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组织必须肩负责任以维护安全与秩序，加强互补和共融，促进区域发展。”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前执行主任、马来西亚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主任、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副校监玛利亚以RCEP为例指出，协定的价值取决于全面落实，而落实需要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还要下沉到省市、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
将视野拓展至欧亚大陆，亚欧基金总干事斯托奇斯卡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合作的具体路径。
各区域组织应如何协调形成合力？
“世界越波动，亚洲就需要越团结。国际组织必须肩负责任以维护安全与秩序，加强互补和共融，促进区域发展。”在博鳌亚洲论坛“加强区域组织合作，形成政策协调合力”分论坛上，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指出。
面对地缘政治碎片化、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面临压力，亚洲应如何破局？各区域组织应如何协调形成合力？在此次分论坛上，来自APEC、东盟等多个区域组织的负责人展开讨论。
与会嘉宾认为，亚洲不缺机构，缺的是机构间的“互操作性”。需要让密集的机制网络从“并行”走向“共融”，真正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摄影/吴军）
从并行到共融
“我们关注如何使地区机构形成密集磋商机制，而不是并行、相互不关联的机制。”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执行主席法伊兹指出，一个地区机构可能很密集，但标准不一、能力建设重复，实际上给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带来了额外成本。贸易限制和碎片化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是要把现有的机构相互对接起来，让它们产生的成果1+1>2。
法伊兹建议，第一，应让各秘书处加强分享，增加“互操作性”，厘清各自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支柱的职责；第二，应聚焦贸易的便利化、海关现代化领域关键的可交付成果。第三，利用现有的协议作为转型的“发动机”，例如东盟可以提供平台，使各方主体可以共同进行探讨。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也持类似观点。他强调，“互操作性”很重要，很多机制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而非强迫他人按照固定的方式来进行。
她指出，APEC虽非约束性机构，也不是规则制定者或协定组织，但其特点在于能够促使成员国以更大意愿、能力和信心坐在一起，形成非正式协定，例如推动泛太平洋合作与数字经济合作协定。
佩德罗萨进一步指出，在现有背景下，关键在于确保机制灵活，构建合作框架，避免重复劳动。全球经济正发生深刻转型，亚洲过去依赖出口驱动，如今新的消费市场正在兴起，人口问题也给各经济体带来结构性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成员国的设计与发展中加以考虑。
从安全合作维度，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长萨雷拜补充道，过去三十年间，亚信发展起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覆盖环境、人力资源、新型威胁等领域，形成了包括企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智库论坛在内的多个机构。萨雷拜透露，亚信正计划邀请本地区所有区域组织秘书处共聚，探讨如何协同促进地区发展，并特别提到亚信与东盟在互联互通、环境问题、青年交流、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会议现场全景摄影/吴军）
落实需要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如果说机制协调解决的是“如何合作”的问题，那么具体落实则关乎“合作能否见效”。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前执行主任、马来西亚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主任、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副校监玛利亚以RCEP为例指出，协定的价值取决于全面落实，而落实需要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还要下沉到省市、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
她强调，RCEP覆盖全球30%的GDP和28%的贸易，是亚洲经济安全的重要平台，体现了成员国在不确定性中坚持开放的承诺。她指出，RCEP区别于其他协定的特点在于，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实现包容性的协定，这一因素嵌入在协定文本之内。如果区域规划失败，原因往往在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不足，因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
她认为，欧亚两大地区加起来占全球经济、贸易和人口的大部分，彼此之间的合作空间巨大，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发力。
首先，应深化区域组织间的政策对话，使双方可以分享关于贸易、数字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观点；其次，加强经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框架，对确保基础设施的发展、地区的一体化、保持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第三，实现绿色转型及气候行动的合作非常关键。在全球排放当中，欧亚占比较高。在清洁技术创新方面，也需要加大合作的力度；第四，形成数字化治理及制定技术的标准。需要区域机构之间协调，确保开放、安全、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
“区域合作需要开放和包容，要加强多边机制。区域框架不仅仅互为阵营，而应该建立推动全球合作。”斯托奇斯卡表示。
聚焦亚州，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提出建立三方协同平台，将区域组织、合作伙伴都联系起来，“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形成整体互联互通”。
具体来看，他提出四个战略方向。第一，在全球环境不确定性加强背景下，全面落实区域一体化并建立经济合作工作计划，在增长、贸易、投资、供应链、融资方面要进行协调。第二，将合作扩大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使增长进入到新阶段；第三，利用各自优势加强供应链，实现互联互通，建立互补的工业结构；第四，在海事安全、自然灾害、应对跨国犯罪方面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院长沙利耶夫则从动力机制上进行了补充。
“要释放发展的潜力，合作是引擎，创新是燃料。作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我们一直推动‘并行’的转型，使用数字工具加速增长、进行绿色投资吸引资金。”他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人力资源的创新。如充分利用年轻人的优势，来开展一些培训项目，鼓励政策的落地试验。任何一个单一的机构不能够解决今天所有的挑战，发展只有包容性才能够可持续。
他举例称，目前中亚经济合作学院通过网上电子学习平台，推动了150个培训项目，让政策决策者、专家能够在平台上可以与公众沟通，解决共同的挑战，比如贸易便利化、气候韧性、水管理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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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野拓展至欧亚大陆，亚欧基金总干事斯托奇斯卡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合作的具体路径。
各区域组织应如何协调形成合力？
“世界越波动，亚洲就需要越团结。国际组织必须肩负责任以维护安全与秩序，加强互补和共融，促进区域发展。”在博鳌亚洲论坛“加强区域组织合作，形成政策协调合力”分论坛上，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指出。
面对地缘政治碎片化、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面临压力，亚洲应如何破局？各区域组织应如何协调形成合力？在此次分论坛上，来自APEC、东盟等多个区域组织的负责人展开讨论。
与会嘉宾认为，亚洲不缺机构，缺的是机构间的“互操作性”。需要让密集的机制网络从“并行”走向“共融”，真正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摄影/吴军）
从并行到共融
“我们关注如何使地区机构形成密集磋商机制，而不是并行、相互不关联的机制。”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执行主席法伊兹指出，一个地区机构可能很密集，但标准不一、能力建设重复，实际上给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带来了额外成本。贸易限制和碎片化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是要把现有的机构相互对接起来，让它们产生的成果1+1>2。
法伊兹建议，第一，应让各秘书处加强分享，增加“互操作性”，厘清各自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支柱的职责；第二，应聚焦贸易的便利化、海关现代化领域关键的可交付成果。第三，利用现有的协议作为转型的“发动机”，例如东盟可以提供平台，使各方主体可以共同进行探讨。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也持类似观点。他强调，“互操作性”很重要，很多机制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而非强迫他人按照固定的方式来进行。
她指出，APEC虽非约束性机构，也不是规则制定者或协定组织，但其特点在于能够促使成员国以更大意愿、能力和信心坐在一起，形成非正式协定，例如推动泛太平洋合作与数字经济合作协定。
佩德罗萨进一步指出，在现有背景下，关键在于确保机制灵活，构建合作框架，避免重复劳动。全球经济正发生深刻转型，亚洲过去依赖出口驱动，如今新的消费市场正在兴起，人口问题也给各经济体带来结构性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成员国的设计与发展中加以考虑。
从安全合作维度，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长萨雷拜补充道，过去三十年间，亚信发展起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覆盖环境、人力资源、新型威胁等领域，形成了包括企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智库论坛在内的多个机构。萨雷拜透露，亚信正计划邀请本地区所有区域组织秘书处共聚，探讨如何协同促进地区发展，并特别提到亚信与东盟在互联互通、环境问题、青年交流、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会议现场全景摄影/吴军）
落实需要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如果说机制协调解决的是“如何合作”的问题，那么具体落实则关乎“合作能否见效”。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前执行主任、马来西亚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主任、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副校监玛利亚以RCEP为例指出，协定的价值取决于全面落实，而落实需要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还要下沉到省市、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
她强调，RCEP覆盖全球30%的GDP和28%的贸易，是亚洲经济安全的重要平台，体现了成员国在不确定性中坚持开放的承诺。她指出，RCEP区别于其他协定的特点在于，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实现包容性的协定，这一因素嵌入在协定文本之内。如果区域规划失败，原因往往在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不足，因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
将视野拓展至欧亚大陆，亚欧基金总干事斯托奇斯卡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合作的具体路径。
她认为，欧亚两大地区加起来占全球经济、贸易和人口的大部分，彼此之间的合作空间巨大，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发力。
首先，应深化区域组织间的政策对话，使双方可以分享关于贸易、数字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观点；其次，加强经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框架，对确保基础设施的发展、地区的一体化、保持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第三，实现绿色转型及气候行动的合作非常关键。在全球排放当中，欧亚占比较高。在清洁技术创新方面，也需要加大合作的力度；第四，形成数字化治理及制定技术的标准。需要区域机构之间协调，确保开放、安全、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
“区域合作需要开放和包容，要加强多边机制。区域框架不仅仅互为阵营，而应该建立推动全球合作。”斯托奇斯卡表示。
聚焦亚州，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提出建立三方协同平台，将区域组织、合作伙伴都联系起来，“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形成整体互联互通”。
具体来看，他提出四个战略方向。第一，在全球环境不确定性加强背景下，全面落实区域一体化并建立经济合作工作计划，在增长、贸易、投资、供应链、融资方面要进行协调。第二，将合作扩大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使增长进入到新阶段；第三，利用各自优势加强供应链，实现互联互通，建立互补的工业结构；第四，在海事安全、自然灾害、应对跨国犯罪方面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院长沙利耶夫则从动力机制上进行了补充。
“要释放发展的潜力，合作是引擎，创新是燃料。作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我们一直推动‘并行’的转型，使用数字工具加速增长、进行绿色投资吸引资金。”他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人力资源的创新。如充分利用年轻人的优势，来开展一些培训项目，鼓励政策的落地试验。任何一个单一的机构不能够解决今天所有的挑战，发展只有包容性才能够可持续。
他举例称，目前中亚经济合作学院通过网上电子学习平台，推动了150个培训项目，让政策决策者、专家能够在平台上可以与公众沟通，解决共同的挑战，比如贸易便利化、气候韧性、水管理方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