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以营商环境为例，非营利组织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法治化指数2024》，评估了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法治化状况，从丹麦的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新闻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显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均属“超过历史均值2个标准差”的重大事件。（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院长；万倩雯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
亟须以政府、专业机构为代表的外部力量，对企业出海提供覆盖投前研判、投中落地与投后运营的全链条支撑。
2026年2月11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面向5.2万家境外企业及数十万家外贸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其前身“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已集成国别指南、项目库、风险防范、境外中资商协会等信息与工具，累计访问量达4.8亿次。与此同时，各地也在加速推进服务供给平台化。如，深圳“出海e站通”披露累计服务出海企业1050家、线上注册用户1.8万家，并与32个国家44个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浙江省也在2025年提出线上平台与线下“综合服务港/服务站”联动的政策安排。
上海于2025年12月正式上线市级服务平台，通过贯通浦东、临港新片区、虹桥三大分平台及15个区线下网点，形成“1+3+15+X”服务网络，并依托专业服务联盟，上架数百项金融、法律、会计税务、知识产权等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了可用入口和基础供给，也为进一步升级打下了底座。
所谓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本质上是要把分散在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的服务资源集成起来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入口，既提供权威信息与办事指引，也可以通过专业机构与境内外节点网络，为企业提供资源匹配、合规与风险应对支持。各级各类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以“一站式入口”汇聚信息、政策与专业服务资源，正是在复杂外部环境下，探索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助力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水平与韧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出海企业综合服务需求剧增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规则碎片化与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冲击叠加，除常规经营风险外，出海企业因外部事件冲击引发的非常规风险加大，风险传递效应增强，应对处置难度升高，亟须以政府、专业机构为代表的外部力量，对企业出海提供覆盖投前研判、投中落地与投后运营的全链条支撑。
首先，出海主体快速增加，特别是“更多更分散的中小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2.97万家，2024年末增至5.2万家，十年年均增速约5.76%。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其中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达913.7亿美元，投资占比首次超过公有控股经济主体，成为更活跃的出海力量，这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投资主体越分散，企业自身的合规、法律、财税、风险管理能力差异越大，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对出海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
其次，出海目的地差异巨大。截至2024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企业1.9万家。地域差异的背后是历史文化、市场化水平和营商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在沟通风格、权威结构、契约观念与组织运行方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直接影响企业的谈判、用工管理与合作伙伴治理成本。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市场机制与要素流动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经济自由度指数》计算显示，新加坡经济自由度为84.1分，而津巴布韦为35.1分，朝鲜则只有3.0分，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产权保护、竞争中性与政策可预期性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再以营商环境为例，非营利组织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法治化指数2024》，评估了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法治化状况，从丹麦的0.9到柬埔寨的0.31，体现出投资于不同东道国市场，出海企业在合同执行、监管执法与司法救济等方面可能面临的巨大差异。因此，当我国出海企业目的地日益多元时，对各类信息检索、专业服务、公共资源协调以及境外落地处置等差异化需求就会激增，面向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组合式供给”势在必行。
最后，外生冲击显著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新闻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显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均属“超过历史均值2个标准差”的重大事件。肉眼可见的各种制裁与出口管制措施的使用也日益频繁。以美国为例，2024年以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威胁为由，新增特别制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SDN）制裁对象超过3000个，实体清单新增数量也在高位。同时，各国数据治理规则日益趋向严格。OECD（经合组织）研究指出，截至2023年初已有40个国家实施约100项数据本地化措施。这类外生冲击或管制加强带来的潜在风险往往牵涉外交协调、监管沟通、应急处置与跨部门政策联动，已经大大超出了单一出海企业能够处置的水平。
因此，随着上述变化的发生和深化，我国企业出海所需的服务正变得日益复杂、综合和多元。对服务平台提出的要求也势必不断提高。比如，可能需要平台提供的服务入口与集成升级为服务协同与闭环；风险识别需要从传统的静态清单转向具备动态监测预警与分级响应功能；服务范围需要从境内延伸至境外并实现内外联动；支撑链条需要从单点转向“投前—投中—投后”全流程，服务供给则需要由单一公共服务升级为公共产品加专业服务的组合集成。
多主体协同是健全综合服务体系的关键
要实现上述综合服务目标，难点不在于资源的多寡，而在于多方主体能否实现服务协同。对上海而言，在已经建成的出海服务平台基础上，接下来可以聚焦以下三项，率先尝试进一步推进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第一，建立市级协同治理与运行中枢。可由上海市商务部门牵头，会同外事，在市级层面常设海外综合服务协同专班，人员包括商务、外事、发改、外汇、海关税务、贸促等部门，形成可持续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专班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企业最常遇到的且需要跨部门解决的事项列出清单（如制裁合规、境外劳工用工、突发安全事件等），针对每一类事项明确一个牵头部门、两至三个协同部门和一个对外统一窗口，再将这些事项全部接入同一套“工单系统”。企业在线提交一次材料后，由系统派单给牵头部门并自动抄送协同部门，企业能够在线追踪进度、催办，结案须给出书面处置意见和下一步建议。
第二，建设动态风险情报收集、预警、响应闭环机制。在现有信息基础上，面向出海企业建立“国别/行业风险雷达”，将国别政策变化、合规与管制动态、供应链与物流扰动、安全事件与舆情信号等制作为可订阅推送，并按企业目的地、行业、业务环节自动匹配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将风险预警分级分类，并为每一级配置标准处理流程，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有高效应对预案。同时，建立定期复盘制度，沉淀真实案例，为海外风险治理提供可复制模板。
第三，设立专业服务供给标准化机制。目前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汇聚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机构与服务产品，但要形成体系化运作服务机制，还需多方协同加力。具体而言，首先，可建立入驻机构分级准入与动态管理制度，针对海外网络与在地资源、合规记录、利益冲突管理、多语种交付能力等设定底线标准，并根据国别覆盖能力与交付表现进行分级；其次，应推动服务产品标准化，把交付物清单、周期、适用场景、责任边界、计价方式与风险提示作为可比可选的统一模板，并面向中小企业推出“组合服务包”，实现公共服务与专业服务的模块化组合；最后，应建立效果评价与退出机制，即结合服务满意度、交付周期、问题解决情况进行评价，并配套投诉处理、抽检与推出规则，通过优胜劣汰形成可持续的专业服务供给体系。
从平台到体系，是从“信息入口”到“治理能力”的升级。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市场化机构的专业交付、行业组织与境内外节点的在地支撑，以及企业自身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投入。上海如果能率先建成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协同机制、风险闭环和专业供给，就有望把目前“1+3+15+X”综合服务平台网络，真正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出海和全球高水平安全运营提供更可靠的服务支撑。
（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院长；万倩雯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
亟须以政府、专业机构为代表的外部力量，对企业出海提供覆盖投前研判、投中落地与投后运营的全链条支撑。
2026年2月11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面向5.2万家境外企业及数十万家外贸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其前身“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已集成国别指南、项目库、风险防范、境外中资商协会等信息与工具，累计访问量达4.8亿次。与此同时，各地也在加速推进服务供给平台化。如，深圳“出海e站通”披露累计服务出海企业1050家、线上注册用户1.8万家，并与32个国家44个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浙江省也在2025年提出线上平台与线下“综合服务港/服务站”联动的政策安排。
上海于2025年12月正式上线市级服务平台，通过贯通浦东、临港新片区、虹桥三大分平台及15个区线下网点，形成“1+3+15+X”服务网络，并依托专业服务联盟，上架数百项金融、法律、会计税务、知识产权等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了可用入口和基础供给，也为进一步升级打下了底座。
所谓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本质上是要把分散在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的服务资源集成起来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入口，既提供权威信息与办事指引，也可以通过专业机构与境内外节点网络，为企业提供资源匹配、合规与风险应对支持。各级各类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以“一站式入口”汇聚信息、政策与专业服务资源，正是在复杂外部环境下，探索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助力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水平与韧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出海企业综合服务需求剧增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规则碎片化与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冲击叠加，除常规经营风险外，出海企业因外部事件冲击引发的非常规风险加大，风险传递效应增强，应对处置难度升高，亟须以政府、专业机构为代表的外部力量，对企业出海提供覆盖投前研判、投中落地与投后运营的全链条支撑。
首先，出海主体快速增加，特别是“更多更分散的中小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2.97万家，2024年末增至5.2万家，十年年均增速约5.76%。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其中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达913.7亿美元，投资占比首次超过公有控股经济主体，成为更活跃的出海力量，这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投资主体越分散，企业自身的合规、法律、财税、风险管理能力差异越大，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对出海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
其次，出海目的地差异巨大。截至2024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企业1.9万家。地域差异的背后是历史文化、市场化水平和营商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在沟通风格、权威结构、契约观念与组织运行方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直接影响企业的谈判、用工管理与合作伙伴治理成本。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市场机制与要素流动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经济自由度指数》计算显示，新加坡经济自由度为84.1分，而津巴布韦为35.1分，朝鲜则只有3.0分，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产权保护、竞争中性与政策可预期性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再以营商环境为例，非营利组织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法治化指数2024》，评估了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法治化状况，从丹麦的0.9到柬埔寨的0.31，体现出投资于不同东道国市场，出海企业在合同执行、监管执法与司法救济等方面可能面临的巨大差异。因此，当我国出海企业目的地日益多元时，对各类信息检索、专业服务、公共资源协调以及境外落地处置等差异化需求就会激增，面向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组合式供给”势在必行。
最后，外生冲击显著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新闻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显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均属“超过历史均值2个标准差”的重大事件。肉眼可见的各种制裁与出口管制措施的使用也日益频繁。以美国为例，2024年以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威胁为由，新增特别制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SDN）制裁对象超过3000个，实体清单新增数量也在高位。同时，各国数据治理规则日益趋向严格。OECD（经合组织）研究指出，截至2023年初已有40个国家实施约100项数据本地化措施。这类外生冲击或管制加强带来的潜在风险往往牵涉外交协调、监管沟通、应急处置与跨部门政策联动，已经大大超出了单一出海企业能够处置的水平。
因此，随着上述变化的发生和深化，我国企业出海所需的服务正变得日益复杂、综合和多元。对服务平台提出的要求也势必不断提高。比如，可能需要平台提供的服务入口与集成升级为服务协同与闭环；风险识别需要从传统的静态清单转向具备动态监测预警与分级响应功能；服务范围需要从境内延伸至境外并实现内外联动；支撑链条需要从单点转向“投前—投中—投后”全流程，服务供给则需要由单一公共服务升级为公共产品加专业服务的组合集成。
多主体协同是健全综合服务体系的关键
要实现上述综合服务目标，难点不在于资源的多寡，而在于多方主体能否实现服务协同。对上海而言，在已经建成的出海服务平台基础上，接下来可以聚焦以下三项，率先尝试进一步推进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第一，建立市级协同治理与运行中枢。可由上海市商务部门牵头，会同外事，在市级层面常设海外综合服务协同专班，人员包括商务、外事、发改、外汇、海关税务、贸促等部门，形成可持续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专班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企业最常遇到的且需要跨部门解决的事项列出清单（如制裁合规、境外劳工用工、突发安全事件等），针对每一类事项明确一个牵头部门、两至三个协同部门和一个对外统一窗口，再将这些事项全部接入同一套“工单系统”。企业在线提交一次材料后，由系统派单给牵头部门并自动抄送协同部门，企业能够在线追踪进度、催办，结案须给出书面处置意见和下一步建议。
第二，建设动态风险情报收集、预警、响应闭环机制。在现有信息基础上，面向出海企业建立“国别/行业风险雷达”，将国别政策变化、合规与管制动态、供应链与物流扰动、安全事件与舆情信号等制作为可订阅推送，并按企业目的地、行业、业务环节自动匹配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将风险预警分级分类，并为每一级配置标准处理流程，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有高效应对预案。同时，建立定期复盘制度，沉淀真实案例，为海外风险治理提供可复制模板。
第三，设立专业服务供给标准化机制。目前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汇聚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机构与服务产品，但要形成体系化运作服务机制，还需多方协同加力。具体而言，首先，可建立入驻机构分级准入与动态管理制度，针对海外网络与在地资源、合规记录、利益冲突管理、多语种交付能力等设定底线标准，并根据国别覆盖能力与交付表现进行分级；其次，应推动服务产品标准化，把交付物清单、周期、适用场景、责任边界、计价方式与风险提示作为可比可选的统一模板，并面向中小企业推出“组合服务包”，实现公共服务与专业服务的模块化组合；最后，应建立效果评价与退出机制，即结合服务满意度、交付周期、问题解决情况进行评价，并配套投诉处理、抽检与推出规则，通过优胜劣汰形成可持续的专业服务供给体系。
从平台到体系，是从“信息入口”到“治理能力”的升级。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市场化机构的专业交付、行业组织与境内外节点的在地支撑，以及企业自身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投入。上海如果能率先建成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协同机制、风险闭环和专业供给，就有望把目前“1+3+15+X”综合服务平台网络，真正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出海和全球高水平安全运营提供更可靠的服务支撑。
（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院长；万倩雯系华东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