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张艺曦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5年4月明代中晚期有三股重要的思想风潮：阳明心学运动、文学复古运动，以及稍晚一些的明末制艺风潮。《我喜欢相爱的人们：卡夫卡日记1914-1923》[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姬健梅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7月“我喜欢相爱的人们，但我无法去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1922年1月29日，38岁的卡夫卡在捷克北部山区史宾德米勒休养期间写道，“我并不是只在此地如此孤独，而是根本性地孤独，在布拉格，在我的‘故乡’也一样……”卡夫卡诉诸笔端的孤独、焦虑与困境，在一个世纪以后，依然能够令人感同身受。1908年至1922年，卡夫卡在布拉格劳工事故保险局拥有一份体制内工作。
从经济危机到消费主义，再到克隆人、乌托邦、爱、暴力、迷惘、希望等话题，鲍曼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等议题
《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八个对话》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消费主义不断创造着新的需求，诱导人们依靠借贷来维持日常生活；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率；生物科技的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伦理的争议；社交媒体正在吞噬人们的真实生活……
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齐格蒙特·鲍曼和学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进行了八场对话，对话从2008年金融危机切入，却超越了经济分析本身。鲍曼提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借贷，更在生态、伦理和时间维度上进行着全方位地透支。”
鲍曼是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代表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等。在他看来，“流动”的现代世界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其自然延伸是永久债务人社会。随着国家成为“市场主权的执行者”，“人类社会的彻底私有化便宿命般地展开，同时对工业和金融的彻底放松管制也随即而来”。
在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社会结构变得松散，工作不再提供终身保障，人际关系趋于脆弱易变，社会规则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过去那种可规划、可预期的线性人生轨迹，逐渐让位于一种碎片化、短期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体验。连爱情也难以避免短期化与工具化的倾向，人们对长期承诺感到犹豫，畏惧被绑定于不确定的未来。
齐格蒙特·鲍曼出生于1925年的波兰，经历过极权的暴行、世界的两极分化、两次经济大衰退，以及这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他始终坚持以犀利的语言剖析时代顽疾，同时对于世界饱含最深刻的同情和希冀。鲍曼于2017年去世，这些对话也是他在晚年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留下的最后箴言。
从经济危机到消费主义，再到克隆人、乌托邦、爱、暴力、迷惘、希望等话题，鲍曼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以及在系统性失衡的时代中，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与意义，并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文明之问：一个已在生态、伦理与时间维度上深度透支的现代文明，是否仍可能寻得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
张艺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5年4月
明代中晚期有三股重要的思想风潮：阳明心学运动、文学复古运动，以及稍晚一些的明末制艺风潮。一个时代会有多种思潮同时流行，杰出之士往往倾注心力于其专才，成为某个风潮的引领者。与之相对，地方、乡里的小读书人，往往同时受到数个风潮的影响，在同时并存的各种风潮间摆荡徘徊，或陷入抉择的困境，或试图为不同风潮找到同时并行的可能，他们的动态与实践往往更加复杂而分歧。
本书作者张艺曦是台湾历史学者，关注明清思想史领域。他注意到，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较为侧重大儒，以及以大儒为中心的叙事，但实际上，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共识及合作中，小读书人并不只是一个附庸的角色。尽管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见及创获是小读书人无法比拟的，但小读书人在基层乡里及民间所做二次传讲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小读书人除了参与讲学，也进行包括田土丈量、赋役改革等工作，以实践心学万物一体的理想。文学复古运动则吸引小读书人投入到诗与古文辞的创作中，进而带起搜猎古籍与扩展知识的潮流。当心学运动和文学复古运动由盛转衰时，小读书人也是较早遭遇困境并开始寻求突破的，他们的某些实践也可以视为制艺风潮兴起的先声。
在作者的定义中，所谓的小读书人，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级的功名，或是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他们或许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甚至多半籍籍无名，但这些人实际上更贴近当时大多数人的处境，借由观察这些二三流小读书人的活动，我们可以更加具体了解那个时代一般人的生活与世界观。
以往，思想史总给人高大上的感觉，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必须通过田野或社会经济史研究，才更能了解升斗小民的生活。但作者相信，人是活在思想及文化中的，人需要衣食，也需要希望，而且越是生活在困境中，越是需要希望，这正是思想史应该去讨论的，因为，“今日的我们也许衣食无虞，却可能和古人一样茫然失措，仍然可能是处在歧路与困境中的小读书人。”
《我喜欢相爱的人们：卡夫卡日记1914-1923》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姬健梅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7月
“我喜欢相爱的人们，但我无法去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1922年1月29日，38岁的卡夫卡在捷克北部山区史宾德米勒休养期间写道，“我并不是只在此地如此孤独，而是根本性地孤独，在布拉格，在我的‘故乡’也一样……”
卡夫卡诉诸笔端的孤独、焦虑与困境，在一个世纪以后，依然能够令人感同身受。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从青年到中年，他被困在爱情、婚姻、家庭、睡眠与办公室里，在生活的缝隙里挣扎着求索心灵的自由。
1908年至1922年，卡夫卡在布拉格劳工事故保险局拥有一份体制内工作。差不多也是这段时期，他坚持写日记，从1910年到1923年，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沛的时期。相较于他的小说，他在日记中表现得更为坦诚、自由，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独特、丰富的内心世界。
此前浦睿文化出版的《我的确接近于孤独》收录了卡夫卡1910年至1913年的日记，这本《我喜欢相爱的人们》收录的则是1914年至1923年的日记，以及1911年、1912年间的旅行日记。他在其中记录了自己情感关系的起承转合、对于工作的热忱与疲惫、在战争氛围中对生存状态的思考、患病期间对生命的体悟等，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疲弱与孤独，也见证他如何将生活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他留下的日记多达30余万字，在他去世后20多年，才由其生前好友布罗德整理完成。本书以日记德文版为底本，同时参考评注本与相关研究，对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及背景添加了注释。在每一个年份的篇首，附上卡夫卡当年的大事提要，为读者理解其情绪与思想提供了详细参照。
在卡夫卡去世前的两年，他经历了最后一段爱情。卡夫卡与朵拉共同生活在柏林，打算一起移民巴勒斯坦，然而他因为贫病交加不得不回到布拉格，最后在维也纳病逝。1923年，他只写下一篇日记。“下笔时越来越胆怯。”他写道，“每一个字在鬼魂的手里翻来覆去——手的摇晃是鬼魂特有的动作——成了一支矛，转过来瞄准了说话的人。”
从经济危机到消费主义，再到克隆人、乌托邦、爱、暴力、迷惘、希望等话题，鲍曼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等议题
《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八个对话》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消费主义不断创造着新的需求，诱导人们依靠借贷来维持日常生活；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率；生物科技的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伦理的争议；社交媒体正在吞噬人们的真实生活……
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齐格蒙特·鲍曼和学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进行了八场对话，对话从2008年金融危机切入，却超越了经济分析本身。鲍曼提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借贷，更在生态、伦理和时间维度上进行着全方位地透支。”
鲍曼是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代表作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等。在他看来，“流动”的现代世界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其自然延伸是永久债务人社会。随着国家成为“市场主权的执行者”，“人类社会的彻底私有化便宿命般地展开，同时对工业和金融的彻底放松管制也随即而来”。
在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社会结构变得松散，工作不再提供终身保障，人际关系趋于脆弱易变，社会规则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过去那种可规划、可预期的线性人生轨迹，逐渐让位于一种碎片化、短期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体验。连爱情也难以避免短期化与工具化的倾向，人们对长期承诺感到犹豫，畏惧被绑定于不确定的未来。
齐格蒙特·鲍曼出生于1925年的波兰，经历过极权的暴行、世界的两极分化、两次经济大衰退，以及这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他始终坚持以犀利的语言剖析时代顽疾，同时对于世界饱含最深刻的同情和希冀。鲍曼于2017年去世，这些对话也是他在晚年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留下的最后箴言。
从经济危机到消费主义，再到克隆人、乌托邦、爱、暴力、迷惘、希望等话题，鲍曼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以及在系统性失衡的时代中，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与意义，并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文明之问：一个已在生态、伦理与时间维度上深度透支的现代文明，是否仍可能寻得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
张艺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5年4月
明代中晚期有三股重要的思想风潮：阳明心学运动、文学复古运动，以及稍晚一些的明末制艺风潮。一个时代会有多种思潮同时流行，杰出之士往往倾注心力于其专才，成为某个风潮的引领者。与之相对，地方、乡里的小读书人，往往同时受到数个风潮的影响，在同时并存的各种风潮间摆荡徘徊，或陷入抉择的困境，或试图为不同风潮找到同时并行的可能，他们的动态与实践往往更加复杂而分歧。
本书作者张艺曦是台湾历史学者，关注明清思想史领域。他注意到，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较为侧重大儒，以及以大儒为中心的叙事，但实际上，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共识及合作中，小读书人并不只是一个附庸的角色。尽管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见及创获是小读书人无法比拟的，但小读书人在基层乡里及民间所做二次传讲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小读书人除了参与讲学，也进行包括田土丈量、赋役改革等工作，以实践心学万物一体的理想。文学复古运动则吸引小读书人投入到诗与古文辞的创作中，进而带起搜猎古籍与扩展知识的潮流。当心学运动和文学复古运动由盛转衰时，小读书人也是较早遭遇困境并开始寻求突破的，他们的某些实践也可以视为制艺风潮兴起的先声。
在作者的定义中，所谓的小读书人，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级的功名，或是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他们或许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甚至多半籍籍无名，但这些人实际上更贴近当时大多数人的处境，借由观察这些二三流小读书人的活动，我们可以更加具体了解那个时代一般人的生活与世界观。
以往，思想史总给人高大上的感觉，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必须通过田野或社会经济史研究，才更能了解升斗小民的生活。但作者相信，人是活在思想及文化中的，人需要衣食，也需要希望，而且越是生活在困境中，越是需要希望，这正是思想史应该去讨论的，因为，“今日的我们也许衣食无虞，却可能和古人一样茫然失措，仍然可能是处在歧路与困境中的小读书人。”
《我喜欢相爱的人们：卡夫卡日记1914-1923》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姬健梅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7月
“我喜欢相爱的人们，但我无法去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1922年1月29日，38岁的卡夫卡在捷克北部山区史宾德米勒休养期间写道，“我并不是只在此地如此孤独，而是根本性地孤独，在布拉格，在我的‘故乡’也一样……”
卡夫卡诉诸笔端的孤独、焦虑与困境，在一个世纪以后，依然能够令人感同身受。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从青年到中年，他被困在爱情、婚姻、家庭、睡眠与办公室里，在生活的缝隙里挣扎着求索心灵的自由。
1908年至1922年，卡夫卡在布拉格劳工事故保险局拥有一份体制内工作。差不多也是这段时期，他坚持写日记，从1910年到1923年，这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沛的时期。相较于他的小说，他在日记中表现得更为坦诚、自由，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独特、丰富的内心世界。
此前浦睿文化出版的《我的确接近于孤独》收录了卡夫卡1910年至1913年的日记，这本《我喜欢相爱的人们》收录的则是1914年至1923年的日记，以及1911年、1912年间的旅行日记。他在其中记录了自己情感关系的起承转合、对于工作的热忱与疲惫、在战争氛围中对生存状态的思考、患病期间对生命的体悟等，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疲弱与孤独，也见证他如何将生活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他留下的日记多达30余万字，在他去世后20多年，才由其生前好友布罗德整理完成。本书以日记德文版为底本，同时参考评注本与相关研究，对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及背景添加了注释。在每一个年份的篇首，附上卡夫卡当年的大事提要，为读者理解其情绪与思想提供了详细参照。
在卡夫卡去世前的两年，他经历了最后一段爱情。卡夫卡与朵拉共同生活在柏林，打算一起移民巴勒斯坦，然而他因为贫病交加不得不回到布拉格，最后在维也纳病逝。1923年，他只写下一篇日记。“下笔时越来越胆怯。”他写道，“每一个字在鬼魂的手里翻来覆去——手的摇晃是鬼魂特有的动作——成了一支矛，转过来瞄准了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