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周六，32岁的广州视源股份（CVTE）下属子公司部门经理高广辉，在家处理公司工作时突然倒下。然而，在他抢救期间，同事仍将他拉入新的项目讨论群。被宣告临床死亡8小时后，他的微信工作群依然在疯狂跳动。

而在不到两个月后的2026年1月18日，26岁的工程师陈某（生前负责审计相关实施工作）在开封家中熟睡时突然惊叫一声，随即心脏骤停。他的妻子乔女士在悲痛中向媒体展示了丈夫生前高强度的工作记录：长期外派，连续一个月无休，加班至凌晨。这些证据无声地透露着那个被“审计任务”和“交付周期”填满的年轻生命的控诉。

这两起悲剧在2026年初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海啸般的讨论。其成因具有惊人的共性：畸形的工资结构（占比极低的保障性底薪与极高的绩效考核目标），公司借助数字通讯工具进行远程工作控制引发“隐形加班”。高广辉和陈某的底薪都仅为3000元左右，这意味着他们如果不接受那种“24小时待命”的工作强度，就无法获得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收入。

可怕之处在于，两名受害者的困境在中国职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40.1%的职场人深陷“隐形加班”漩涡，近6成职场人在免费加班，仅26.5%有加班费。中国职场“隐形加班”现象在数字化办公的加持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隐蔽。这种“随时随地办公”的状态，导致职场人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透支。

制度盲区：补偿无法挽回生命

长期以来，公众舆论和立法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事后补偿”上。每当悲剧发生，舆论最先讨论的是：这算不算工伤？48小时内没死掉是不是就拿不到赔偿？这种基于赔付逻辑的讨论固然能折射出当前工伤赔付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在下篇文章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索赔成功，也能给家属带来经济慰藉。但在预防过劳死方面，赔偿显得苍白无力且充满滞后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近日接受采访时就特别提到，当前国内针对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多在2000-3000元/月之间，“若换算成最低小时工资·······会明显低于针对非全日制劳动者设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因而，“按照国际惯例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调整为小时工资率”，将为员工下班后断联提供充实的经济保障。

哈哈哈我正在偷著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