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供需不匹配待解
国家卫健委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诊疗数达到74529963人次，居于各类专科医院诊疗人次高位，儿童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12.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2月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同时全国有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够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服务。
多地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医院提供儿科专科服务。
面对儿科领域长期存在的“人员相对紧张、工作负担重、岗位吸引力不足”等挑战，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言，核心矛盾在于儿科医疗服务的“高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的医院“经济运行逻辑”之间的冲突。
“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绝不能将责任和压力简单地‘压给医院’，而须由国家卫健委牵头，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干预，建立一套独立于医院短期经济盈亏的、国家层面的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3日在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卫生》微信公号上刊文称。
2026年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第二年。如何通过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加强对儿科等薄弱学科的支持，并进一步解决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儿科发展不均衡问题，正成为业界关切。
“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价值”
儿科工作具有病情变化快、家长期望值高、沟通成本大、用药及检查项目创收能力弱等特点，导致儿科在医院绩效考核中天然处于劣势。
在王雅丽看来，这就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才“招不来、留不住”。工作强度与心理压力居各临床科室前列，但薪酬待遇却长期垫底的现实情况，挫伤医学生选择儿科及在职医师坚守岗位的积极性。
二是医院“不愿办、无力办”。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DRG/DIP）和强化公益性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已亏损的医院难以独自承担儿科的人力成本溢价，导致部分医院儿科萎缩甚至关停。
对此，王雅丽认为，要通过“刚性考核”确保医院必须重视儿科，通过“专项补助”确保医院有能力办好儿科，通过“价格改革”确保儿科服务体现价值。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
所谓“刚性考核”，王雅丽建议，设立并督导落实“儿科薪酬保障线”。将“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
目前已有地区做出试点探索。比如，去年7月国家卫健委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北京市在公立医院薪酬分配改革中，推动综合医院儿科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医务人员平均薪酬的1.2倍。
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优化投入结构，是维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关键。基于此，王雅丽建议，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推动建立一项常态化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规定该基金不用于设备采购等一次性投入，而专门用于补偿公立医院因维持儿科服务而产生的政策性运营亏损和人力成本。
为更好体现儿科医生技术劳务价值，她还提出，应改革儿科医疗服务定价与医保支付体系。一方面，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静脉穿刺费等项目价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为儿科病组设立更为合理的权重系数或分值，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价值。
为了让基层和县域地区留住儿科医生，一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南方某县卫健局相关人员提到，目前，当地县医院医生收入仍主要取决于绩效收入，在此背景下，当地会给予儿科医生给予一定岗位补贴。从长期来看，对精神、妇幼保健等公共服务属性强的医院或学科仍应加大财政投入和倾斜，此外，合理提高医务人员固定薪资占比可以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利好儿科等弱势学科发展。
贵州省政协委员、遵义市道真自治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姚思英近日也公开建言称，在基层，儿科精神类医生培养渠道窄、转岗培训不足、职业吸引力低，导致人才“进不来、留不住”。为此，建议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比如，对在县级及以下机构从事儿童心理服务的医生发放特殊岗位津贴，提高高级职称岗位比例。
供需不匹配待解
国家卫健委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诊疗数达到74529963人次，居于各类专科医院诊疗人次高位，儿童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12.1人次，接近当年综合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6.8人次）的两倍。
第一财经此前采访了解到，多地三级综合医院的儿科诊所时常出现“一号难求”情况。相比之下，县域地区和城市远郊地区、社区基层儿科专科医疗资源仍相对匮乏，儿科基层首诊率仍待提升。
2025年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第一年。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2月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同时全国有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够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服务。
2026年全国卫健体系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依然将提升儿科服务能力置于首位，并将服务进一步向基层扩展。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曾提出，如果从全国来看，目前，儿科医疗资源并非总量不足，而是供需不匹配。
今年以来，在全国多地严格控制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的背景下，多地正加快整合区域内妇幼、儿科医疗资源，组建妇儿医疗集团，发挥专病联盟和医联体的辐射作用，同时增强基层“造血”能力，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医院提供儿科专科服务。
比如，上海卫健委等9部门2月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登记的诊疗科目必须包括妇女（儿童）保健科，鼓励增设儿科、精神（心理）科等适宜专科科目。
王雅丽认为，应借助“儿科服务年”契机，大力推广智慧医疗与分级诊疗以减轻儿科医生工作负荷。“推动儿科紧密型医联体建设，通过远程医疗、专家号源下沉社区、规范化转诊流程等方式，有效分流常见病患儿，让三级医院儿科医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疑难重症，优化工作结构。”
国家卫健委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诊疗数达到74529963人次，居于各类专科医院诊疗人次高位，儿童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12.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2月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同时全国有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够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服务。
多地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医院提供儿科专科服务。
面对儿科领域长期存在的“人员相对紧张、工作负担重、岗位吸引力不足”等挑战，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言，核心矛盾在于儿科医疗服务的“高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的医院“经济运行逻辑”之间的冲突。
“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绝不能将责任和压力简单地‘压给医院’，而须由国家卫健委牵头，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干预，建立一套独立于医院短期经济盈亏的、国家层面的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3日在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卫生》微信公号上刊文称。
2026年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第二年。如何通过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加强对儿科等薄弱学科的支持，并进一步解决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儿科发展不均衡问题，正成为业界关切。
“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价值”
儿科工作具有病情变化快、家长期望值高、沟通成本大、用药及检查项目创收能力弱等特点，导致儿科在医院绩效考核中天然处于劣势。
在王雅丽看来，这就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才“招不来、留不住”。工作强度与心理压力居各临床科室前列，但薪酬待遇却长期垫底的现实情况，挫伤医学生选择儿科及在职医师坚守岗位的积极性。
二是医院“不愿办、无力办”。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DRG/DIP）和强化公益性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已亏损的医院难以独自承担儿科的人力成本溢价，导致部分医院儿科萎缩甚至关停。
对此，王雅丽认为，要通过“刚性考核”确保医院必须重视儿科，通过“专项补助”确保医院有能力办好儿科，通过“价格改革”确保儿科服务体现价值。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
所谓“刚性考核”，王雅丽建议，设立并督导落实“儿科薪酬保障线”。将“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
目前已有地区做出试点探索。比如，去年7月国家卫健委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北京市在公立医院薪酬分配改革中，推动综合医院儿科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医务人员平均薪酬的1.2倍。
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优化投入结构，是维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关键。基于此，王雅丽建议，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推动建立一项常态化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规定该基金不用于设备采购等一次性投入，而专门用于补偿公立医院因维持儿科服务而产生的政策性运营亏损和人力成本。
为更好体现儿科医生技术劳务价值，她还提出，应改革儿科医疗服务定价与医保支付体系。一方面，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静脉穿刺费等项目价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为儿科病组设立更为合理的权重系数或分值，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价值。
为了让基层和县域地区留住儿科医生，一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南方某县卫健局相关人员提到，目前，当地县医院医生收入仍主要取决于绩效收入，在此背景下，当地会给予儿科医生给予一定岗位补贴。从长期来看，对精神、妇幼保健等公共服务属性强的医院或学科仍应加大财政投入和倾斜，此外，合理提高医务人员固定薪资占比可以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利好儿科等弱势学科发展。
贵州省政协委员、遵义市道真自治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姚思英近日也公开建言称，在基层，儿科精神类医生培养渠道窄、转岗培训不足、职业吸引力低，导致人才“进不来、留不住”。为此，建议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比如，对在县级及以下机构从事儿童心理服务的医生发放特殊岗位津贴，提高高级职称岗位比例。
供需不匹配待解
国家卫健委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诊疗数达到74529963人次，居于各类专科医院诊疗人次高位，儿童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12.1人次，接近当年综合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6.8人次）的两倍。
第一财经此前采访了解到，多地三级综合医院的儿科诊所时常出现“一号难求”情况。相比之下，县域地区和城市远郊地区、社区基层儿科专科医疗资源仍相对匮乏，儿科基层首诊率仍待提升。
2025年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第一年。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2月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同时全国有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够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服务。
2026年全国卫健体系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依然将提升儿科服务能力置于首位，并将服务进一步向基层扩展。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曾提出，如果从全国来看，目前，儿科医疗资源并非总量不足，而是供需不匹配。
今年以来，在全国多地严格控制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的背景下，多地正加快整合区域内妇幼、儿科医疗资源，组建妇儿医疗集团，发挥专病联盟和医联体的辐射作用，同时增强基层“造血”能力，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医院提供儿科专科服务。
比如，上海卫健委等9部门2月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登记的诊疗科目必须包括妇女（儿童）保健科，鼓励增设儿科、精神（心理）科等适宜专科科目。
王雅丽认为，应借助“儿科服务年”契机，大力推广智慧医疗与分级诊疗以减轻儿科医生工作负荷。“推动儿科紧密型医联体建设，通过远程医疗、专家号源下沉社区、规范化转诊流程等方式，有效分流常见病患儿，让三级医院儿科医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疑难重症，优化工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