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氏在访美之前所撰的文章主要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进步》《论合群》等；访美归来之后，于1903年撰有《论私德》，1904年撰有《论政治能力》，最后一节是1905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72期上的《论民气》一文。首先，在清末，中西文化接触初期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张之洞（1837-1909）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论。他以水苍雁红馆主人之笔名投书《新民丛报》，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4期之上。
《新民说》最早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于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之上，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访美归来之后继成（访美期间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即1903年2月20日至12月11日）。梁氏在访美之前所撰的文章主要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进步》《论合群》等；访美归来之后，于1903年撰有《论私德》，1904年撰有《论政治能力》，最后一节是1905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72期上的《论民气》一文。梁启超开始撰写《新民说》之时约为30岁，这一年也是他逃亡日本之后的第3年。
在《新民说》出版之前的两年，中国经历了义和团、八国联军等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可以说是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而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乡愚无知”的民间价值取向，尤其使知识分子感到忧心忡忡。基于此一事件的刺激，以及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风化”庶民的理想等因素，在清末的十年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以“开民智”与“新民德”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括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等。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这一股启蒙浪潮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梁启超在1898年至1902年之间的个人经验，与他撰写《新民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首先，1898年他经历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开始了在海外的救国生涯。1898年年底，他开始筹办《清议报》，馆址设于横滨，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并以抨击清廷为目的，该报至1901年因报馆被焚而停刊。在《清议报》中，较重要的文章有《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中国魂安在乎》、《中国积弱溯源论》与《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其中，梁氏已注意到国民的道德问题，论旨与《新民说》颇近。《清议报》出满一百册后，梁启超撰文概括该报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并指出：“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东渡之后，除了办报之外，梁启超也组织保皇会、联合革命党，以及筹划武力革命，后者即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勤王为名的“庚子自立军之役”。这一次军事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不和、财源不足与沟通困难等。上述几件事情之中，戊戌变法为体制内的和平改革，自立军之役则为体制外的武力革命。这两件事的失败使梁启超深刻了解到改造中国的困难，也使他更为认识到以宣传来启发民智的重要性，而开始专以宣传为业。在《新民说》中，他直接地表示，目前改革事业需要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在政府政策方面，他已丧失了影响力：“改革之业相因者也……语及政策，则谁与思之，谁与行之，呜呼，予欲无言！”（见该书96页，为行文简便，以下仅标明页码）因此，他只好将希望放在以发行报刊来教育人民之上，以为“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1901年《清议报》停刊后，他立刻开始筹办《新民丛报》，由在横滨经营印刷业的华侨冯紫珊（?-1921）担任编辑兼发行者。该报于次年初在横滨问世，《新民说》是该报初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梁氏在《新民说》中论述的起点是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他了解到，中国正处于一个遭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劣势，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白种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所建立的英国，要远比中国强大与进步。他指出，16世纪以后白种人国家进步的主因，是民族帝国主义以及伴随的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强大力量。同时，他承认中国受到外人侵略，不只是因为他国的强大，也由于国内的衰落，因而给予列强可乘之机。
他进一步思索人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而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与“自然淘汰”等观念，可以解释中西历史的成败。根据此一理论，他提出了在一个竞争世界中的“铁律”。他发现这些进步国家成功的关键是他们的国民具有一种源于国家主义的“动”的精神，因此，他认为拯救中国的良方，是要让中国人了解并实现这种源于国家主义的“动”力，而为了实现此种精神，中国需要“新民”。梁氏发表《新民说》的主要目的，就是介绍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条件，他希望中国人能具有这些西方国民的长处，而使中国和这些进步的西方国家一样成功。
但是“新民”不完全是要西化，而是希望能提升人民的民德、民智与民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德，即私德与公德。私德方面包括了自尊、毅力等所有儒家传统所肯定的个人修身的观念，以及私人与私人交往的德性，如孝悌与朋友之义等。他认为，当私德向外推展，而涉及群体之后，则有公德，公德的范围包括结合权利与义务思想而有的自由、自治、合群观念与国家思想，以及进取冒险和尚武精神，并在经济方面能努力生产而自食其力，因而能在各方面有所进步。在讨论这些项目时，他广泛地引用来自中西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这些观念的重要性。
梁氏认为，新民的过程需要修改固有文化，而修改的工作一方面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第5页）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保留固有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吸收外国文化的长处。除了“淬厉”与“采补”之外，在访问美国之前，他又提出“破坏主义”，认为在“淬厉”与“采补”等建设性的工作之前，要先行破坏，破除所有阻碍进步的障碍，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建设。为了指出破坏的对象，他分析中国历史停滞不进的原因，其中天然的原因有二，而人为的原因有三。它们分别是：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性漓、学说隘而思想窒。（第56-58页）他认为来自天然的困境已逐渐消除，但人为的原因仍然存在，需大刀阔斧地改良，而改良的方法根据“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即“破坏”。破坏又可以再分为“无血之破坏”与“有血之破坏”，前者如日本明治维新，后者则如法国大革命。梁氏以为能行“无血之破坏”最好，但如不得已，也只好采取流血的暴力革命。（第65页）
1903年，梁氏从美国回来之后，态度有很明显的改变。在“论私德”一节中，他转而反对破坏主义，因为他认为，破坏主义者往往过度激烈地强调“一切破坏”，而不了解任何的文化修改都应保留社会的根基作为改良的基础，否则必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他以治病来作比喻，认为当时中国虽然各部分都有毛病，必须下猛药来治疗，但是任何的猛药都要依赖身体中的“元神真火”作为“驱病之原”，否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因此，他转而强调中国本身“元神真火”（第131页）的重要性，而他所谓“元神真火”，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出王阳明学派的正本、慎独与谨小等观念，作为个人修身的参考。
他认为，如果中国每一个国民都能具备上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特质，则中国可以享有“安富尊荣”（第1页），而中国人民可以和西方人民一样，过着幸福安康的日子。
整体来说，《新民说》不但文字优美，而且写得非常有系统，大纲小目，条理分明。同时，作者也擅长以图表来显示复杂的史事，以及以编号来说明事件的原因，这些方法都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观点。再者，他对读者可能有的反应与批评也相当敏感，常常考虑到针对读者可能有的疑虑，而预先提出反驳。
在中国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传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启发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均有其背景。在社会史方面，例如，各种善书对“天人感应”与“福善祸淫”观念之提倡，童蒙课本、圣谕与乡约对伦常观念的灌输，以及不少《儒林外史》《镜花缘》之类的小说，虽强调文学性与娱乐性，其中却隐含了改革社会的理想。这些刊物都试图以图书出版的方式来影响人民。自清中叶以来，另一类大量的出版物是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经世文编》丛书，从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开始，后有续编、三编、四编、新编等，一直到《民国经世文编》，共有二三十种之多，尤其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几年，这一类书籍的出版最为频繁。《经世文编》包含了士人经世的理念与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这些书籍虽然主要是为知识分子经世之助，粗识文字之庶民阅读者可能较少，但这一传播管道却使知识分子培养出一种透过书籍出版而影响他人的理念，这种理念使他们在新媒体如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很快地就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投入新兴的宣传事业。以梁启超来说，他不但鼓励《经世文编》的编辑，认为是“新民”的一种方法，自己也亲自创办多种报纸杂志。从甲午战争后的《中外公报》及其后的《时务报》开始，至流亡日本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十数种报纸杂志，都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以宣传作为改革的方法，实际上涉及了中国思想传统上的一个根本信念，亦即孙中山所谓“革命必先革心”与“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的观念。林毓生曾探讨过这种所谓“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思想模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渊源。他指出，先秦儒家思想与宋明理学都强调心的理知功能与思想力量，因而产生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想法。他对“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所作的分析显示，这一思想模式在民国初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主知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是《大学》的“八纲目”，强调以格致诚正来达成修齐治平的理想。而根据笔者对清朝中叶《皇朝经世文编》的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夕的经世思想之中，《大学》自天子以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的想法还是十分盛行。此外，甲午战争后，严复所撰的《原强》一文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中国谋图富强的根本方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其中新民德一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有强健的身体，并且知识与道德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可以实行民主。这些部分受西方思想影响（有关德、智、力的想法受斯宾塞启发），部分植根于传统的思想模式（“成德最难”的观念则源于传统），与梁启超新民的想法都是相通的。
对梁启超来说，“民智”与“民德”有何意涵？要了解此一想法，可以注意到民智与民德的相反面，亦即梁氏所反对的“错误”的思想。很显然，这些思想刺激了他提出《新民说》中的观念。首先，在清末，中西文化接触初期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张之洞（1837-1909）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论。梁氏反对此一观点，认为此一观点对西学的了解过于肤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因此，在此“学问饥荒”的环境之中，只能造就“支绌灭裂”的学问。由此可见，梁氏以为片面地模仿西方科技是不够的，还应从事制度与思想的改革。不过，直接促成梁氏撰写《新民说》的动机，并不在于批评“中体西用”论，而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错误”观念。综合梁氏在《新民说》中的意见，这些观念大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缺乏道德，有些人缺乏私德，更遑论其公德；有些人私德不错，但是没有公德心与国家思想。
第二种是所谓“乡愚”的“迷信”与“盲从”，他们相信像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迷信，或“如巫觋，如堪舆、星相、卜筮之流”的骗术，也有一些人追逐流行，爱慕风潮。
第三种是不了解正确的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或者过于保守，或者过于激进。例如，有些“新学之青年”过度强调模仿西方文化，所谓“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第7页），这些人亦即后来革命运动与“五四”反传统运动的先驱，梁氏反对他们过度激烈与打倒一切的主张。另外的一些人则过度墨守祖宗遗法，不知变通，“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第7页）。梁氏希望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第四种是不重视实际，或者高谈哲理以乖实用，或者提倡“天国”或“大同”的高远理想。
第五种是坚持党派之见，以为彻底打倒其他党派才能成功。梁氏特别反对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他以为两者应是并行不悖的，双方应作良性的竞争。《新民说》之作，主要就是与上述五种观念辩论。
总之，在梁氏思想中，一一个理想的个人不但要结合私德与公德，也应有正确的知识。例如，要放弃迷信，采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重视实际，以及从事良性的党派竞争等。此外，更要有健康的身体。而在梁启超的思想中，要培养上述“德”“智”“力”兼备的理想个人，需要以中西学术为基础。换言之，新民的方法是结合中西道德与政学理论来教育国民。
在中国传统思想方面，“新民”的观念奠基于梁氏对经典与历史的熟悉与对儒家道德观念的肯定。他在《新民说》中对孟子、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观点与中国史书上的故事屡加引证，这些源于传统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帮助他塑造了“新”的理念。其实早在《诗经》之中，国人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想法，此一观念又延续到《大学》一书，梁启超反复强调的“新民”的观念，主要源于这一传统。他不但自称“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办《新民丛报》，更撰写了《新民说》与《新民议》等文。在《新民丛报》的《发刊告白》中他表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由此可见，梁氏觉得来自《大学》的新民观念，正可以配合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主张他所接触的西方与日本的观念，也对他撰写此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开始接触西学，不过当时在内容上仅限于兵学与技艺方面，政治、经济等领域则十分有限。他在政经方面的认识主要是严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介绍。梁启超对西学的较深人的了解，无疑地是在逃亡日本之后，他经由日文著作与日人翻译的西文书籍而来的，此后“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因而“思想为之一变”。这一时期他阅读了许多有关西方科学、哲学与历史的书，如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作品使他了解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西方历史的书籍使他认识希腊、罗马、地理大发现与启蒙时代的许多英雄人物。除此之外，他也接触到幕末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Yoshida shōin，1830-1859）的作品，以及明治时期一些重要的日本思想家如加藤弘之（Katō Hiroyuki，1836-1916）、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1832-1891）、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35-1901）等人的著作。吉田松阴为长州藩武士，精于儒学与兵学，提倡尊王攘夷，后为幕府逮捕，慷慨就义。梁氏仰慕他的为人，认为吉田关于儒学的深刻涵养是他能成为革命豪杰的重要原因，在日本时自署为“吉田晋”可见其仰慕之心。加藤弘之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与国之竞争是国民的竞争，此一想法增强了梁氏从前得自严复的观念；福泽谕吉与中村正直则认定西方的进步在于他们的国民都具有特殊的品格。这些人共同认为，觉醒的人民可以产生建立民主自由国家所需的社会动力，而根本改革日本国民的道德与精神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基本的工作。梁氏新民理想的建立和上述日本德川至明治晚期的思想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
《新民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根据张朋园的研究，在1903年时《新民丛报》的发行量约有一万份，销售地区遍布国内各地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美国与加拿大，它的读者包括了在中国与日本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甚至也可能透过一些像读报、宣讲与演说等管道，影响到一部分庶民。该文不但在发行之初为人喜爱，而且后来屡经翻刻，以其他的形式出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不少的读者酷爱《新民说》。梁氏曾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此一时期自己文章的传播，一方面年轻人喜欢他的文体，另一方面有些老辈则痛予诋毁：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民丛报》第一年共计24期，一般公认这一部分的内容最为出色。当时由湖南高等学堂送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黄尊三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他初次阅读《新民丛报》的感受，他说，该报由梁启超主笔，文章流畅，议论开通，诚为一极佳之杂志，因而此后喜爱阅读。国内的学生也着迷于《新民丛报》，1902年时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周作人（1885一1967），在日记中写道：
七月三日，礼拜三，阴……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
初四日，礼拜四，阴，微雨，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洋九角……
他在回忆录中也说，这时他所读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作品，“于后来有点影响的”。
即使如革命党人胡汉民（1879-1936），在批判立宪派之余，也在演讲中公开表示，“开手几期《新民丛报》本来有些意思”。支持革命的章炳麟也赞许地说，从《新民丛报》前二册之中可见“任公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宜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的，报中亦不用山膏骂语以招阻力，大约此报通行，必能过于《清议》也”。蒋梦麟（1886-1964）则表示，《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之青年的智慧源泉。另外，胡适在《四十自述》一书中谈到在1905年、1906年时，他仅十四五岁，但对于《新民说》，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新民说》，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老大的病夫民族，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第二，《新民说》使他认识在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与很高等的文化，其中最优秀的是白种人所创造的西洋文化。同时中西比较之下，他也发现中国人缺乏西洋民族所有的许多美德，例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等。第三，为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行彻底的破坏。他并引用梁氏讨论“破坏”的话：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乱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蜻如域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日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经而哀之。
胡适这样回忆当时阅读《新民说》中这些文字时内心所受到的震荡：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所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1929年梁任公过世，胡适所撰写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
《新民说》不但对胡适早年有所影响，也对年轻的毛泽东有所启发。毛泽东生前屡次提及他在年青时代十分崇拜康、梁，而且立为楷模。他尤其喜爱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对于其中的文章反复钻研，并加评语，甚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毛泽东曾按照梁启超任公的名号取名“子任”，由此可见他向往梁启超的心情。1910年毛泽东进人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此地他研读了梁启超脍炙人口的政论名作《新民说》。他不时在上面标点、写评语，这些评论是可考史料中他第一次发表的政治见解。特别让毛泽东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梁氏在“论国家思想”一节中谈到“国家”与“朝廷”的区别，梁氏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一段评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除了反对不合理的君主专制之外，梁氏“新民”的观念也深人毛泽东的心中。当时以他为骨干的一个学生团体就取名为“新民学会”，毛泽东在起草会章时明确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这个主张明显与梁氏“新民”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甚至分不清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的区别，以为两人同主打倒晚清暴政，属于同一派别，他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事实上，如果仅看梁氏在1902年、1903年间激烈的主张，他的观点与革命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毛泽东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主因。
在胡适与毛泽东的观念里，《新民说》给他们最大的启发无疑是梁启超激进破坏与彻底改造现实的方面，但当梁氏转趋保守时，当时的年轻人却已接受他的“破坏主义”，勇往直前，愈走愈激烈，而退不回来了。胡适说得很清楚：“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1904年3月6日，有一位读者在报上撰写《异哉新民之宗旨》，公开表示读了《新民丛报》第38期《论私德》一文中批评新学而肯定旧学的观念之后，认定此文“学说之申议直与乃师某先生最近政见书，同一鼻孔出气”，因而“不觉失望”。
然而，即使是早期的《新民说》，也没有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些反对的人除了梁氏在前文中所说的痛恨他的“老辈”之外，还有些年青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例如笔名飞生（即蒋百里，1882-1938）的读者，在于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中批评梁氏在《新民说》中倒果为因。他认为，“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故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以为政府容易改变，但民俗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由此可见，他主张先改革政府，然后再以政府之力逐渐提升人民的程度：“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飞生的观点显示，他已了解到彻底改变人民道德程度的实际困难，另外也反映出他支持革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先鼓动民气，推翻满人政权，乃是当务之急。对于飞生的批评，梁氏撰有《答飞生》一文，文中表示，“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所以他也以“倒果为因”一语还赠飞生，认为新民要比新政府来得根本与迫切；他也反对飞生所谓的“鼓民气”之说，认为“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而偏持鼓气主义，其结果也，则往往于养成德智力三者之事业，无端而生出许多魔障”。
最深人批判此文的人要推黄遵宪（1848-1905），黄氏有举人头衔，光绪四年（1878）他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后又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与驻英国参赞，与梁启超为忘年之交。他从保守的角度对梁氏激进破坏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他以水苍雁红馆主人之笔名投书《新民丛报》，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4期之上。他同意梁氏在《新民说》中所谈到的自由、自尊、自治、进步、合群等观念，但反对梁氏说的进取冒险与破坏主义，因为：
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他也反对梁氏所谓“由君权而民政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他以为，“由野蛮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他用渐进改革的观点批判当时激进的革命思想，也反对革命家以褊狭的种族观念要求推翻满人政权的主张，认为应“消畛域，泯成见，调和融合，新民命而立国本”，否则，在当时外力环伺之下，贸然发动种族革命，中国有演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甚至遭到外国人瓜分统治的危险。
总之，《新民说》问世之后受到正反两方面的批评。多数人都欣赏梁氏的国家思想与权利、义务、自由、自尊、进步等观念，但是对于破坏主义与冒险进取则有较分歧的意见，胡适与毛泽东支持他在这方面的激烈主张，黄遵宪则批评他不够保守。但黄遵宪的反应或许是较例外的，如果我们说胡适与毛泽东的意见较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梁氏的“革命”精神，以及他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缺点与西方文化的长处，是最吸引人的部分，而他保守与调适的主张却不那么受到重视。笔者以为，正是这一部分是深具价值而值得作详细研究的。下面本书将深人分析《新民说》的思想内涵，以求了解其启蒙思想的脉络与特点。
（本文摘自黄克武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增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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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最早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于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之上，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访美归来之后继成（访美期间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即1903年2月20日至12月11日）。梁氏在访美之前所撰的文章主要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进步》《论合群》等；访美归来之后，于1903年撰有《论私德》，1904年撰有《论政治能力》，最后一节是1905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72期上的《论民气》一文。梁启超开始撰写《新民说》之时约为30岁，这一年也是他逃亡日本之后的第3年。
在《新民说》出版之前的两年，中国经历了义和团、八国联军等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可以说是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而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乡愚无知”的民间价值取向，尤其使知识分子感到忧心忡忡。基于此一事件的刺激，以及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风化”庶民的理想等因素，在清末的十年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以“开民智”与“新民德”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括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等。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这一股启蒙浪潮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梁启超在1898年至1902年之间的个人经验，与他撰写《新民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首先，1898年他经历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开始了在海外的救国生涯。1898年年底，他开始筹办《清议报》，馆址设于横滨，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并以抨击清廷为目的，该报至1901年因报馆被焚而停刊。在《清议报》中，较重要的文章有《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中国魂安在乎》、《中国积弱溯源论》与《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其中，梁氏已注意到国民的道德问题，论旨与《新民说》颇近。《清议报》出满一百册后，梁启超撰文概括该报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并指出：“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东渡之后，除了办报之外，梁启超也组织保皇会、联合革命党，以及筹划武力革命，后者即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勤王为名的“庚子自立军之役”。这一次军事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不和、财源不足与沟通困难等。上述几件事情之中，戊戌变法为体制内的和平改革，自立军之役则为体制外的武力革命。这两件事的失败使梁启超深刻了解到改造中国的困难，也使他更为认识到以宣传来启发民智的重要性，而开始专以宣传为业。在《新民说》中，他直接地表示，目前改革事业需要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在政府政策方面，他已丧失了影响力：“改革之业相因者也……语及政策，则谁与思之，谁与行之，呜呼，予欲无言！”（见该书96页，为行文简便，以下仅标明页码）因此，他只好将希望放在以发行报刊来教育人民之上，以为“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1901年《清议报》停刊后，他立刻开始筹办《新民丛报》，由在横滨经营印刷业的华侨冯紫珊（?-1921）担任编辑兼发行者。该报于次年初在横滨问世，《新民说》是该报初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梁氏在《新民说》中论述的起点是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他了解到，中国正处于一个遭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劣势，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白种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所建立的英国，要远比中国强大与进步。他指出，16世纪以后白种人国家进步的主因，是民族帝国主义以及伴随的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强大力量。同时，他承认中国受到外人侵略，不只是因为他国的强大，也由于国内的衰落，因而给予列强可乘之机。
他进一步思索人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而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与“自然淘汰”等观念，可以解释中西历史的成败。根据此一理论，他提出了在一个竞争世界中的“铁律”。他发现这些进步国家成功的关键是他们的国民具有一种源于国家主义的“动”的精神，因此，他认为拯救中国的良方，是要让中国人了解并实现这种源于国家主义的“动”力，而为了实现此种精神，中国需要“新民”。梁氏发表《新民说》的主要目的，就是介绍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条件，他希望中国人能具有这些西方国民的长处，而使中国和这些进步的西方国家一样成功。
但是“新民”不完全是要西化，而是希望能提升人民的民德、民智与民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德，即私德与公德。私德方面包括了自尊、毅力等所有儒家传统所肯定的个人修身的观念，以及私人与私人交往的德性，如孝悌与朋友之义等。他认为，当私德向外推展，而涉及群体之后，则有公德，公德的范围包括结合权利与义务思想而有的自由、自治、合群观念与国家思想，以及进取冒险和尚武精神，并在经济方面能努力生产而自食其力，因而能在各方面有所进步。在讨论这些项目时，他广泛地引用来自中西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这些观念的重要性。
梁氏认为，新民的过程需要修改固有文化，而修改的工作一方面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第5页）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保留固有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吸收外国文化的长处。除了“淬厉”与“采补”之外，在访问美国之前，他又提出“破坏主义”，认为在“淬厉”与“采补”等建设性的工作之前，要先行破坏，破除所有阻碍进步的障碍，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建设。为了指出破坏的对象，他分析中国历史停滞不进的原因，其中天然的原因有二，而人为的原因有三。它们分别是：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性漓、学说隘而思想窒。（第56-58页）他认为来自天然的困境已逐渐消除，但人为的原因仍然存在，需大刀阔斧地改良，而改良的方法根据“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即“破坏”。破坏又可以再分为“无血之破坏”与“有血之破坏”，前者如日本明治维新，后者则如法国大革命。梁氏以为能行“无血之破坏”最好，但如不得已，也只好采取流血的暴力革命。（第65页）
1903年，梁氏从美国回来之后，态度有很明显的改变。在“论私德”一节中，他转而反对破坏主义，因为他认为，破坏主义者往往过度激烈地强调“一切破坏”，而不了解任何的文化修改都应保留社会的根基作为改良的基础，否则必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他以治病来作比喻，认为当时中国虽然各部分都有毛病，必须下猛药来治疗，但是任何的猛药都要依赖身体中的“元神真火”作为“驱病之原”，否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因此，他转而强调中国本身“元神真火”（第131页）的重要性，而他所谓“元神真火”，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出王阳明学派的正本、慎独与谨小等观念，作为个人修身的参考。
他认为，如果中国每一个国民都能具备上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特质，则中国可以享有“安富尊荣”（第1页），而中国人民可以和西方人民一样，过着幸福安康的日子。
整体来说，《新民说》不但文字优美，而且写得非常有系统，大纲小目，条理分明。同时，作者也擅长以图表来显示复杂的史事，以及以编号来说明事件的原因，这些方法都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观点。再者，他对读者可能有的反应与批评也相当敏感，常常考虑到针对读者可能有的疑虑，而预先提出反驳。
在中国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传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启发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均有其背景。在社会史方面，例如，各种善书对“天人感应”与“福善祸淫”观念之提倡，童蒙课本、圣谕与乡约对伦常观念的灌输，以及不少《儒林外史》《镜花缘》之类的小说，虽强调文学性与娱乐性，其中却隐含了改革社会的理想。这些刊物都试图以图书出版的方式来影响人民。自清中叶以来，另一类大量的出版物是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经世文编》丛书，从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开始，后有续编、三编、四编、新编等，一直到《民国经世文编》，共有二三十种之多，尤其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几年，这一类书籍的出版最为频繁。《经世文编》包含了士人经世的理念与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这些书籍虽然主要是为知识分子经世之助，粗识文字之庶民阅读者可能较少，但这一传播管道却使知识分子培养出一种透过书籍出版而影响他人的理念，这种理念使他们在新媒体如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很快地就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投入新兴的宣传事业。以梁启超来说，他不但鼓励《经世文编》的编辑，认为是“新民”的一种方法，自己也亲自创办多种报纸杂志。从甲午战争后的《中外公报》及其后的《时务报》开始，至流亡日本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十数种报纸杂志，都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以宣传作为改革的方法，实际上涉及了中国思想传统上的一个根本信念，亦即孙中山所谓“革命必先革心”与“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的观念。林毓生曾探讨过这种所谓“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思想模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渊源。他指出，先秦儒家思想与宋明理学都强调心的理知功能与思想力量，因而产生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想法。他对“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所作的分析显示，这一思想模式在民国初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主知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是《大学》的“八纲目”，强调以格致诚正来达成修齐治平的理想。而根据笔者对清朝中叶《皇朝经世文编》的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夕的经世思想之中，《大学》自天子以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的想法还是十分盛行。此外，甲午战争后，严复所撰的《原强》一文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中国谋图富强的根本方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其中新民德一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有强健的身体，并且知识与道德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可以实行民主。这些部分受西方思想影响（有关德、智、力的想法受斯宾塞启发），部分植根于传统的思想模式（“成德最难”的观念则源于传统），与梁启超新民的想法都是相通的。
对梁启超来说，“民智”与“民德”有何意涵？要了解此一想法，可以注意到民智与民德的相反面，亦即梁氏所反对的“错误”的思想。很显然，这些思想刺激了他提出《新民说》中的观念。首先，在清末，中西文化接触初期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张之洞（1837-1909）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论。梁氏反对此一观点，认为此一观点对西学的了解过于肤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因此，在此“学问饥荒”的环境之中，只能造就“支绌灭裂”的学问。由此可见，梁氏以为片面地模仿西方科技是不够的，还应从事制度与思想的改革。不过，直接促成梁氏撰写《新民说》的动机，并不在于批评“中体西用”论，而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错误”观念。综合梁氏在《新民说》中的意见，这些观念大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缺乏道德，有些人缺乏私德，更遑论其公德；有些人私德不错，但是没有公德心与国家思想。
第二种是所谓“乡愚”的“迷信”与“盲从”，他们相信像义和团运动中的宗教迷信，或“如巫觋，如堪舆、星相、卜筮之流”的骗术，也有一些人追逐流行，爱慕风潮。
第三种是不了解正确的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或者过于保守，或者过于激进。例如，有些“新学之青年”过度强调模仿西方文化，所谓“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第7页），这些人亦即后来革命运动与“五四”反传统运动的先驱，梁氏反对他们过度激烈与打倒一切的主张。另外的一些人则过度墨守祖宗遗法，不知变通，“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第7页）。梁氏希望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第四种是不重视实际，或者高谈哲理以乖实用，或者提倡“天国”或“大同”的高远理想。
第五种是坚持党派之见，以为彻底打倒其他党派才能成功。梁氏特别反对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他以为两者应是并行不悖的，双方应作良性的竞争。《新民说》之作，主要就是与上述五种观念辩论。
总之，在梁氏思想中，一一个理想的个人不但要结合私德与公德，也应有正确的知识。例如，要放弃迷信，采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重视实际，以及从事良性的党派竞争等。此外，更要有健康的身体。而在梁启超的思想中，要培养上述“德”“智”“力”兼备的理想个人，需要以中西学术为基础。换言之，新民的方法是结合中西道德与政学理论来教育国民。
在中国传统思想方面，“新民”的观念奠基于梁氏对经典与历史的熟悉与对儒家道德观念的肯定。他在《新民说》中对孟子、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观点与中国史书上的故事屡加引证，这些源于传统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帮助他塑造了“新”的理念。其实早在《诗经》之中，国人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想法，此一观念又延续到《大学》一书，梁启超反复强调的“新民”的观念，主要源于这一传统。他不但自称“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办《新民丛报》，更撰写了《新民说》与《新民议》等文。在《新民丛报》的《发刊告白》中他表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由此可见，梁氏觉得来自《大学》的新民观念，正可以配合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主张他所接触的西方与日本的观念，也对他撰写此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开始接触西学，不过当时在内容上仅限于兵学与技艺方面，政治、经济等领域则十分有限。他在政经方面的认识主要是严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介绍。梁启超对西学的较深人的了解，无疑地是在逃亡日本之后，他经由日文著作与日人翻译的西文书籍而来的，此后“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因而“思想为之一变”。这一时期他阅读了许多有关西方科学、哲学与历史的书，如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作品使他了解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西方历史的书籍使他认识希腊、罗马、地理大发现与启蒙时代的许多英雄人物。除此之外，他也接触到幕末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Yoshida shōin，1830-1859）的作品，以及明治时期一些重要的日本思想家如加藤弘之（Katō Hiroyuki，1836-1916）、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1832-1891）、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35-1901）等人的著作。吉田松阴为长州藩武士，精于儒学与兵学，提倡尊王攘夷，后为幕府逮捕，慷慨就义。梁氏仰慕他的为人，认为吉田关于儒学的深刻涵养是他能成为革命豪杰的重要原因，在日本时自署为“吉田晋”可见其仰慕之心。加藤弘之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与国之竞争是国民的竞争，此一想法增强了梁氏从前得自严复的观念；福泽谕吉与中村正直则认定西方的进步在于他们的国民都具有特殊的品格。这些人共同认为，觉醒的人民可以产生建立民主自由国家所需的社会动力，而根本改革日本国民的道德与精神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基本的工作。梁氏新民理想的建立和上述日本德川至明治晚期的思想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
《新民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根据张朋园的研究，在1903年时《新民丛报》的发行量约有一万份，销售地区遍布国内各地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美国与加拿大，它的读者包括了在中国与日本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甚至也可能透过一些像读报、宣讲与演说等管道，影响到一部分庶民。该文不但在发行之初为人喜爱，而且后来屡经翻刻，以其他的形式出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不少的读者酷爱《新民说》。梁氏曾在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此一时期自己文章的传播，一方面年轻人喜欢他的文体，另一方面有些老辈则痛予诋毁：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民丛报》第一年共计24期，一般公认这一部分的内容最为出色。当时由湖南高等学堂送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黄尊三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他初次阅读《新民丛报》的感受，他说，该报由梁启超主笔，文章流畅，议论开通，诚为一极佳之杂志，因而此后喜爱阅读。国内的学生也着迷于《新民丛报》，1902年时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周作人（1885一1967），在日记中写道：
七月三日，礼拜三，阴……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
初四日，礼拜四，阴，微雨，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洋九角……
他在回忆录中也说，这时他所读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作品，“于后来有点影响的”。
即使如革命党人胡汉民（1879-1936），在批判立宪派之余，也在演讲中公开表示，“开手几期《新民丛报》本来有些意思”。支持革命的章炳麟也赞许地说，从《新民丛报》前二册之中可见“任公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宜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的，报中亦不用山膏骂语以招阻力，大约此报通行，必能过于《清议》也”。蒋梦麟（1886-1964）则表示，《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之青年的智慧源泉。另外，胡适在《四十自述》一书中谈到在1905年、1906年时，他仅十四五岁，但对于《新民说》，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新民说》，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老大的病夫民族，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第二，《新民说》使他认识在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与很高等的文化，其中最优秀的是白种人所创造的西洋文化。同时中西比较之下，他也发现中国人缺乏西洋民族所有的许多美德，例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等。第三，为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行彻底的破坏。他并引用梁氏讨论“破坏”的话：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乱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蜻如域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日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经而哀之。
胡适这样回忆当时阅读《新民说》中这些文字时内心所受到的震荡：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所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1929年梁任公过世，胡适所撰写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
《新民说》不但对胡适早年有所影响，也对年轻的毛泽东有所启发。毛泽东生前屡次提及他在年青时代十分崇拜康、梁，而且立为楷模。他尤其喜爱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对于其中的文章反复钻研，并加评语，甚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毛泽东曾按照梁启超任公的名号取名“子任”，由此可见他向往梁启超的心情。1910年毛泽东进人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此地他研读了梁启超脍炙人口的政论名作《新民说》。他不时在上面标点、写评语，这些评论是可考史料中他第一次发表的政治见解。特别让毛泽东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梁氏在“论国家思想”一节中谈到“国家”与“朝廷”的区别，梁氏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一段评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除了反对不合理的君主专制之外，梁氏“新民”的观念也深人毛泽东的心中。当时以他为骨干的一个学生团体就取名为“新民学会”，毛泽东在起草会章时明确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这个主张明显与梁氏“新民”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甚至分不清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的区别，以为两人同主打倒晚清暴政，属于同一派别，他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事实上，如果仅看梁氏在1902年、1903年间激烈的主张，他的观点与革命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毛泽东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主因。
在胡适与毛泽东的观念里，《新民说》给他们最大的启发无疑是梁启超激进破坏与彻底改造现实的方面，但当梁氏转趋保守时，当时的年轻人却已接受他的“破坏主义”，勇往直前，愈走愈激烈，而退不回来了。胡适说得很清楚：“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1904年3月6日，有一位读者在报上撰写《异哉新民之宗旨》，公开表示读了《新民丛报》第38期《论私德》一文中批评新学而肯定旧学的观念之后，认定此文“学说之申议直与乃师某先生最近政见书，同一鼻孔出气”，因而“不觉失望”。
然而，即使是早期的《新民说》，也没有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些反对的人除了梁氏在前文中所说的痛恨他的“老辈”之外，还有些年青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例如笔名飞生（即蒋百里，1882-1938）的读者，在于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中批评梁氏在《新民说》中倒果为因。他认为，“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故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以为政府容易改变，但民俗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由此可见，他主张先改革政府，然后再以政府之力逐渐提升人民的程度：“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飞生的观点显示，他已了解到彻底改变人民道德程度的实际困难，另外也反映出他支持革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先鼓动民气，推翻满人政权，乃是当务之急。对于飞生的批评，梁氏撰有《答飞生》一文，文中表示，“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所以他也以“倒果为因”一语还赠飞生，认为新民要比新政府来得根本与迫切；他也反对飞生所谓的“鼓民气”之说，认为“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而偏持鼓气主义，其结果也，则往往于养成德智力三者之事业，无端而生出许多魔障”。
最深人批判此文的人要推黄遵宪（1848-1905），黄氏有举人头衔，光绪四年（1878）他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后又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与驻英国参赞，与梁启超为忘年之交。他从保守的角度对梁氏激进破坏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他以水苍雁红馆主人之笔名投书《新民丛报》，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4期之上。他同意梁氏在《新民说》中所谈到的自由、自尊、自治、进步、合群等观念，但反对梁氏说的进取冒险与破坏主义，因为：
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他也反对梁氏所谓“由君权而民政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他以为，“由野蛮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他用渐进改革的观点批判当时激进的革命思想，也反对革命家以褊狭的种族观念要求推翻满人政权的主张，认为应“消畛域，泯成见，调和融合，新民命而立国本”，否则，在当时外力环伺之下，贸然发动种族革命，中国有演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甚至遭到外国人瓜分统治的危险。
总之，《新民说》问世之后受到正反两方面的批评。多数人都欣赏梁氏的国家思想与权利、义务、自由、自尊、进步等观念，但是对于破坏主义与冒险进取则有较分歧的意见，胡适与毛泽东支持他在这方面的激烈主张，黄遵宪则批评他不够保守。但黄遵宪的反应或许是较例外的，如果我们说胡适与毛泽东的意见较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梁氏的“革命”精神，以及他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缺点与西方文化的长处，是最吸引人的部分，而他保守与调适的主张却不那么受到重视。笔者以为，正是这一部分是深具价值而值得作详细研究的。下面本书将深人分析《新民说》的思想内涵，以求了解其启蒙思想的脉络与特点。
（本文摘自黄克武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增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