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在今年两会期间就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周燕芳表示，随着智能驾驶技术逐步普及，事故责任主体从驾驶员向多方延伸，可能涉及整车制造企业、软件供应商、地图服务商等多个主体，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以驾驶员过错为核心的归责原则，难以适用于系统主导驾驶的场景。她建议结合智能驾驶技术发展进程，适时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
尽管新能源车险在飞速发展中，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吐槽却始终挥之不去。
如何破解新能源车险带来的挑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在今年两会期间就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周燕芳表示，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传统保险承保和理赔模式难以有效适配；同时，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事故责任逻辑，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存在制度缺口。因此，她建议从打造数据平台、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构建标准、实施差异化产品及定价机制四方面推进新能源车险发展。
传统保险难以适配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全年新注册登记1293万辆，占新车登记量的49.38%。
伴随新能源车保有量的上升，新能源车险规模也快速增长。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去年10月曾表示，2025年前9个月新能源汽车商业险投保率达91%，比燃油车高6个百分点，预计当年新能源车险保费增速超过30%，远高于同期车险整体3%的增长率。
尽管规模提升，且有头部险企去年表示其新能源车险已出现承保盈利，但更多业内人士表示，要进入稳定的盈利期及实现全行业的盈利尚有挑战。这背后反映的是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和保障需求的深刻变化。
“相较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在风险结构、责任主体和保障边界等方面均呈现新的特点，给保险产品、模式创新和风险管理带来新的课题。”周燕芳表示。
在周燕芳看来，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保险难以适配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另一方面是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在智能驾驶的不断普及过程中尚存制度缺口。
具体来说，在风险特征方面，新能源车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三电”系统成为新能源车核心风险所在，随着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持续增长并逐步老化，“三电”系统风险将集中显现，对车险赔付形成长期压力；而且，新能源车的新制造工艺推高维修成本，技术壁垒亦较高，保险公司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受到制约；同时，随着车电分离销售模式的推广，电池与充电设施等配套领域的风险保障需求日益凸显，传统车损险难以完全覆盖；另外，例如部分家用新能源汽车被用于网约车等，车辆使用性质模糊也会影响保险公司的风险定价。而这些赔付和定价上的压力最终会反馈到保费上，这也是部分新能源车主觉得新能源车险保费贵的根本原因。
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也改变了事故责任逻辑，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存在制度缺口。周燕芳表示，随着智能驾驶技术逐步普及，事故责任主体从驾驶员向多方延伸，可能涉及整车制造企业、软件供应商、地图服务商等多个主体，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以驾驶员过错为核心的归责原则，难以适用于系统主导驾驶的场景。
在责任对象方面，在智能驾驶模式下，驾驶员已从车辆控制者转变为“用户”，目前行业对系统失误致其受损的情形保障规则尚不明确。同时，智能驾驶事故的还原需多维信息支撑，但数据采集、存储、调取、鉴定等环节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直接影响事故责任划分和保险理赔效率。此外，专门针对智能驾驶风险的保险产品尚处于探索阶段，精算数据积累不足、事故样本有限，市场缺乏成熟的风险转移工具，存在一定程度的保险保障缺口。
多策并举助力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对于新能源车险发展面临的挑战，监管部门已高度重视并出台多项举措积极应对。
去年初，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等四部门就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合理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使用成本、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提升新能源车险经营管理水平等。
同时，为解决高赔付风险新能源汽车投保难问题而诞生的“车险好投保”平台在去年初上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去年10月末的数据显示，平台上线运行9个多月后，已有110多万辆车顺利通过平台投保。
在监管引导和行业实践的基础上，周燕芳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在新能源车险的“基础设施”方面，她建议构建国家级智驾数据共享标准及平台。“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车辆运行数据成为事故认定、风险定价和理赔处理的核心依据。”周燕芳说。因此，她建议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联合产业各方，共同研制智能驾驶中国安全标准，并从源头构建国家级智驾与保险数据交互平台，通过打通汽车制造、保险、检测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形成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可信数据闭环。
而加快智能驾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是破解责任认定难题的关键。她建议结合智能驾驶技术发展进程，适时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相关法律规定尚未完善，未明确不同驾驶情景下的责任认定规范，会导致智驾场景的人机定责难。”一名保险公司人士亦对第一财经表示。该保险公司的调研显示，26.1%的用户将“法律问题（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列为影响智驾使用的第二大因素。
周燕芳建议，应重点明确L3级及以上智能驾驶模式下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建立与“人机共驾”相适应的责任划分框架。在责任对象方面，应研究将智能驾驶模式下因系统失误受损的驾驶员纳入保障范围，完善现行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规则。
针对新能源汽车技术革新带来的售后服务和保险理赔新要求，周燕芳建议制定关键技术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议协调行业力量，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维修技术规范、损伤鉴定标准与旧件环保回收指引。”周燕芳说，例如，在维修技术方面，应针对电池、电机、电控的不同技术特点，明确维修工艺、设备配置和人员资质要求，确保维修质量和安全。在损伤鉴定方面，应建立统一的定损标准和核价依据，减少保险公司与维修企业在理赔环节的争议，提高理赔效率和透明度。
在产品供给侧，周燕芳则建议实施差异化产品创新及定价指引。“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复杂、风险特征多样，需要更加精细化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机制。”周燕芳表示，在产品创新方面，建议明确政策导向，尽快推进智能驾驶、换电技术、车电分离等新兴领域的保险产品开发。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目前车电分离承保模式（即将车身与电池的保险责任进行拆分）已在部分地区率先落地。据《人民日报》报道，重庆黔途物流对部分新能源货车启用此模式，保险保费降低了约30%。
而在定价机制方面，周燕芳建议实施风险分类监管，引导行业对风险较低的家用车辆丰富增值服务供给，探索基于驾驶行为的动态定价模式；对风险较高的营运车辆，推动建立与行驶里程、使用强度、电池健康度等指标挂钩的风险定价模型，实现保障覆盖与风险水平的精准匹配。
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
尽管新能源车险在飞速发展中，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吐槽却始终挥之不去。
如何破解新能源车险带来的挑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在今年两会期间就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周燕芳表示，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传统保险承保和理赔模式难以有效适配；同时，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事故责任逻辑，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存在制度缺口。因此，她建议从打造数据平台、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构建标准、实施差异化产品及定价机制四方面推进新能源车险发展。
传统保险难以适配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全年新注册登记1293万辆，占新车登记量的49.38%。
伴随新能源车保有量的上升，新能源车险规模也快速增长。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去年10月曾表示，2025年前9个月新能源汽车商业险投保率达91%，比燃油车高6个百分点，预计当年新能源车险保费增速超过30%，远高于同期车险整体3%的增长率。
尽管规模提升，且有头部险企去年表示其新能源车险已出现承保盈利，但更多业内人士表示，要进入稳定的盈利期及实现全行业的盈利尚有挑战。这背后反映的是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和保障需求的深刻变化。
“相较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在风险结构、责任主体和保障边界等方面均呈现新的特点，给保险产品、模式创新和风险管理带来新的课题。”周燕芳表示。
在周燕芳看来，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保险难以适配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另一方面是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在智能驾驶的不断普及过程中尚存制度缺口。
具体来说，在风险特征方面，新能源车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三电”系统成为新能源车核心风险所在，随着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持续增长并逐步老化，“三电”系统风险将集中显现，对车险赔付形成长期压力；而且，新能源车的新制造工艺推高维修成本，技术壁垒亦较高，保险公司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受到制约；同时，随着车电分离销售模式的推广，电池与充电设施等配套领域的风险保障需求日益凸显，传统车损险难以完全覆盖；另外，例如部分家用新能源汽车被用于网约车等，车辆使用性质模糊也会影响保险公司的风险定价。而这些赔付和定价上的压力最终会反馈到保费上，这也是部分新能源车主觉得新能源车险保费贵的根本原因。
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也改变了事故责任逻辑，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存在制度缺口。周燕芳表示，随着智能驾驶技术逐步普及，事故责任主体从驾驶员向多方延伸，可能涉及整车制造企业、软件供应商、地图服务商等多个主体，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以驾驶员过错为核心的归责原则，难以适用于系统主导驾驶的场景。
在责任对象方面，在智能驾驶模式下，驾驶员已从车辆控制者转变为“用户”，目前行业对系统失误致其受损的情形保障规则尚不明确。同时，智能驾驶事故的还原需多维信息支撑，但数据采集、存储、调取、鉴定等环节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直接影响事故责任划分和保险理赔效率。此外，专门针对智能驾驶风险的保险产品尚处于探索阶段，精算数据积累不足、事故样本有限，市场缺乏成熟的风险转移工具，存在一定程度的保险保障缺口。
多策并举助力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对于新能源车险发展面临的挑战，监管部门已高度重视并出台多项举措积极应对。
去年初，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等四部门就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合理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使用成本、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提升新能源车险经营管理水平等。
同时，为解决高赔付风险新能源汽车投保难问题而诞生的“车险好投保”平台在去年初上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去年10月末的数据显示，平台上线运行9个多月后，已有110多万辆车顺利通过平台投保。
在监管引导和行业实践的基础上，周燕芳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在新能源车险的“基础设施”方面，她建议构建国家级智驾数据共享标准及平台。“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车辆运行数据成为事故认定、风险定价和理赔处理的核心依据。”周燕芳说。因此，她建议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联合产业各方，共同研制智能驾驶中国安全标准，并从源头构建国家级智驾与保险数据交互平台，通过打通汽车制造、保险、检测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形成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可信数据闭环。
而加快智能驾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是破解责任认定难题的关键。她建议结合智能驾驶技术发展进程，适时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相关法律规定尚未完善，未明确不同驾驶情景下的责任认定规范，会导致智驾场景的人机定责难。”一名保险公司人士亦对第一财经表示。该保险公司的调研显示，26.1%的用户将“法律问题（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列为影响智驾使用的第二大因素。
周燕芳建议，应重点明确L3级及以上智能驾驶模式下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建立与“人机共驾”相适应的责任划分框架。在责任对象方面，应研究将智能驾驶模式下因系统失误受损的驾驶员纳入保障范围，完善现行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规则。
针对新能源汽车技术革新带来的售后服务和保险理赔新要求，周燕芳建议制定关键技术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议协调行业力量，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维修技术规范、损伤鉴定标准与旧件环保回收指引。”周燕芳说，例如，在维修技术方面，应针对电池、电机、电控的不同技术特点，明确维修工艺、设备配置和人员资质要求，确保维修质量和安全。在损伤鉴定方面，应建立统一的定损标准和核价依据，减少保险公司与维修企业在理赔环节的争议，提高理赔效率和透明度。
在产品供给侧，周燕芳则建议实施差异化产品创新及定价指引。“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复杂、风险特征多样，需要更加精细化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机制。”周燕芳表示，在产品创新方面，建议明确政策导向，尽快推进智能驾驶、换电技术、车电分离等新兴领域的保险产品开发。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目前车电分离承保模式（即将车身与电池的保险责任进行拆分）已在部分地区率先落地。据《人民日报》报道，重庆黔途物流对部分新能源货车启用此模式，保险保费降低了约30%。
而在定价机制方面，周燕芳建议实施风险分类监管，引导行业对风险较低的家用车辆丰富增值服务供给，探索基于驾驶行为的动态定价模式；对风险较高的营运车辆，推动建立与行驶里程、使用强度、电池健康度等指标挂钩的风险定价模型，实现保障覆盖与风险水平的精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