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同年12月，贝尔实验室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做好了元件准备。 荷兰伊斯拉姆斯大学哲学系许煜教授的新著《后欧洲》，以带有自传色彩的哲思回应了这一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宋德超，头图来自：AI生成
1947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被运送至美国阿伯丁军械试验场并投入使用。
随着“二战”的结束与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全面接管，作为世界历史能动者的欧洲陷入衰落之境地，其中心地位不再，我们的世界正式进入“后欧洲”阶段。在如此的背景下，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是否仍能归家？后欧洲的哲学思想该何去何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宋德超，头图来自：AI生成
1947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被运送至美国阿伯丁军械试验场并投入使用。同年12月，贝尔实验室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做好了元件准备。诺伯特·维纳的划时代著作《控制论》亦于同年付梓。在美国，控制论正在急速发展。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德格尔目睹了这一切，他深知这其中所隐藏的危机。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写道：“这个危险此间已经更为昭然了。思想向形而上学的倒退取得了一个新形式：这就是哲学的终结，即哲学完全消解于各门科学，而各门科学的统一性同样全新地在控制论中展开出来。”于海德格尔而言，来势汹汹的控制论终结了西方哲学，致使存在问题之遗忘达到了巅峰，最终导致了现代人无所适从、无家可归的状态（Heimatlosigkeit），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荷兰伊斯拉姆斯大学哲学系许煜教授的新著《后欧洲》，以带有自传色彩的哲思回应了这一困境。《后欧洲》的书名脱胎于现象学家扬·帕托契卡的《欧洲与后欧洲时代》，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随着“二战”的结束与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全面接管，作为世界历史能动者的欧洲陷入衰落之境地，其中心地位不再，我们的世界正式进入“后欧洲”阶段。在如此的背景下，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是否仍能归家？后欧洲的哲学思想该何去何从？
许煜教授以清晰的理路予以回应。新著的《序曲》首先抛出了无家可归的问题；第一章携“后欧洲”的概念深度挖掘了西方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自身的克服；第二章从亚洲思想的视角出发，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尾声》则为问题意识的延展，探讨了身份与语言的政治学问题。
与之前的著作类似，许煜教授在这本书中调用了极为丰富的东西方思想资源，除了对其影响颇深的技术哲学家西蒙东、斯蒂格勒等人，我们还能看到帕托契卡、洛维特、京都学派、牟宗三等思想家的身影。显然，一篇书评无法穷尽所有内容，因此，本简评的策略是进入影响《后欧洲》一书整体走向的三位重要思想家（斯蒂格勒、西蒙东、牟宗三），以期展现许煜教授的核心操作。
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不仅打破了家园的宁静，也终结了欧洲的哲学，现代欧洲人归家的渴望愈发强烈。海德格尔却把无家可归视作欧洲的命运，并就此断言：“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根植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许煜教授正是沿着海德格尔的这一断言开启了对于后欧洲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之终结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更准确地说，它完成于现代技术集置。以控制论为主的现代技术集置使西方形而上学实现了行星级扩张，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世界文明开启了，并以欧洲思维为出发点。不过，在这场欧洲现代性的确立运动中，人类因存在之遗忘而产生了精神的疏离，作为家园的欧洲，也因精神的脱离，而成为无家可归者渴望回归却无法回归的海市蜃楼。
面对此番困境，斯蒂格勒并不像海德格尔一样主张归家，这是因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消解了家园的本真性，而将其视作存在与技术之相遇的偶然产物，于是，“在认识到其起源的意外性后，欧洲不得不远离对家园的幻想，并且要求一种去欧洲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问题作为核心关切，需要得到严肃对待。
正如许煜教授提醒读者注意的，从斯蒂格勒出发谈论后欧洲“需要把精神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正是斯蒂格勒的一贯主张。随着超工业时代与消费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力比多经济逐渐滑向驱力经济，这导致机器生产的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以及最终的去个体化。
在斯蒂格勒看来，针对去个体化问题，不仅需要从精神方面（文学、诗歌或音乐）提出解决方案，还需要从技术方面找到可行办法。因此，建立起一套关于技术的后欧洲哲学是当务之急。它应该能够回应海德格尔的“思的任务”，并且能够“建立新的技术政治”，以促进“个体化并且反对由消费社会带来的去个体化”。
这种对个体化新模式的探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应对去个体化的新的工业精神”；第二，“超越追问本质的思想的个体化”。如果说斯蒂格勒在其众多著作中已为第一方面内容谋求了各个层面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方面内容则是他未曾系统阐述的。不过，我们可以在《后欧洲》中看到对该问题的接续。
《后欧洲》这本书最为亮眼的部分当属以西蒙东个体化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思想的个体化”概念，正如许煜教授所言，“如何将个体化的概念运用至西蒙东和贝尔纳·斯蒂格勒没有触及的领域”是他的核心关切。
西蒙东在《以形式与信息概念重新思考个体化》中以个体化制度来描述物理、生物、心理个体的生成机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个体化制度便涵盖了存在的所有维度。正因如此，一般来说，西蒙东的个体化被认为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概念。实际上，由于转导的作用，存在与思想在《以形式与信息概念重新思考的个体化》的理论框架中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进一步发掘，我们不难发现，西蒙东不仅谈到了存在的个体化，甚至还提及了思想的个体化：“唯有思想的个体化，在其自我完成的过程中，方能伴随非思想的存在的个体化。”虽然“思想的个体化”这一说法已出现在西蒙东的著作之中，但其原初内涵与许煜教授在《后欧洲》中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
具体而言，西蒙东将存在的个体化与思想的个体化并置而论，实际上超越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是为了说明存在的个体化与思想自身的个体化处在动态的平行同构关系之中，而这个关系的结果是，对于个体化的把握只能通过经历个体化本身达成，而不再能够通过“认识”个体化达成。
而《后欧洲》关于“思想的个体化”的阐释将其放置在去欧洲化的高度上，无疑将西蒙东意义上的纯粹思想上升至文明的维度，这显然是许煜教授试图构建的后欧洲的行星思维的生动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许煜教授在个体化概念上对西蒙东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除此之外，有一个核心概念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只有基于对它的充分理解，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许煜教授所说的思想的个体化。这个概念也来自西蒙东：不相容性。在西蒙东那里，不相容性造成的亚稳态张力不是需要消除的矛盾，而是新的个体化的动力。
在具体表现方面，一方面，不相容的两个存在一定不是绝对同一的，但也绝非相互彻底独立的；另一方面，二者一定处在不可叠合的状态，这保证了不相容性，但二者的差异是细微的，因为二者并非本质上对立的，而是可调和与整合的。
有了对不相容性的规定，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许煜教授这本书的核心理论意图，那便是借亚洲思想迈向后欧洲，以思想的个体化破局。
行星思维的一大特征是心智多样性，它“意味着智性历史、概念和思想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要求一定关涉东西方思想如何对话的问题。在许煜教授看来，“真正的对话不仅是交流，还是个体化的发生，因此与其说这是所谓思的问题，不如说这是关于思想的个体化的问题”。于是，书中出现了牟宗三解读康德和西田几多郎质疑形式逻辑的例子，以说明思想的个体化是如何发生的。
若以与中国思想的相关度为标准，牟宗三自然会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以道德主体的自我否定转出认知主体，为科学民主提供形上基础，以解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疑难。在此过程中，“良知坎陷说”通过良知对道德与认知的统摄，避免了康德哲学中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分裂，让中国思想（以本体为基础）与西方思想（以现象为基础）之间的不相容性得到了克服。
以思想的个体化为准绳，“良知坎陷说”的核心操作在于，“中国思想虽然核心在于对本体的看重，但经由自我坎陷能够产生基于现象的知识论”。这一步对于思想的个体化而言才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二者并非本质上对立。至于学理之争，在许煜教授眼中可暂时搁置，因为仅以中国思想本身为标准来看待问题，思想的个体化恐怕永远不会发生。《后欧洲》无意将牟宗三或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树立为金科玉律，而只是想借这两个案例说明思想的个体化如何实现。
回归亚洲思想、实现亚洲思想的个体化，这一动机不仅仅源自许煜教授本人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亚洲（至少是东亚）在现代化程度与技术发展的势头上是欧洲所不及的，因此，亚洲思想如何面对技术世界对后欧洲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遗憾的是，限于篇幅，该问题并没有在这本书中得到进一步澄清，或者依据许煜教授给出的判断，该问题目前“还有待观察”。
许煜教授在前言中说：“这本书也可以被看成一部自传，尽管书中并没有出现‘我’，或者更确切地讲，‘我’在不同的方面由不同的人物代表”。诚然，斯蒂格勒、西蒙东、牟宗三等思想家构成了他长久以来的理论背景，但《后欧洲》这本书除了上述内容，还让读者们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更为鲜活的学者形象。
从西谷启治与白米饭的例子到《尾声》中对舌头的论述，这不仅是在讨论作为技术器官的舌头，还是借此提出身份与语言的问题。
《尾声》中“好欧洲人”的说法会让人想起爱邻如己的好撒玛利亚人，基督教的邻人伦理学正是希望突破民族的边界，而就“谁是我的邻人”进行终极提问，它关涉身份问题。许煜教授的问题是，在克服基督教传统的上帝和作为上帝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后欧洲人的身份？
此后，问题由身份政治推进至语言的政治学。母语与祖国的关系一直都是流浪思想家身上永久的矛盾烙印：阿伦特、列维纳斯、德里达……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名单，或许，许煜教授也在其列。流浪也就是无家可归，它拥有双重维度：空间意义上的流浪与思想的流浪。无论是哪一个维度的流浪，都与语言问题紧密相关，而“若仅仅是将语言简化为交流的媒介，无疑就削弱了舌头及其与思考的关系”。
许煜教授对语言的理解和他曾经多次引用，且对本文作者亦有深刻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亨利·梅肖尼克极为相似，因此，本文以梅肖尼克在谈论流浪问题时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这句话恰好为《后欧洲》这本书做了一个诗意的注解：“流浪，美好而崇高。犹太人的国度，并非土地。而是音乐，是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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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被运送至美国阿伯丁军械试验场并投入使用。
随着“二战”的结束与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全面接管，作为世界历史能动者的欧洲陷入衰落之境地，其中心地位不再，我们的世界正式进入“后欧洲”阶段。在如此的背景下，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是否仍能归家？后欧洲的哲学思想该何去何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宋德超，头图来自：AI生成
1947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被运送至美国阿伯丁军械试验场并投入使用。同年12月，贝尔实验室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做好了元件准备。诺伯特·维纳的划时代著作《控制论》亦于同年付梓。在美国，控制论正在急速发展。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德格尔目睹了这一切，他深知这其中所隐藏的危机。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写道：“这个危险此间已经更为昭然了。思想向形而上学的倒退取得了一个新形式：这就是哲学的终结，即哲学完全消解于各门科学，而各门科学的统一性同样全新地在控制论中展开出来。”于海德格尔而言，来势汹汹的控制论终结了西方哲学，致使存在问题之遗忘达到了巅峰，最终导致了现代人无所适从、无家可归的状态（Heimatlosigkeit），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荷兰伊斯拉姆斯大学哲学系许煜教授的新著《后欧洲》，以带有自传色彩的哲思回应了这一困境。《后欧洲》的书名脱胎于现象学家扬·帕托契卡的《欧洲与后欧洲时代》，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随着“二战”的结束与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全面接管，作为世界历史能动者的欧洲陷入衰落之境地，其中心地位不再，我们的世界正式进入“后欧洲”阶段。在如此的背景下，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是否仍能归家？后欧洲的哲学思想该何去何从？
许煜教授以清晰的理路予以回应。新著的《序曲》首先抛出了无家可归的问题；第一章携“后欧洲”的概念深度挖掘了西方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自身的克服；第二章从亚洲思想的视角出发，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尾声》则为问题意识的延展，探讨了身份与语言的政治学问题。
与之前的著作类似，许煜教授在这本书中调用了极为丰富的东西方思想资源，除了对其影响颇深的技术哲学家西蒙东、斯蒂格勒等人，我们还能看到帕托契卡、洛维特、京都学派、牟宗三等思想家的身影。显然，一篇书评无法穷尽所有内容，因此，本简评的策略是进入影响《后欧洲》一书整体走向的三位重要思想家（斯蒂格勒、西蒙东、牟宗三），以期展现许煜教授的核心操作。
回到斯蒂格勒：后欧洲与新技术政治
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不仅打破了家园的宁静，也终结了欧洲的哲学，现代欧洲人归家的渴望愈发强烈。海德格尔却把无家可归视作欧洲的命运，并就此断言：“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根植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许煜教授正是沿着海德格尔的这一断言开启了对于后欧洲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之终结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更准确地说，它完成于现代技术集置。以控制论为主的现代技术集置使西方形而上学实现了行星级扩张，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世界文明开启了，并以欧洲思维为出发点。不过，在这场欧洲现代性的确立运动中，人类因存在之遗忘而产生了精神的疏离，作为家园的欧洲，也因精神的脱离，而成为无家可归者渴望回归却无法回归的海市蜃楼。
面对此番困境，斯蒂格勒并不像海德格尔一样主张归家，这是因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消解了家园的本真性，而将其视作存在与技术之相遇的偶然产物，于是，“在认识到其起源的意外性后，欧洲不得不远离对家园的幻想，并且要求一种去欧洲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问题作为核心关切，需要得到严肃对待。
正如许煜教授提醒读者注意的，从斯蒂格勒出发谈论后欧洲“需要把精神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正是斯蒂格勒的一贯主张。随着超工业时代与消费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力比多经济逐渐滑向驱力经济，这导致机器生产的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以及最终的去个体化。
在斯蒂格勒看来，针对去个体化问题，不仅需要从精神方面（文学、诗歌或音乐）提出解决方案，还需要从技术方面找到可行办法。因此，建立起一套关于技术的后欧洲哲学是当务之急。它应该能够回应海德格尔的“思的任务”，并且能够“建立新的技术政治”，以促进“个体化并且反对由消费社会带来的去个体化”。
这种对个体化新模式的探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应对去个体化的新的工业精神”；第二，“超越追问本质的思想的个体化”。如果说斯蒂格勒在其众多著作中已为第一方面内容谋求了各个层面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方面内容则是他未曾系统阐述的。不过，我们可以在《后欧洲》中看到对该问题的接续。
超越西蒙东：思想的个体化
《后欧洲》这本书最为亮眼的部分当属以西蒙东个体化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思想的个体化”概念，正如许煜教授所言，“如何将个体化的概念运用至西蒙东和贝尔纳·斯蒂格勒没有触及的领域”是他的核心关切。
西蒙东在《以形式与信息概念重新思考个体化》中以个体化制度来描述物理、生物、心理个体的生成机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个体化制度便涵盖了存在的所有维度。正因如此，一般来说，西蒙东的个体化被认为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概念。实际上，由于转导的作用，存在与思想在《以形式与信息概念重新思考的个体化》的理论框架中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进一步发掘，我们不难发现，西蒙东不仅谈到了存在的个体化，甚至还提及了思想的个体化：“唯有思想的个体化，在其自我完成的过程中，方能伴随非思想的存在的个体化。”虽然“思想的个体化”这一说法已出现在西蒙东的著作之中，但其原初内涵与许煜教授在《后欧洲》中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
具体而言，西蒙东将存在的个体化与思想的个体化并置而论，实际上超越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是为了说明存在的个体化与思想自身的个体化处在动态的平行同构关系之中，而这个关系的结果是，对于个体化的把握只能通过经历个体化本身达成，而不再能够通过“认识”个体化达成。
而《后欧洲》关于“思想的个体化”的阐释将其放置在去欧洲化的高度上，无疑将西蒙东意义上的纯粹思想上升至文明的维度，这显然是许煜教授试图构建的后欧洲的行星思维的生动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许煜教授在个体化概念上对西蒙东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除此之外，有一个核心概念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只有基于对它的充分理解，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许煜教授所说的思想的个体化。这个概念也来自西蒙东：不相容性。在西蒙东那里，不相容性造成的亚稳态张力不是需要消除的矛盾，而是新的个体化的动力。
在具体表现方面，一方面，不相容的两个存在一定不是绝对同一的，但也绝非相互彻底独立的；另一方面，二者一定处在不可叠合的状态，这保证了不相容性，但二者的差异是细微的，因为二者并非本质上对立的，而是可调和与整合的。
有了对不相容性的规定，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许煜教授这本书的核心理论意图，那便是借亚洲思想迈向后欧洲，以思想的个体化破局。
以牟宗三之名：后欧洲时代的东西方思想
行星思维的一大特征是心智多样性，它“意味着智性历史、概念和思想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要求一定关涉东西方思想如何对话的问题。在许煜教授看来，“真正的对话不仅是交流，还是个体化的发生，因此与其说这是所谓思的问题，不如说这是关于思想的个体化的问题”。于是，书中出现了牟宗三解读康德和西田几多郎质疑形式逻辑的例子，以说明思想的个体化是如何发生的。
若以与中国思想的相关度为标准，牟宗三自然会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以道德主体的自我否定转出认知主体，为科学民主提供形上基础，以解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疑难。在此过程中，“良知坎陷说”通过良知对道德与认知的统摄，避免了康德哲学中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分裂，让中国思想（以本体为基础）与西方思想（以现象为基础）之间的不相容性得到了克服。
以思想的个体化为准绳，“良知坎陷说”的核心操作在于，“中国思想虽然核心在于对本体的看重，但经由自我坎陷能够产生基于现象的知识论”。这一步对于思想的个体化而言才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二者并非本质上对立。至于学理之争，在许煜教授眼中可暂时搁置，因为仅以中国思想本身为标准来看待问题，思想的个体化恐怕永远不会发生。《后欧洲》无意将牟宗三或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树立为金科玉律，而只是想借这两个案例说明思想的个体化如何实现。
回归亚洲思想、实现亚洲思想的个体化，这一动机不仅仅源自许煜教授本人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亚洲（至少是东亚）在现代化程度与技术发展的势头上是欧洲所不及的，因此，亚洲思想如何面对技术世界对后欧洲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遗憾的是，限于篇幅，该问题并没有在这本书中得到进一步澄清，或者依据许煜教授给出的判断，该问题目前“还有待观察”。
自传：身份与语言
许煜教授在前言中说：“这本书也可以被看成一部自传，尽管书中并没有出现‘我’，或者更确切地讲，‘我’在不同的方面由不同的人物代表”。诚然，斯蒂格勒、西蒙东、牟宗三等思想家构成了他长久以来的理论背景，但《后欧洲》这本书除了上述内容，还让读者们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更为鲜活的学者形象。
从西谷启治与白米饭的例子到《尾声》中对舌头的论述，这不仅是在讨论作为技术器官的舌头，还是借此提出身份与语言的问题。
《尾声》中“好欧洲人”的说法会让人想起爱邻如己的好撒玛利亚人，基督教的邻人伦理学正是希望突破民族的边界，而就“谁是我的邻人”进行终极提问，它关涉身份问题。许煜教授的问题是，在克服基督教传统的上帝和作为上帝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后欧洲人的身份？
此后，问题由身份政治推进至语言的政治学。母语与祖国的关系一直都是流浪思想家身上永久的矛盾烙印：阿伦特、列维纳斯、德里达……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名单，或许，许煜教授也在其列。流浪也就是无家可归，它拥有双重维度：空间意义上的流浪与思想的流浪。无论是哪一个维度的流浪，都与语言问题紧密相关，而“若仅仅是将语言简化为交流的媒介，无疑就削弱了舌头及其与思考的关系”。
许煜教授对语言的理解和他曾经多次引用，且对本文作者亦有深刻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亨利·梅肖尼克极为相似，因此，本文以梅肖尼克在谈论流浪问题时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这句话恰好为《后欧洲》这本书做了一个诗意的注解：“流浪，美好而崇高。犹太人的国度，并非土地。而是音乐，是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