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对“一把手”政绩观的要求，中央动真格的了。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在全党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题学习教育。2025年全国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5.51万件，赔偿金额约330亿元，这些案件的背后，都有“重经济、轻生态”的政绩观偏差。
对“一把手”政绩观的要求，中央动真格的了。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在全党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题学习教育。
这一部署的“罕见”之处在于，以专项集中教育形式，重点聚焦“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而且，时间上恰逢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和“十五五”规划起步的双重节点。
显然，这绝非简单的思想教育，而是一场触及发展逻辑、治理体系与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要是现实困境倒逼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传统发展模式的红利已基本消失，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与风险，很多在本质上都是政绩观偏差所积累的结果。
有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债务源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
如柳州轻轨烂尾事件，186亿元投资打水漂，前两任市委书记与部分企业形成利益链，最终沦为地方的财政包袱。
也有些地方的生态透支问题突出。
2025年全国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5.51万件，赔偿金额约330亿元，这些案件的背后，都有“重经济、轻生态”的政绩观偏差。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数量规模”转向“质量效益”，从“短期见效”转向“长期可持续”。
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生态环境的修复、共同富裕的推进，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依然以短期GDP增速论英雄，这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就难以落地。所以政绩观必须转变。
这场变革的难度相当之大，有许多阻碍。
首先是观念惯性。“重显性政绩、轻隐性忧患”的急功近利心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理念仍有市场。
其次是机制惯性。地方考核指标历史残留问题突出，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数据、轻实效”的考核导向，为数据造假提供空间。
而且，跨区域考核标准不统一，协同壁垒突出。比如，某省生态保护区与工业城市因考核标准差异，导致跨区域生态修复项目停滞。
再次是利益固化。政绩观调整会触动那些依赖短期项目的部门或群体利益。柳州轻轨烂尾事件，就揭示出“政绩工程”背后利益链，正是变革的隐性阻力。部分群体依赖“显绩”项目获取利益，当政绩观调整导致“显绩”项目减少时，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变革。
最后是能力缺口。部分“一把手”对新质生产力、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认知缺位，存在“本领恐慌”。比如：某县“一把手”因对新质生产力认知不足，盲目跟风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未充分论证本地产业基础与技术储备，导致项目烂尾，浪费大量财政资金。
各地已经行动起来，“新春第一会”，政绩观频频成为关键词。
29个省份明确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列为核心任务或年度工作主线。一场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开始了。
广东将政绩观具体化为“产业链韧性、产业附加值提升、民生就业保障”三大核心指标。
浙江将政绩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深度绑定，明确“政绩体现在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的成效上”。
东北三省的表述均针对“转型周期长、历史遗留问题多”的省情，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比如：黑龙江明确“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价值和掌声留给未来”；辽宁提出“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振兴发展上、体现到理‘旧账’上”，明确“理旧账也是政绩”。
政绩观的重塑，最终要靠制度来保障。
如今，中央已构建起“责任、考核、选用、监督、容错”五位一体的落地机制。
中组部明确要求优化政绩考核体系，突出“显绩与潜绩并重”的导向。在干部考察中增加对“潜绩”工作的考核权重，明确“三个区分开来”的实操标准。既防止乱作为，也防止不作为。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部敢闯敢试、积极作为。
中国正从单一追求GDP增速，全面转向兼顾增长质量、民生、创新和生态，更加注重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地方发展的价值并不直接体现为GDP，将是一种新常态。
在“十五五”时期的新征程上，只有校准政绩观的“航标”，才能确保未来行稳致远。
作者：马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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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把手”政绩观的要求，中央动真格的了。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在全党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题学习教育。
这一部署的“罕见”之处在于，以专项集中教育形式，重点聚焦“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而且，时间上恰逢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和“十五五”规划起步的双重节点。
显然，这绝非简单的思想教育，而是一场触及发展逻辑、治理体系与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要是现实困境倒逼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传统发展模式的红利已基本消失，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与风险，很多在本质上都是政绩观偏差所积累的结果。
有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债务源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
如柳州轻轨烂尾事件，186亿元投资打水漂，前两任市委书记与部分企业形成利益链，最终沦为地方的财政包袱。
也有些地方的生态透支问题突出。
2025年全国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5.51万件，赔偿金额约330亿元，这些案件的背后，都有“重经济、轻生态”的政绩观偏差。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数量规模”转向“质量效益”，从“短期见效”转向“长期可持续”。
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生态环境的修复、共同富裕的推进，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依然以短期GDP增速论英雄，这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就难以落地。所以政绩观必须转变。
这场变革的难度相当之大，有许多阻碍。
首先是观念惯性。“重显性政绩、轻隐性忧患”的急功近利心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理念仍有市场。
其次是机制惯性。地方考核指标历史残留问题突出，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数据、轻实效”的考核导向，为数据造假提供空间。
而且，跨区域考核标准不统一，协同壁垒突出。比如，某省生态保护区与工业城市因考核标准差异，导致跨区域生态修复项目停滞。
再次是利益固化。政绩观调整会触动那些依赖短期项目的部门或群体利益。柳州轻轨烂尾事件，就揭示出“政绩工程”背后利益链，正是变革的隐性阻力。部分群体依赖“显绩”项目获取利益，当政绩观调整导致“显绩”项目减少时，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变革。
最后是能力缺口。部分“一把手”对新质生产力、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认知缺位，存在“本领恐慌”。比如：某县“一把手”因对新质生产力认知不足，盲目跟风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未充分论证本地产业基础与技术储备，导致项目烂尾，浪费大量财政资金。
各地已经行动起来，“新春第一会”，政绩观频频成为关键词。
29个省份明确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列为核心任务或年度工作主线。一场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开始了。
广东将政绩观具体化为“产业链韧性、产业附加值提升、民生就业保障”三大核心指标。
浙江将政绩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深度绑定，明确“政绩体现在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的成效上”。
东北三省的表述均针对“转型周期长、历史遗留问题多”的省情，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比如：黑龙江明确“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价值和掌声留给未来”；辽宁提出“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振兴发展上、体现到理‘旧账’上”，明确“理旧账也是政绩”。
政绩观的重塑，最终要靠制度来保障。
如今，中央已构建起“责任、考核、选用、监督、容错”五位一体的落地机制。
中组部明确要求优化政绩考核体系，突出“显绩与潜绩并重”的导向。在干部考察中增加对“潜绩”工作的考核权重，明确“三个区分开来”的实操标准。既防止乱作为，也防止不作为。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部敢闯敢试、积极作为。
中国正从单一追求GDP增速，全面转向兼顾增长质量、民生、创新和生态，更加注重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地方发展的价值并不直接体现为GDP，将是一种新常态。
在“十五五”时期的新征程上，只有校准政绩观的“航标”，才能确保未来行稳致远。
作者：马江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