词曲创作或录唱，都沿袭著一次买断的作法，销路再好，所有的权益都是唱片老板独享，作者、演唱者、制作者只有干瞪眼的份。
此外，「一次买断」还有不合理之处，就是作品有「卖鸡随鸡，卖狗随狗」的押宝式的命运；制作推广得当，也许能够流行，否则，别家公司既不能使用，原公司又视如敝屣，无异于宣布了该曲「死亡」，根本没有「复活」的机会。
「天水乐集」基于上述不合理现象，一则为了争取合理的权益，一则为了追求理想，制作更令自己和爱乐者满意的唱片，所以组成了制作团体，开风气之先，准备主动的与唱片公司谈妥有利条件后，再委托其代为发行。
他们这种为作者、演唱者争取权益的构想，大部分唱片公司基于成规，表示无法接受。不过，这群学有专长，且不仰赖唱片过活的年轻人，并不因此打消原意或稍作退让。相反的，他们准备先拿出作品，以好的品质「说服」唱片公司。
「天水乐集」第一张专辑的出版已有眉目了。为求不同于一般「大杂烩」唱片，他们采用一则边疆的古老故事为纲领，用歌词为人物立传，以歌声来显现这个深具传统的人群跳动的脉搏，重现它所留下的足迹。
当然，梦与现实，理想与实际，不可偏废。「天水乐集」为了顾及市场销售，为了更有力地说服唱片公司，专辑中也容纳了能被大众广泛接受、喜爱的作品。他们说，一张雅俗共赏的专辑，往远处想，未尝不是寓教于乐吧！
他们的构想，表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浩荡气魄，「天水乐集」不怕挫折、不怕阻难的冲劲，也表现在斩铁章的作品「天水流长」中。这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歌手，到底能制作出怎样的乐集，不妨拭「耳」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