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国际协调需求上升存在三个助推的动因：首先是各国经济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合作也逐步推进；其次，危机应对是推动各国货币政策协同的重要动因。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认为，即时支付系统效率显著，但也引发新的问题。蒙古央行行长那仁朝格特表示，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提供融资额度、宏观政策指导，为成员国提供支持。
在重大风险出现时，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采取协同行动。
国际金融协调正面临传统需求与新变量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资本流动、危机应对与国际收支失衡持续推高协调诉求；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变化、技术颠覆、支付体系演进等新挑战，使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
应该如何破局？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加强区域联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圆桌会上，多位国际财金高官展开讨论。
（分论坛现场 摄影/吴军）
与会嘉宾呼吁要加强金融联动，在防控风险的同时，建立有韧性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此外，跨境加密资产、人工智能及数字渠道脆弱性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需在推进合作时予以高度关注。
国际金融协调正面临挑战
一方面，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多属国内事务，但在全球化加深、资本流动加速、国际收支不平衡等背景下，国际协调需求上升。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国际协调需求上升存在三个助推的动因：首先是各国经济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合作也逐步推进；其次，危机应对是推动各国货币政策协同的重要动因。一旦危机爆发，各国需要协调、共同处置风险，由此产生了货币政策协同的需求。这一需求最早始于1998年金融危机，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强化；第三个动因是全球或区域经济失衡，主要体现为国际收支失衡、银行业风险等方面。
另一方面，业内认为，地缘政治变化、技术颠覆、支付体系演进等新挑战，使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表示，地缘政治的变化、结构性的技术颠覆带来的挑战，都要求各国必须探索更多的路径，加强韧性，同时关注共同利益，确保亚洲是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引擎。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认为，即时支付系统效率显著，但也引发新的问题。当前支付体系流程较长，需耗费时间进行客户身份识别、金融活动审查，进入支付体系的门槛上升。此外，央行间的交易面临挑战，美国可能无法继续扮演以往的角色，带来了流动性方面的问题，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挑战。“技术显著提升了金融活动的速度和规模，算法交易等应用加快了市场响应。这固然带来效率提升，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地区首席代表张涛认为，在市场承压时，这可能放大市场波动。此外，网络安全、错误信息、数字操纵与数据安全等问题，也日益成为监管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则谈到，数字渠道可能存在的脆弱性与漏洞也不容忽视，货币稳定性同样重要。例如，跨境加密资产可能带来赎回压力，也对监管构成挑战。
财金高官呼吁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络
“协调并不必然涉及机构授权或国家主权的让渡。协调的许多益处来源于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以及对最佳政策的共同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托马斯·赫尔布林表示，共同行动至关重要。在重大风险出现时，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采取协同行动。一国的财政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尤为关键，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正面收益。
与会财金高官从支付领域、金融基础设施、解决区域不平衡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呼吁建立有韧性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
“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提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央行都不可能单一地去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分享知识、扩大我们的互换网络，更好地建立稳定的、具有弹性的金融网络。”蒙古央行行长那仁朝格特表示，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提供融资额度、宏观政策指导，为成员国提供支持。然而，在重大危机发生时，现有机制有时难以快速出台应对措施，以有效对冲流动性冲击。为此，可借助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构建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作为补充。
那仁朝格特表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尚未被纳入现有安全网框架，这要求在区域层面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机制。同时，区域安排也应因地制宜，更好回应地方实际需求。
周小川认为，在某些领域，国际协调的需求依然强烈。在支付系统方面，中国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属于金融基础设施，其发展不仅依赖商业银行和私营企业，也涉及互联网平台。未来跨境支付将更加便捷，涵盖游客、在线商家及中小型贸易的结算方式，逐步实现系统化发展。在全球不平衡问题方面，需要多边机制来解决，而非仅靠双边或区域性安排。
梁新松则表示，亚洲在金融安全、网络支付、资本互通等方面已有多项举措。应该建立新型创新融资平台，来支持亚洲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融资需求，比如说东盟的电网建设等，用以帮助亚洲经济持续增长。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中尾武彦表示，需要认识到收支平衡不能仅从双边视角审视，而应置于全球平衡的框架下考量。对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投资固然重要，但消费需要进一步提振。为此，可能需要对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或在农业等具体领域采取措施，提升从业者收入水平。”中尾武彦说。
暂无回复，快来抢沙发吧！
本次需消耗银元：
100
当前账户余额: 0 银元
在重大风险出现时，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采取协同行动。
国际金融协调正面临传统需求与新变量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资本流动、危机应对与国际收支失衡持续推高协调诉求；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变化、技术颠覆、支付体系演进等新挑战，使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
应该如何破局？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加强区域联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圆桌会上，多位国际财金高官展开讨论。
（分论坛现场 摄影/吴军）
与会嘉宾呼吁要加强金融联动，在防控风险的同时，建立有韧性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此外，跨境加密资产、人工智能及数字渠道脆弱性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需在推进合作时予以高度关注。
国际金融协调正面临挑战
一方面，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多属国内事务，但在全球化加深、资本流动加速、国际收支不平衡等背景下，国际协调需求上升。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国际协调需求上升存在三个助推的动因：首先是各国经济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合作也逐步推进；其次，危机应对是推动各国货币政策协同的重要动因。一旦危机爆发，各国需要协调、共同处置风险，由此产生了货币政策协同的需求。这一需求最早始于1998年金融危机，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强化；第三个动因是全球或区域经济失衡，主要体现为国际收支失衡、银行业风险等方面。
另一方面，业内认为，地缘政治变化、技术颠覆、支付体系演进等新挑战，使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表示，地缘政治的变化、结构性的技术颠覆带来的挑战，都要求各国必须探索更多的路径，加强韧性，同时关注共同利益，确保亚洲是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引擎。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认为，即时支付系统效率显著，但也引发新的问题。当前支付体系流程较长，需耗费时间进行客户身份识别、金融活动审查，进入支付体系的门槛上升。此外，央行间的交易面临挑战，美国可能无法继续扮演以往的角色，带来了流动性方面的问题，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挑战。“技术显著提升了金融活动的速度和规模，算法交易等应用加快了市场响应。这固然带来效率提升，但也存在负面效应。”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地区首席代表张涛认为，在市场承压时，这可能放大市场波动。此外，网络安全、错误信息、数字操纵与数据安全等问题，也日益成为监管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则谈到，数字渠道可能存在的脆弱性与漏洞也不容忽视，货币稳定性同样重要。例如，跨境加密资产可能带来赎回压力，也对监管构成挑战。
财金高官呼吁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络
“协调并不必然涉及机构授权或国家主权的让渡。协调的许多益处来源于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以及对最佳政策的共同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托马斯·赫尔布林表示，共同行动至关重要。在重大风险出现时，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采取协同行动。一国的财政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大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尤为关键，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正面收益。
与会财金高官从支付领域、金融基础设施、解决区域不平衡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呼吁建立有韧性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
“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提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央行都不可能单一地去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分享知识、扩大我们的互换网络，更好地建立稳定的、具有弹性的金融网络。”蒙古央行行长那仁朝格特表示，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提供融资额度、宏观政策指导，为成员国提供支持。然而，在重大危机发生时，现有机制有时难以快速出台应对措施，以有效对冲流动性冲击。为此，可借助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构建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作为补充。
那仁朝格特表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尚未被纳入现有安全网框架，这要求在区域层面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机制。同时，区域安排也应因地制宜，更好回应地方实际需求。
周小川认为，在某些领域，国际协调的需求依然强烈。在支付系统方面，中国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属于金融基础设施，其发展不仅依赖商业银行和私营企业，也涉及互联网平台。未来跨境支付将更加便捷，涵盖游客、在线商家及中小型贸易的结算方式，逐步实现系统化发展。在全球不平衡问题方面，需要多边机制来解决，而非仅靠双边或区域性安排。
梁新松则表示，亚洲在金融安全、网络支付、资本互通等方面已有多项举措。应该建立新型创新融资平台，来支持亚洲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融资需求，比如说东盟的电网建设等，用以帮助亚洲经济持续增长。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中尾武彦表示，需要认识到收支平衡不能仅从双边视角审视，而应置于全球平衡的框架下考量。对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
“投资固然重要，但消费需要进一步提振。为此，可能需要对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或在农业等具体领域采取措施，提升从业者收入水平。”中尾武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