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来源：千龙网）
“过去，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降落伞能否打开，全靠自己。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5年前，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从纸艺结构设计、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中国科学报》 (2026-03-17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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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网）
“过去，一个人创业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降落伞能否打开，全靠自己。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星彤的女孩。她是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也是“玩纸星球”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一位以纸为主要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5年前，沈星彤独立完成了立体书《打开重庆》。从纸艺结构设计、插画创作到与出版社对接出版，几乎所有工作都由她一人完成。那时，一本立体书的诞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现在，在苏州大学支持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沈星彤在独立运营艺术工作室的同时，还快速搭建起两个新的文创品牌。她说，这种改变得益于“这辈子认识的知识最渊博的朋友”——人工智能（AI）。
如今，在苏州大学，像沈星彤这样“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创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尝试的是一种名为OPC的创业模式，即“One Person Company”（单人公司）。在这一模式中，AI成为创业者最得力的“员工”，而高校则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角色，为项目提供支持与资源。
一个人真的能开公司当老板吗？这条创业之路有多难，这种创业模式又能走多远？如今，这些问题正在被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们一 一解答。
一个人开公司，可能吗
几年前，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指导教师白致远曾搭建过一个校内平台，帮助大学生团队创新训练项目寻找队友。当时，团队分工明确：商科学生做财务报表，传媒学生负责宣传，计算机学生编写代码。平台上线后，招募队友的信息源源不绝。
近几年，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明显变化——这个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很多创业团队直接用AI来完成这些工作了。”他说。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进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创业往往需要一个完整团队，技术、财务、市场分工明确，由管理者组织运作。而在OPC模式下，一个人不必掌握所有技能，AI可以承担许多原本需要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
王进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创业的技术门槛正在消失”。
在创业初期，沈星彤还未广泛使用AI，她的立体书《打开重庆》耗时整整四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她又参与了纽约中国城主题立体书项目，与团队在唐人街采访了上百位居民。面对海量中英文混杂的访谈资料，正是AI帮助团队完成了整理、翻译和信息归纳，因此这本新书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9个月时间。
“一个发展初期的小型艺术工作室，人手紧缺。如果没有AI协助，这些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沈星彤说。
苏州大学创业学生何泽谕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艺术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江苏渐近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介绍，以前制作一个卡通形象模型，需要专业建模师花一周时间；如今借助AI，仅半天就能完成，并在设计师调整后达到交付标准。
技术门槛的降低，让一个人具备了过去一个团队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文科、艺术类学生在OPC模式下反而更具优势。
王进解释说，过去理工科学生靠技术门槛取胜，但现在程序生成能力已能满足普通开发需求，创意、内容表达以及对市场的理解才是核心能力，而这些往往是文科生擅长的领域。他举例说，许多文科生关注的苏州古典园林，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AI开发出互动或沉浸式数字产品，不仅让中国文化被更多人看到，也为创业提供了新空间。
“未来几十年，文科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机会。”沈星彤如是说。
除了技术，创业成本也是OPC实践者的重要考量。
大一时，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袁文杰便开始尝试轻量级创业。做自媒体、对接广告商、积累达人资源，每一步都走得很快。但当他决定创立服装品牌时，却遇到“重资产”的难题。生产、库存、推广，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市场竞争激烈。项目持续两年，最终在大三上学期，他选择暂停。
如今，袁文杰回到轻量级创业的路径，通过3D数字人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难
“AI时代，很多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白致远说。但现实是，真正把OPC做成功的人仍然不多。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未让创业变得轻松，只是把困难从“技术”端转移到其他方面。
第一重难，是搞清楚“做什么”。
白致远的办公室里，来过不少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他们带着想法、带着产品来，却很少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每当白致远问“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用户是谁？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很多学生都会愣住，答一句“没想那么多”。
王进注意到，以前创业的难，是“做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而现在创业的难，是“想不清楚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而认知上的困难，往往更难在短期内克服。
何泽谕也有类似观察：很多年轻创业者容易从技术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AI培训班，教大家如何用工具、提高效率。”他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怎么变现，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
他见过太多主打技术的项目“死”在市场上，不是因为产品不好，而是因为没人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知道，市场才是最终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往往反过来，先做一个很酷的产品，再去找市场。
第二重难，是凡事都一个人扛。
“创业最难的阶段，就是最初一个人的时候。”沈星彤回忆，尽管现在她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创业初期的心理压力至今难忘。
她所在的纸艺立体书领域新颖、赛道小众、竞争者不多。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承担风险。“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后果，你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她说，“如果创始人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在‘从0到1’的阶段坚持不下去。”
不少人会好奇：OPC创业者这种独自承担压力的状态，是否意味着缺乏协作能力？
在袁文杰看来，即便是所谓的OPC，本质上也离不开各种技术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协作’。”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工具之间的配合方式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相似。”
第三重难，是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约束。
对仍在校园的创业者来说，时间与精力往往是最现实的约束。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何泽谕来说，创业之外还要应对学术压力，“白天要处理公司业务，博士论文基本只能放在晚上写”。双重压力下，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
袁文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同学们忙于刷绩点、准备考研或投递简历时，他必须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项目中。学业和创业，对他来说都不能放下。
对于未来是否继续深造，袁文杰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可能不会在大四就考研，毕业之后也许会再尝试创业一两年，看自己的发展情况。”他说，“考研究生大概率还是会考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更合适。”
“这些事情课本里没有，理论课老师也很难教会，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去试。”袁文杰说。
一个人的背后，站着谁
OPC的“一人成军”，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
对苏州大学的OPC创业者来说，看似只有一人的创业之路，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支持体系。学校通过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和资源对接，全方位托举这些一人公司。
早在2024年，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便牵头推出了面向全校的“X+ai”人工智能新生研讨课和通识选修课，将AI与专业能力相结合。王进介绍，相关课程中超过70%的授课教师来自企业，且多数都有创业经历。去年9月，苏州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AI通识必修课，构建完整的AI教育生态。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课程只是OPC实践的起点。王进指出，AI工具迭代迅速，“大一上学期学的内容，大二可能就升级了。到毕业时，当初学的AI技术可能早已被新技术取代”。因此，除了课程外，学校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列项目、活动和比赛，构建起长链条、多维度、协同赋能的“X+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生态，让学生持续接触AI前沿技术，培育AI赋能的创新人才。
作为多项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教师，白致远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理工科学生技术基础扎实，但很多人最初不知道技术能用来做什么。“有同学问，大模型部署好了，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这说明学生不缺技术能力，缺的是对需求端的理解。
为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找到实际需求，苏州大学组织了创业沙盘模拟、小型活动，成立了一系列OPC社区，开展了“AIdea”校园OPC创新大赛，让学生发现尚未解决的市场问题。这类活动也孵化出袁文杰创立的“苏州禾帧”等一批早期OPC项目。
对于袁文杰等在校学生来说，在课程、项目之余，个人创业最难得的是资源。
2025年12月31日的“OPC苏州之夜”活动当晚，苏州“百校千企”联盟正式成立，首批汇聚海内外119所高校和苏州1013家优质企业。苏州大学校长张桥受邀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学校对OPC新范式的深刻理解与战略布局，表示苏州大学将全力融入并服务苏州OPC新生态建设。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设立10亿元“青创基金群”，其中1亿元“青创资金”重点面向在校及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创业者。青禾教育集团在苏州大学未来校区设立1000万元青禾“未来”创业基金，从种子资金到孵化空间，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
正是通过青禾“未来”创业基金，袁文杰结识了青禾教育集团负责人，多次交流项目商业模式和落地路径。他坦言：“如果没有学校牵线搭桥，这些资源很难直接触达。”
“苏州大学有6000多名教师、5万多名学生、50多万名校友，可整合的资源远超过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苏州大学的学生还是校友，我们都会尽力托举。”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资虹说。
这种“托举”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资虹介绍，学生在校期间OPC创业成功，可按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最多6学分，相当于两门专业课的学分。她透露，学校今年还计划用包含OPC项目在内的创新创业成果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意味着创业与学业不再冲突，而是正式被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业从萌芽到成熟经历多个阶段。教育的意义在于让‘萌芽’得以出现。”王进说，“不能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把路先堵死。”
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PC的字面意思是“一人公司”，但在实际发展中，很多项目都会逐渐演变为团队合作。
王进认为，OPC更像创业的起点，而非最终形态。借助AI，一个人可以成倍放大能力，成为“超级个体”。但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多个“超级个体”之间的协作与连接，演变成更强的“超级团体”。资虹也观察到，不少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显示，OPC往往从最初的一两人，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商业模式。
“我原本也想过，如果一辈子只做OPC，可能会轻松一些，不用面临招人和团队管理的压力。”沈星彤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人能与你一起承担责任、讨论思路，那种陪伴感是无法替代的。”
何泽谕的公司就是一个例证。如今，他的团队有十五六个人，年营收2000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倍人数的团队的产出。他强调，AI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但创业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完成。“真正的商业化需要团队协作，包括项目落地、合作推进等很多环节。”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OPC学生创业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度过早期个人阶段，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白致远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希望快速找到有市场潜力的创业团队，但本科生创业项目往往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度。“学生能很快做出‘小而美’的智能体产品，但真正的创业涉及产品落地、商业模式、市场验证，节奏就没那么快。”
有时学校会帮助学生对接投资机构，对方会询问是否有团队需要投资，而学生往往回应：“我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下子投几十万、上百万元，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用。”
相比技术挑战，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我可以判断AI说得是否准确，但我担心下一代的判断能力，比如我五六岁的妹妹，她凡事都问AI，很难辨别信息真伪。他们这代人创业会更难，因为未必了解社会真实痛点。”沈星彤说。
因此，如何让OPC成为可持续的实践，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苏州大学仍在探索。
面向未来，学校也有新的设想。苏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天透露，集聚多方创新要素的SUDA创新生态港即将启动内部装修，建成投用后，不仅将全方位服务全校师生创新创业，更将成为深化校地合作、链接社会资源的 “校园会客厅”。在创新生态港，创新创业全链条要素一应俱全：链接元禾亿元“青创资金”和青禾“未来”创业基金等各种资本，精准破解创业资金瓶颈；依托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提供财务、法务等系统化专业培训，补齐初创期经验短板；通过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面向全校遴选优质团队，夯实人才支撑；联动苏大校友会，设立天赐东吴校友壹期基金，为师生创业构建从启动资金、创业辅导到应用场景、产业上下游资源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资虹提到，苏州市已明确提出，到2028年新增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过1万名。未来，苏州大学OPC项目也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为学生创业项目持续提供空间、场景与资本支持。
“OPC理念可以让我们像运作公司一样，提升自己的人生效能。”沈星彤表示，并非每位了解OPC的学生都会成为创业者，但在一次次真实市场试错中，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机会。
如今，曾让沈星彤感到恐惧的“悬崖”，已变成人生路上的跳板。她知道，一个人的公司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群人的团队，而“一个人”的阶段恰恰是这一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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