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这个节日的时间因南北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多集中在农历二月（如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等）。 节目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为灵感，用光影与舞蹈，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人的十二月令花神体系的长卷；十二位历史与文学长河中的璀璨人物，在舞台上化身为十二个月份的守护者，祈愿国泰民安、盛世恒久。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便是这种物化时间的巅峰之作。
从春晚舞台走出的十二花神
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迭，在现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自然法则，但在古人的世界里，时间是有颜色、有气味、有性格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花开，月月有神明。
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一个名为《贺花神》的节目，将这种古老的时间美学重新拉回大众视野。节目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为灵感，用光影与舞蹈，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人的十二月令花神体系的长卷；十二位历史与文学长河中的璀璨人物，在舞台上化身为十二个月份的守护者，祈愿国泰民安、盛世恒久。
这不仅是一场迎接新年的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十二月令审美遐思的深情回望。当历史名人的命运与时令花卉的物候交织在一起，时间便不再是冷冰冰的刻度，而是充满生命律动与人文温度的浪漫诗篇。
缘起于文学的浪漫：花朝月夕与花魂人魄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形成，往往脱胎于百姓顺应自然的农耕生活习惯。古人敬畏自然，盛行祭祀花神，对花神的崇拜，便成了“花朝节”的核心。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花神究竟是谁，早期的解释并非确切。古籍里最早提到的花神有两位：一位是女夷，掌管世间万物的生息；另一位是花姑，善于培育花卉。此时的花神尚是一个统称，而非后世民间津津乐道的十二月花神。
随着时间推移，花朝节逐渐成型。这个节日的时间因南北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多集中在农历二月（如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等）。它发轫于先秦，在唐宋迎来兴盛时期，与中秋节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文化里花朝月夕的绝美意境。唐代的花朝节，多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游园集会、吟诗作赋的盛会；而到了宋元明清，花朝节褪去了高冷的外衣，深深融入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描绘的春日盛景，便是最好的明证：“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人们祈福祭神、挑菜扑蝶，在生机勃勃的春日里纵情欢歌。
在花朝节的历史流变中，唐代武则天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女皇爱花如命，明人笔记中记载，在百花生日这一天，她会命令女官用百花花瓣制作精美的糕点赏赐群臣。而关于她与花神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怒贬牡丹”。相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武皇乘兴下令让百花齐放。百花仙子慑于皇威，纷纷在雪中绽放，唯有牡丹仙子抗旨不从，坚守着时令的底线。武皇大怒，命人将长安的牡丹付之一炬，并尽数贬至洛阳邙山。这则带有神话色彩的典故，看似写帝王的霸道，实则暗含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以及对牡丹不畏强权、顺应本性的赞美。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对花神的想象更加具象化，十二花神被彻底人格化。人们将历史名人、文人墨客与十二个月的月令花一一对应。有的版本是十二位男性花神，有的则是十二位女性花神，甚至还有男女混合的版本。神话与历史、风俗与节庆，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添枝加叶。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一篇《葛巾》，将这种花魂人魄的文学浪漫推向了极致。洛阳书生常大用对牡丹爱到痴狂，远赴曹州寻花，偶遇了艳绝人寰的牡丹仙子葛巾。葛巾被他的情痴打动，由花化人。她不仅治愈了常大用的相思病，还以白银相助，这份深情与果敢，代表了花神亦有凡人的热烈与担当。婚后，葛巾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更是有勇有谋的当家人。面对强盗，她与妹妹玉版身着华服，以花神的凛然气势从容退敌；她还主动为常大用的弟弟牵线搭桥，促成良缘。
然而，人性的多疑最终击碎了这场人花之恋。当常大用发现妻子竟是名种牡丹的化身时，他的猜忌像一把利刃。葛巾心灰意冷，带着玉版决然离去，姐妹俩扔掉了两个孩子，所弃二子最后化为两株紫白相间的牡丹。她可以为情化身为温柔的女子，却绝不容忍爱人的背叛与轻视。葛巾的出现与离去，如同一场绚烂的花期，她身上既有人类女子的爱恨嗔痴，又有牡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华贵与不容亵渎。这段故事象征了古人将花卉人格化的最高期许，也将这种浪漫永远留在岁月的泥土里。
瓷与玉里的岁月流转：匠心与物候的交响
如果说文学中的花神是缥缈的浪漫，那么历代工匠则试图用最坚硬、最温润的材质，将十二月令的流转定格在器物之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便是这种物化时间的巅峰之作。这套组佩由一整块极品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无瑕。全套共十三件，聚可成组，分可独立成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心璧形花蕊的转心工艺——六个圆环相互套叠、镂雕而成，且能灵活转动。花蕊一面雕刻着水仙、海棠、万年青、灵芝，另一面则雕刻着阳文篆书的“十二音律”（黄钟、大吕、太蔟等）。在《礼记·月令》中，早有将十二月令与十二音律相对应的传统，这套玉佩便将这种抽象的历法与音律之美，与具象的花卉完美融合，精美至极。
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
环绕花蕊的十二件花瓣形月令佩，分别雕刻着南方视角的十二种代表花卉：梅花、杏花、桃花、芍药、石榴、荷花、秋葵花、桂花、菊花、芙蓉花、山茶花、水仙花。玉佩背面的阳文篆字“梅蕊传春”“杏林吐艳”“金菊庄严”等，无不透露着古人对季节轮回的欢欣与敬畏。由于中国南北方花信早迟有别，这套组佩反映的更像是南方的十二花神体系。
与玉器的温润不同，陶瓷上的十二月令，则展现出另一种极致的脆弱与刚健。景德镇御窑专为清宫烧造的“康熙十二月花神杯”，无疑是陶瓷史上的璀璨明珠。
康熙年间，天下初定，清廷推崇汉学。在帝王与官员的共同督造下，御窑厂将民间的花神信仰进行艺术升华，创烧了十二花神杯。这套组杯遵循“一杯一花”的原则，小巧玲珑。杯体一面绘当月花卉，一面题咏常取自唐诗经典诗句，诗尾钤有篆书“赏”字小印。十二花神杯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制瓷工艺的极致。明代文献曾夸张地记载过“脱胎瓷”与“卵幕杯”，而康熙花神杯则真切地让匠人的神迹落入凡间。杯胎薄如纸片，釉面光亮，倘若将杯子置于光线下，可以透过瓷壁清晰地看到另一面的花纹细节；拿在手中把玩时，亦能感到一种令人屏息的轻薄娇媚。然而这类瓷杯却在表象之下展现出不俗骨气，口沿外折，一气呵成，腹壁渐收，肌肤之下似有金玉一般的内质。这种婀娜兼刚健的古瓷之美，是后世仿品极难企及的。
清康熙青花十二花神杯，龙美术馆
清宫在烧造这套花神杯时，并没有摒弃民间的勃勃生机。在民间的花神谱系里，男版花神往往令人捧腹，比如石榴花的花神竟然是豹头环眼的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与节庆的民间趣味，被宫廷吸纳，再辅以五彩或青花工艺的文雅着色。五彩的浓烈在瓷器上化作古拙的意趣，弥补了瓷绘在笔触上不如纸本绘画的遗憾。
古人为何要烧造这样一套以十二月令花卉为主题的酒具？有人说是为了挑战陶瓷技艺的极限，但更可能是为了创造一种关于时间的纯粹美感。它迫使后世的使用者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如同呵护一个肌肤吹弹可破的美女，去感受时间的流逝与美好。每个月，用当令的花神杯品茶饮酒，岁月的更迭便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变得风雅而具体。
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龙美术馆
丹青卷里的物候与时间：古人的时空折叠
中国文化有着一套极其复杂且充满诗意的计时方式。天时、地气、物候，皆可作为时间的参照。物候体系是古人借用自然物的变化来设定的时间转换标准。当计时手段逐渐固定后，岁时节令的绘画作品，便成为展现这种时间概念的重要载体。在历代丹青中，“月令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题材。所谓“月令”，原本指依照十二个月颁布的政令，明清时代才普遍成为画名，专门表现岁时风俗。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这类绢本设色的图轴通常由多位宫廷画家合作完成，共十二幅，悬挂于宫廷之内，每月更替。不同于西方绘画执着于单一瞬间的捕捉，中国画师在这套图中巧妙地施展了“时间折叠”的魔法。在多层次的建筑空间内，同一个月份里的不同岁时活动被并置于同一个画面中。例如在一月景中，既描绘了元宵灯会的璀璨，又在庭院角落画上了孩童戴面具做戏；五月景中，远景是龙舟竞渡的激烈，左下方则是人们遵循端午习俗准备药品的安静场景；九月景里，赏菊的闲适与登高的辽阔同时出现。这种处理方式，让静止的画面产生了时间的流动感，观者的视线在空间中游走，仿佛经历了一整月的时光流转。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之一
这种主题在明人绘画里已见初章，譬如晚明画家吴彬的《月令图》，就以农历十二月的民间活动为主题，结合明代南京的名胜景点，细腻描绘了元夜、蚕市、端阳、中元、赏雪等十二段场景。画风精致纤丽，人们在不同的时序中进行着不同的活动，塑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时间记忆。到了清代，宫廷画家更加丰富了这种主题，如晚清沈振麟绘制的《十二月花神册》，将目光聚焦于纯粹的植物之美。册页共十二幅，每幅绘有两种当季花卉，从兰花、牡丹到枫树、红梅，画面纤丽清雅，充满逸趣。
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之莲花
透过十二花神、十二月令，可以看到帝王们对时间的艺术表达，有着更立体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也会突破时间的框架。如雍正朝《深柳读书堂美人图》（即《十二美人图》）。这十二幅画作原本并非卷轴，而是放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内一组十二扇围屏上的装饰画。十二位美人端坐室内，对应着十二个月份。当这组插屏树立在宫室之中时，十二个月的时光流转被整合进了一个物理空间。画中极强的空间纵深感，不仅在视觉上延伸了室内的空间，更在心理上将一整年的光阴，妥帖地安放在了帝王的起居之所。在月令与花神之外，时间与空间也能通过一个个优雅的美人，达成了最完美的交融。
《十二美人图》之一
除了欣赏自然，古人还将这种时间的游戏融入了抵御严寒的日常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冬日里的“九九消寒图”。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的时刻，也是“数九”的开端。从冬至起，九九八十一天后，便是春回大地。在漫长的熬冬岁月里，消寒图成了古人兼具日志与游戏功能的雅玩。
如“画九”，多用素色画卷绘九枝寒梅，通常每枝九朵花苞，也可以一枝九朵，每朵九瓣。每日涂染一瓣，“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色彩的逐渐丰满，意味着春天的脚步越走越近；此外，还有“写九”，这是清代从宫廷到坊间极为流行的方式。选取九个九画的汉字，如“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以空心字写就，每日按笔画顺序填涂一笔，填字之余，还可记录当日天气。在这充满仪式感的填涂中，古人将难挨的寒冬转化成了充满期待的生活图景，凝结着农耕时代的经验与冬藏待春的生命哲学。
九九消寒图
在时间的容器里，期待新生
从春晚舞台上惊鸿一瞥的十二花神，到故宫里温润无言的白玉组佩；从薄如蝉翼的康熙花神杯，到丹青长卷里流转的月令风俗。中国古人从未将时间视作单向流逝的枯燥刻度，而是将其化作了可以触摸的美玉、可以品饮的瓷杯、可以游赏的书画、可以等待的繁花。
一年有十二个月，月月有花信，岁岁有期盼。物候的更迭，不仅是自然法则，更是中国人内心的节奏与审美的寄托。尽管在数字时代，我们有无数种精准感知时日的方法，但那种“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细腻心思，那种“一杯一花”的敬畏与风雅，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或许不需要再靠“数九”来盼望春暖花开，但依然可以像古人一样，为平凡的日子赋予一点仪式感。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新生，在花开花落间体悟生命的丰盈，这或许就是十二月令留给我们最浪漫的文化遗产。
原标题：《岁华如水，花影千年：中国人的十二月令与时间美学》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范昕
来源：作者：利维（艺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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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晚舞台走出的十二花神
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迭，在现代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自然法则，但在古人的世界里，时间是有颜色、有气味、有性格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花开，月月有神明。
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一个名为《贺花神》的节目，将这种古老的时间美学重新拉回大众视野。节目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为灵感，用光影与舞蹈，徐徐展开一幅中国人的十二月令花神体系的长卷；十二位历史与文学长河中的璀璨人物，在舞台上化身为十二个月份的守护者，祈愿国泰民安、盛世恒久。
这不仅是一场迎接新年的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十二月令审美遐思的深情回望。当历史名人的命运与时令花卉的物候交织在一起，时间便不再是冷冰冰的刻度，而是充满生命律动与人文温度的浪漫诗篇。
缘起于文学的浪漫：花朝月夕与花魂人魄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形成，往往脱胎于百姓顺应自然的农耕生活习惯。古人敬畏自然，盛行祭祀花神，对花神的崇拜，便成了“花朝节”的核心。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花神究竟是谁，早期的解释并非确切。古籍里最早提到的花神有两位：一位是女夷，掌管世间万物的生息；另一位是花姑，善于培育花卉。此时的花神尚是一个统称，而非后世民间津津乐道的十二月花神。
随着时间推移，花朝节逐渐成型。这个节日的时间因南北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多集中在农历二月（如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等）。它发轫于先秦，在唐宋迎来兴盛时期，与中秋节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文化里花朝月夕的绝美意境。唐代的花朝节，多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游园集会、吟诗作赋的盛会；而到了宋元明清，花朝节褪去了高冷的外衣，深深融入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描绘的春日盛景，便是最好的明证：“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人们祈福祭神、挑菜扑蝶，在生机勃勃的春日里纵情欢歌。
在花朝节的历史流变中，唐代武则天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女皇爱花如命，明人笔记中记载，在百花生日这一天，她会命令女官用百花花瓣制作精美的糕点赏赐群臣。而关于她与花神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怒贬牡丹”。相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武皇乘兴下令让百花齐放。百花仙子慑于皇威，纷纷在雪中绽放，唯有牡丹仙子抗旨不从，坚守着时令的底线。武皇大怒，命人将长安的牡丹付之一炬，并尽数贬至洛阳邙山。这则带有神话色彩的典故，看似写帝王的霸道，实则暗含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以及对牡丹不畏强权、顺应本性的赞美。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对花神的想象更加具象化，十二花神被彻底人格化。人们将历史名人、文人墨客与十二个月的月令花一一对应。有的版本是十二位男性花神，有的则是十二位女性花神，甚至还有男女混合的版本。神话与历史、风俗与节庆，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添枝加叶。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一篇《葛巾》，将这种花魂人魄的文学浪漫推向了极致。洛阳书生常大用对牡丹爱到痴狂，远赴曹州寻花，偶遇了艳绝人寰的牡丹仙子葛巾。葛巾被他的情痴打动，由花化人。她不仅治愈了常大用的相思病，还以白银相助，这份深情与果敢，代表了花神亦有凡人的热烈与担当。婚后，葛巾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更是有勇有谋的当家人。面对强盗，她与妹妹玉版身着华服，以花神的凛然气势从容退敌；她还主动为常大用的弟弟牵线搭桥，促成良缘。
然而，人性的多疑最终击碎了这场人花之恋。当常大用发现妻子竟是名种牡丹的化身时，他的猜忌像一把利刃。葛巾心灰意冷，带着玉版决然离去，姐妹俩扔掉了两个孩子，所弃二子最后化为两株紫白相间的牡丹。她可以为情化身为温柔的女子，却绝不容忍爱人的背叛与轻视。葛巾的出现与离去，如同一场绚烂的花期，她身上既有人类女子的爱恨嗔痴，又有牡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华贵与不容亵渎。这段故事象征了古人将花卉人格化的最高期许，也将这种浪漫永远留在岁月的泥土里。
瓷与玉里的岁月流转：匠心与物候的交响
如果说文学中的花神是缥缈的浪漫，那么历代工匠则试图用最坚硬、最温润的材质，将十二月令的流转定格在器物之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便是这种物化时间的巅峰之作。这套组佩由一整块极品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无瑕。全套共十三件，聚可成组，分可独立成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心璧形花蕊的转心工艺——六个圆环相互套叠、镂雕而成，且能灵活转动。花蕊一面雕刻着水仙、海棠、万年青、灵芝，另一面则雕刻着阳文篆书的“十二音律”（黄钟、大吕、太蔟等）。在《礼记·月令》中，早有将十二月令与十二音律相对应的传统，这套玉佩便将这种抽象的历法与音律之美，与具象的花卉完美融合，精美至极。
清代“白玉十二月令组佩”
环绕花蕊的十二件花瓣形月令佩，分别雕刻着南方视角的十二种代表花卉：梅花、杏花、桃花、芍药、石榴、荷花、秋葵花、桂花、菊花、芙蓉花、山茶花、水仙花。玉佩背面的阳文篆字“梅蕊传春”“杏林吐艳”“金菊庄严”等，无不透露着古人对季节轮回的欢欣与敬畏。由于中国南北方花信早迟有别，这套组佩反映的更像是南方的十二花神体系。
与玉器的温润不同，陶瓷上的十二月令，则展现出另一种极致的脆弱与刚健。景德镇御窑专为清宫烧造的“康熙十二月花神杯”，无疑是陶瓷史上的璀璨明珠。
康熙年间，天下初定，清廷推崇汉学。在帝王与官员的共同督造下，御窑厂将民间的花神信仰进行艺术升华，创烧了十二花神杯。这套组杯遵循“一杯一花”的原则，小巧玲珑。杯体一面绘当月花卉，一面题咏常取自唐诗经典诗句，诗尾钤有篆书“赏”字小印。十二花神杯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制瓷工艺的极致。明代文献曾夸张地记载过“脱胎瓷”与“卵幕杯”，而康熙花神杯则真切地让匠人的神迹落入凡间。杯胎薄如纸片，釉面光亮，倘若将杯子置于光线下，可以透过瓷壁清晰地看到另一面的花纹细节；拿在手中把玩时，亦能感到一种令人屏息的轻薄娇媚。然而这类瓷杯却在表象之下展现出不俗骨气，口沿外折，一气呵成，腹壁渐收，肌肤之下似有金玉一般的内质。这种婀娜兼刚健的古瓷之美，是后世仿品极难企及的。
清康熙青花十二花神杯，龙美术馆
清宫在烧造这套花神杯时，并没有摒弃民间的勃勃生机。在民间的花神谱系里，男版花神往往令人捧腹，比如石榴花的花神竟然是豹头环眼的钟馗。这种混合着传说与节庆的民间趣味，被宫廷吸纳，再辅以五彩或青花工艺的文雅着色。五彩的浓烈在瓷器上化作古拙的意趣，弥补了瓷绘在笔触上不如纸本绘画的遗憾。
古人为何要烧造这样一套以十二月令花卉为主题的酒具？有人说是为了挑战陶瓷技艺的极限，但更可能是为了创造一种关于时间的纯粹美感。它迫使后世的使用者小心翼翼地对待它，如同呵护一个肌肤吹弹可破的美女，去感受时间的流逝与美好。每个月，用当令的花神杯品茶饮酒，岁月的更迭便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变得风雅而具体。
清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龙美术馆
丹青卷里的物候与时间：古人的时空折叠
中国文化有着一套极其复杂且充满诗意的计时方式。天时、地气、物候，皆可作为时间的参照。物候体系是古人借用自然物的变化来设定的时间转换标准。当计时手段逐渐固定后，岁时节令的绘画作品，便成为展现这种时间概念的重要载体。在历代丹青中，“月令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题材。所谓“月令”，原本指依照十二个月颁布的政令，明清时代才普遍成为画名，专门表现岁时风俗。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这类绢本设色的图轴通常由多位宫廷画家合作完成，共十二幅，悬挂于宫廷之内，每月更替。不同于西方绘画执着于单一瞬间的捕捉，中国画师在这套图中巧妙地施展了“时间折叠”的魔法。在多层次的建筑空间内，同一个月份里的不同岁时活动被并置于同一个画面中。例如在一月景中，既描绘了元宵灯会的璀璨，又在庭院角落画上了孩童戴面具做戏；五月景中，远景是龙舟竞渡的激烈，左下方则是人们遵循端午习俗准备药品的安静场景；九月景里，赏菊的闲适与登高的辽阔同时出现。这种处理方式，让静止的画面产生了时间的流动感，观者的视线在空间中游走，仿佛经历了一整月的时光流转。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之一
这种主题在明人绘画里已见初章，譬如晚明画家吴彬的《月令图》，就以农历十二月的民间活动为主题，结合明代南京的名胜景点，细腻描绘了元夜、蚕市、端阳、中元、赏雪等十二段场景。画风精致纤丽，人们在不同的时序中进行着不同的活动，塑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时间记忆。到了清代，宫廷画家更加丰富了这种主题，如晚清沈振麟绘制的《十二月花神册》，将目光聚焦于纯粹的植物之美。册页共十二幅，每幅绘有两种当季花卉，从兰花、牡丹到枫树、红梅，画面纤丽清雅，充满逸趣。
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之莲花
透过十二花神、十二月令，可以看到帝王们对时间的艺术表达，有着更立体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也会突破时间的框架。如雍正朝《深柳读书堂美人图》（即《十二美人图》）。这十二幅画作原本并非卷轴，而是放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内一组十二扇围屏上的装饰画。十二位美人端坐室内，对应着十二个月份。当这组插屏树立在宫室之中时，十二个月的时光流转被整合进了一个物理空间。画中极强的空间纵深感，不仅在视觉上延伸了室内的空间，更在心理上将一整年的光阴，妥帖地安放在了帝王的起居之所。在月令与花神之外，时间与空间也能通过一个个优雅的美人，达成了最完美的交融。
《十二美人图》之一
除了欣赏自然，古人还将这种时间的游戏融入了抵御严寒的日常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冬日里的“九九消寒图”。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的时刻，也是“数九”的开端。从冬至起，九九八十一天后，便是春回大地。在漫长的熬冬岁月里，消寒图成了古人兼具日志与游戏功能的雅玩。
如“画九”，多用素色画卷绘九枝寒梅，通常每枝九朵花苞，也可以一枝九朵，每朵九瓣。每日涂染一瓣，“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色彩的逐渐丰满，意味着春天的脚步越走越近；此外，还有“写九”，这是清代从宫廷到坊间极为流行的方式。选取九个九画的汉字，如“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以空心字写就，每日按笔画顺序填涂一笔，填字之余，还可记录当日天气。在这充满仪式感的填涂中，古人将难挨的寒冬转化成了充满期待的生活图景，凝结着农耕时代的经验与冬藏待春的生命哲学。
九九消寒图
在时间的容器里，期待新生
从春晚舞台上惊鸿一瞥的十二花神，到故宫里温润无言的白玉组佩；从薄如蝉翼的康熙花神杯，到丹青长卷里流转的月令风俗。中国古人从未将时间视作单向流逝的枯燥刻度，而是将其化作了可以触摸的美玉、可以品饮的瓷杯、可以游赏的书画、可以等待的繁花。
一年有十二个月，月月有花信，岁岁有期盼。物候的更迭，不仅是自然法则，更是中国人内心的节奏与审美的寄托。尽管在数字时代，我们有无数种精准感知时日的方法，但那种“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细腻心思，那种“一杯一花”的敬畏与风雅，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或许不需要再靠“数九”来盼望春暖花开，但依然可以像古人一样，为平凡的日子赋予一点仪式感。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新生，在花开花落间体悟生命的丰盈，这或许就是十二月令留给我们最浪漫的文化遗产。
原标题：《岁华如水，花影千年：中国人的十二月令与时间美学》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范昕
来源：作者：利维（艺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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