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摘要：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浙大热能工程研究所，是一幢古朴的砖红色小楼，掩映在梧桐树荫里。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薄拯说，岑老师的课从来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树荣说，岑老师甘愿为年轻人铺路。
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浙大热能工程研究所，是一幢古朴的砖红色小楼，掩映在梧桐树荫里。
常有一位身形瘦小、衣着普通、拄着拐杖的老者，缓步从小楼里走出。许多路过的人都不曾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竟是我国著名的能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和楼前露天“车间”里堆着的那一包包煤炭一样——不起眼，却蕴藏巨大能量。
岑可法今年91岁了。从煤炭清洁燃烧到污染物超低排放，再到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探索，他倾注一生于能源的高效利用与深度开发事业。其开创的煤油浆到水煤浆技术的新路，破解了一个时代能源供应的困境。
他就像一块煤，把自己投入炉膛，燃烧了大半生，让中国这个产煤大国，把煤用好、用透、用干净。
打破“水火不容”定式
岑可法成长于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经济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而工业是经济的支柱。
“那时候我只知道工厂要开起来，马达先要转起来，而能源动力就是负责让马达转起来的。”这份朴素的认知，成为他一生的科研初心。
20世纪50年代末，岑可法赴苏联攻读研究生。临行前，指导教师问大家志愿，很多同学选了“航空发动机”“火箭”等尖端技术，而岑可法选择的却是“用煤的燃烧发电技术”。
有人不解：煤炭，又脏又普通，有什么好研究的？
岑可法想起大学老师的课：“刚解放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一台发电机组也才6000千瓦的功率，而苏联已是几万、几十万千瓦的水平。差距显而易见。一定要想办法把电厂做大。”
“总不能我们每个人都去造火箭、飞机吧。”他说，煤关系着国计民生，这件事总得有人做。
留苏四年后，岑可法回到浙江大学任教。从此，他与新中国最基础、也最艰难的能源命题绑在一起。
煤是复杂的。不同的温度、压力下，它呈现各种各样的结构；煤的品种不一样，燃烧的方式就天差地别。岑可法常常拿着手电筒，趴在炉口观察，从煤粉颗粒大小看出含碳量高低，从火焰颜色和跳动判断燃烧是否充分。
20世纪70年代，国内很多电厂从烧煤改成烧油。可没过多久，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成本暴涨。但如果改回烧煤设备，时间又等不起。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岑可法提出一个大胆想法：用水煤浆代替油——把煤磨成细粉，和水混合，像油一样烧。
消息传开，质疑四起：水火不容，煤加了水还怎么燃烧得起来？
水煤浆就是用煤跟水变成浆状，再加入添加剂使其不沉淀。水是灭火的，煤里掺水去燃烧，听起来确实异想天开。但有时，创新最大的阻碍，就是思维中的条条框框。
那时，浙大热能教研室有一个直径2米、长6米的油煤浆燃烧试验台，岑可法经常成日成夜围着炉子做试验，还领着团队前往鞍钢工厂实地测试。
为获得一手数据，科研人员必须在实验结束后亲自钻进高温炉里。岑可法还清晰地记得在炉膛里的感觉：“里面漆黑一片，弥漫着煤烟和灰尘，温度依旧很高，呛得人喘不过气，还能闻到一股灼热的焦糊味。”
穿着厚重石棉隔热服爬进炉子，出来都灰头土脸。“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岑可法笑着回忆，当时发给大家的工作服有白大褂、蓝大褂，可做水煤浆试验时，没人舍得穿白大褂。
“炉子出了问题，你要比工人先爬进去，不然工人不知道爬进去干什么。做工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炼钢铁的、建铁路挖隧道的，不是也很艰苦吗？”
脏，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团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别说怕不怕脏的事，爬炉子的科学家必须脏！”
岑可法用最通俗的话解释水煤浆的难点：“平时我们喝的自来水，是容易流动的稀流体，加了煤粉之后就变成黏稠流体，煤越多、浓度越高就越黏稠。浓度低的时候还好，一旦超过20%，就能牢牢裹住煤粉。”充分认识这些物理特性后，他想出了破解之道：用添加剂让煤粉越多越好，浓度越大越好，这样更利于燃烧。而水只做一个流体，带煤粉走。
1982年，无数次实验过后，团队成功用煤、水和少量添加剂，混合成可以发电的水煤浆。
与用油发电相比，水煤浆发电费用要省一半以上，并且对环境的污染更小。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发电厂、工业锅炉，并在广东建成了国际上最大的水煤浆发电厂。
那座高高的燃烧试验台，今天仍伫立在浙大热能所。91岁的岑可法已经吃不消爬炉子了。但他仍然常常一路经过熟悉的实验室，看过那些依旧在运转的实验设备，慢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满满当当的书籍，还放着十几副眼镜和一把大大的放大镜。
他的眼睛只有微弱的视力。1983年，由他牵头的洗选煤泥流化床燃烧技术项目迎来验收。当时，在转道前往四川验收现场的公交车上，突然一个急刹车，吊环重重地撞在他的左眼。
“当时就觉得眼睛看不清了。”岑可法回忆，为了不耽误验收，不耽误团队多年的心血，他没顾上治疗。后来再去医院，医生告诉他：眼球黄斑出血，受伤后没及时处理，视力已经无法复原，左眼视力只有常人的五分之一，只能看到平面。
热能所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岑可法都要紧紧扶着扶手，一节一节慢慢踏下。他边走，边笑着和记者聊起这段经历，“虽然我眼睛出问题了，但我们拿到了大项目，还顺利推进了研究。”
选择做一个助手
走进浙大热能工程研究所，迎面看到“求是、团结、创新”六个大字。“求是创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中间的“团结”两字，是岑可法自己加上的。
他常告诉学生，“只有团结，才能做好学科。既要能当主角，也要有当配角的胸怀。”这句话，他躬行了一辈子。
岑可法到浙大报到后不久，时任校长陈伟达找到他，问他是想开始独立做研究，还是先给热能教研组的陈运铣老先生当助手，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给陈运铣先生做助手！”岑可法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
这一做，就是21年。其间，他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过了16年才被评为副教授，又过5年才成为教授。这样的成长速度，放在今天看是很慢的。
岑可法从来都没有着急。他用一贯平和的语气解释：“能源是个很广泛的学科，要学得扎实、慢一点没关系。”
那些年，岑可法一边跟着陈运铣做研究，一边给学生上课。他想给学生传授更多更深的知识，他的课总是拖堂。每次下课铃响，他都摆摆手：“再多跟你们讲十分钟。吃饭肯定会晚，不能着急。”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薄拯说，岑老师的课从来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他说，能源的问题连着环境的问题，连着物理的、化学的基础问题。需要用什么就学什么，不能把自己框在一个领域里。”
薄拯如今主要从事的储能研究，也涉及电化学、材料、化工等多个学科。“岑老师教会我们，能写进教材的知识是经典的，但也往往是陈旧的。真正的创新，恰恰发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
1989年，岑可法牵头创建了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从那时起，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岑可法就很少成为第一获奖人。其实获奖项目他都参与，不少项目他还是负责人，可他总把自己的名字往后放。
“当年选择做助手，是因为建设团队的需要。现在又选择做助手，是因为假如所有项目都是我牵头的，那年轻人就上不去了。”他说。
浙大热能所研究员施正伦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岑可法的场景。那是他去所里报到的第一天，走在通向燃烧教研室的小路上，迎面遇到一个人：瘦瘦小小，身穿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脚上穿着劳保皮鞋。
“这里怎么会有工人呢？”他有些不解。直到敲开办公室的门，施正伦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岑院士。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树荣说，岑老师甘愿为年轻人铺路。曾经，王树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时，岑可法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让王树荣的名字挂在第一位。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倪明江是岑可法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年出国名额有限，岑可法亲自跑到北京，为还在读研的倪明江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
在团队的培养下，热能所从一个教研组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走出了2位院士、30多位国家级人才，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被业内称为“浙大热能铁军”。
岑可法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科研和教学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追求。75岁生日那天，他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350万元全部捐献设立奖学金，这是当时浙大历史上，在校教职工捐赠数额最大的一笔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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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浙大热能工程研究所，是一幢古朴的砖红色小楼，掩映在梧桐树荫里。
常有一位身形瘦小、衣着普通、拄着拐杖的老者，缓步从小楼里走出。许多路过的人都不曾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竟是我国著名的能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和楼前露天“车间”里堆着的那一包包煤炭一样——不起眼，却蕴藏巨大能量。
岑可法今年91岁了。从煤炭清洁燃烧到污染物超低排放，再到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探索，他倾注一生于能源的高效利用与深度开发事业。其开创的煤油浆到水煤浆技术的新路，破解了一个时代能源供应的困境。
他就像一块煤，把自己投入炉膛，燃烧了大半生，让中国这个产煤大国，把煤用好、用透、用干净。
打破“水火不容”定式
岑可法成长于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经济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而工业是经济的支柱。
“那时候我只知道工厂要开起来，马达先要转起来，而能源动力就是负责让马达转起来的。”这份朴素的认知，成为他一生的科研初心。
20世纪50年代末，岑可法赴苏联攻读研究生。临行前，指导教师问大家志愿，很多同学选了“航空发动机”“火箭”等尖端技术，而岑可法选择的却是“用煤的燃烧发电技术”。
有人不解：煤炭，又脏又普通，有什么好研究的？
岑可法想起大学老师的课：“刚解放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一台发电机组也才6000千瓦的功率，而苏联已是几万、几十万千瓦的水平。差距显而易见。一定要想办法把电厂做大。”
“总不能我们每个人都去造火箭、飞机吧。”他说，煤关系着国计民生，这件事总得有人做。
留苏四年后，岑可法回到浙江大学任教。从此，他与新中国最基础、也最艰难的能源命题绑在一起。
煤是复杂的。不同的温度、压力下，它呈现各种各样的结构；煤的品种不一样，燃烧的方式就天差地别。岑可法常常拿着手电筒，趴在炉口观察，从煤粉颗粒大小看出含碳量高低，从火焰颜色和跳动判断燃烧是否充分。
20世纪70年代，国内很多电厂从烧煤改成烧油。可没过多久，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成本暴涨。但如果改回烧煤设备，时间又等不起。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岑可法提出一个大胆想法：用水煤浆代替油——把煤磨成细粉，和水混合，像油一样烧。
消息传开，质疑四起：水火不容，煤加了水还怎么燃烧得起来？
水煤浆就是用煤跟水变成浆状，再加入添加剂使其不沉淀。水是灭火的，煤里掺水去燃烧，听起来确实异想天开。但有时，创新最大的阻碍，就是思维中的条条框框。
那时，浙大热能教研室有一个直径2米、长6米的油煤浆燃烧试验台，岑可法经常成日成夜围着炉子做试验，还领着团队前往鞍钢工厂实地测试。
为获得一手数据，科研人员必须在实验结束后亲自钻进高温炉里。岑可法还清晰地记得在炉膛里的感觉：“里面漆黑一片，弥漫着煤烟和灰尘，温度依旧很高，呛得人喘不过气，还能闻到一股灼热的焦糊味。”
穿着厚重石棉隔热服爬进炉子，出来都灰头土脸。“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岑可法笑着回忆，当时发给大家的工作服有白大褂、蓝大褂，可做水煤浆试验时，没人舍得穿白大褂。
“炉子出了问题，你要比工人先爬进去，不然工人不知道爬进去干什么。做工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炼钢铁的、建铁路挖隧道的，不是也很艰苦吗？”
脏，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团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别说怕不怕脏的事，爬炉子的科学家必须脏！”
岑可法用最通俗的话解释水煤浆的难点：“平时我们喝的自来水，是容易流动的稀流体，加了煤粉之后就变成黏稠流体，煤越多、浓度越高就越黏稠。浓度低的时候还好，一旦超过20%，就能牢牢裹住煤粉。”充分认识这些物理特性后，他想出了破解之道：用添加剂让煤粉越多越好，浓度越大越好，这样更利于燃烧。而水只做一个流体，带煤粉走。
1982年，无数次实验过后，团队成功用煤、水和少量添加剂，混合成可以发电的水煤浆。
与用油发电相比，水煤浆发电费用要省一半以上，并且对环境的污染更小。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发电厂、工业锅炉，并在广东建成了国际上最大的水煤浆发电厂。
那座高高的燃烧试验台，今天仍伫立在浙大热能所。91岁的岑可法已经吃不消爬炉子了。但他仍然常常一路经过熟悉的实验室，看过那些依旧在运转的实验设备，慢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满满当当的书籍，还放着十几副眼镜和一把大大的放大镜。
他的眼睛只有微弱的视力。1983年，由他牵头的洗选煤泥流化床燃烧技术项目迎来验收。当时，在转道前往四川验收现场的公交车上，突然一个急刹车，吊环重重地撞在他的左眼。
“当时就觉得眼睛看不清了。”岑可法回忆，为了不耽误验收，不耽误团队多年的心血，他没顾上治疗。后来再去医院，医生告诉他：眼球黄斑出血，受伤后没及时处理，视力已经无法复原，左眼视力只有常人的五分之一，只能看到平面。
热能所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岑可法都要紧紧扶着扶手，一节一节慢慢踏下。他边走，边笑着和记者聊起这段经历，“虽然我眼睛出问题了，但我们拿到了大项目，还顺利推进了研究。”
选择做一个助手
走进浙大热能工程研究所，迎面看到“求是、团结、创新”六个大字。“求是创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中间的“团结”两字，是岑可法自己加上的。
他常告诉学生，“只有团结，才能做好学科。既要能当主角，也要有当配角的胸怀。”这句话，他躬行了一辈子。
岑可法到浙大报到后不久，时任校长陈伟达找到他，问他是想开始独立做研究，还是先给热能教研组的陈运铣老先生当助手，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给陈运铣先生做助手！”岑可法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
这一做，就是21年。其间，他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过了16年才被评为副教授，又过5年才成为教授。这样的成长速度，放在今天看是很慢的。
岑可法从来都没有着急。他用一贯平和的语气解释：“能源是个很广泛的学科，要学得扎实、慢一点没关系。”
那些年，岑可法一边跟着陈运铣做研究，一边给学生上课。他想给学生传授更多更深的知识，他的课总是拖堂。每次下课铃响，他都摆摆手：“再多跟你们讲十分钟。吃饭肯定会晚，不能着急。”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薄拯说，岑老师的课从来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他说，能源的问题连着环境的问题，连着物理的、化学的基础问题。需要用什么就学什么，不能把自己框在一个领域里。”
薄拯如今主要从事的储能研究，也涉及电化学、材料、化工等多个学科。“岑老师教会我们，能写进教材的知识是经典的，但也往往是陈旧的。真正的创新，恰恰发生在学科的交叉地带。”
1989年，岑可法牵头创建了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从那时起，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岑可法就很少成为第一获奖人。其实获奖项目他都参与，不少项目他还是负责人，可他总把自己的名字往后放。
“当年选择做助手，是因为建设团队的需要。现在又选择做助手，是因为假如所有项目都是我牵头的，那年轻人就上不去了。”他说。
浙大热能所研究员施正伦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岑可法的场景。那是他去所里报到的第一天，走在通向燃烧教研室的小路上，迎面遇到一个人：瘦瘦小小，身穿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脚上穿着劳保皮鞋。
“这里怎么会有工人呢？”他有些不解。直到敲开办公室的门，施正伦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岑院士。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树荣说，岑老师甘愿为年轻人铺路。曾经，王树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时，岑可法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让王树荣的名字挂在第一位。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倪明江是岑可法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年出国名额有限，岑可法亲自跑到北京，为还在读研的倪明江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
在团队的培养下，热能所从一个教研组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走出了2位院士、30多位国家级人才，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被业内称为“浙大热能铁军”。
岑可法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科研和教学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追求。75岁生日那天，他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350万元全部捐献设立奖学金，这是当时浙大历史上，在校教职工捐赠数额最大的一笔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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