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灰尘呛得人喉咙发干。
我站在路口，看着那辆白色面包车绝尘而去。车身上刷着红色的十字，像是救护车，可又不是。
车上没有蛇形标记，没有监督号码，救护人员也不配带工作证。
而且我们镇上的救护车我认得，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是从外地来的。
车里有个女人在尖叫。
是真的尖叫，不是电视里演得那种虚假。
她把手用力敲车窗上，不透明的车窗完全看不到她在里面干什么，只听到车窗砰砰砰响。
手在拼命地拍打。
从众人围观看着她被拉上车，我看得清清楚楚，她的手上有亮晶晶的东西在反光——是手铐。
“救命！救救我！他们不是救护人员——”
直到被强行押上车，声音才被车窗吞掉大半，但也足够听清。
街对面卖水果的老李头蹲在摊子后面，慢悠悠地挑拣着烂苹果。似乎已经习惯。
隔壁美容院的小妹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继续玩手机。这种事见惯不怪。
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停下来，其中一个举起手机要拍，被同伴拉走了。
“别惹事。”
就这三个字，飘进我耳朵里。
很快，假的救护车转过街角，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脚像钉在地上。
我应该做点什么。
报警？对，报警。
手机掏出来，但手指却按不下去。
我想起上周隔壁街区失踪的那个男人。他老婆报了警，警察来了，登记了，走了。三天后，那男人幸运地自己回来了，眼神空洞，左臂上多了一道缝合的疤。他老婆再问，他就发火。
“别问了！想活命就别问！”
街坊们都在传，说他被带走“捐献”了什么。自愿的？谁他妈信啊。
我本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但转而一想，多年的教育，潜移默化一直在告诉我，有事找警察！
电话通了，我说了假救护车的事，说了手铐，说了那个女人被强行押上车。
接线的女声很平静：“请提供车牌号码。”
“我没看清。”
“车型呢？”
“白色面包车，有红十字。”
“具体位置？”
我说了。
“好的，我们会派人查看。还有别的情况吗？”
“那个女人被绑架了！你们应该设路障，或者——”
“先生，请保持冷静。我们会处理的。还有，请你不要教我们做事！”
没等我再说，电话就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暗下去。
这里是某西方小国的所在地。
回到家，心仍是郁结，看到儿子小伟正在写作业心情才好些。
十岁的孩子，趴在桌上，后颈的骨头微微凸起，像只还没长开的小鸟。
“爸，你脸色不好。”
“没事。”我摸摸他的头，“作业写完没？”
“快了。”他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对了，爸，学校明天体检，要抽血，我有点怕。”
我心里一紧。
“体检？怎么突然体检？”
“说是全市统一的。王小明说他表哥的学校上周就检过了。”
我翻出家长群，果然有通知。
明天上午八点，全体学生体检，项目包括抽血化验。通知底下，几个家长在问为什么，老师没回。
夜里我睡不着。
窗外静得出奇。以前这个时候，总有晚归的摩托车声，野猫打架的叫声。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个城市越来越安静了，像被什么东西慢慢吸干了声音。
第二天，我请了假，跟去学校。
操场搭起了临时帐篷，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回忙碌。孩子们排成队，一个接一个进去。
我挤到前面，想看看究竟。
“家长止步。”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拦住我。
“我就看看，我儿子怕打针。”
“都在里面，很安全的，家长不用担心！”
我踮起脚，从帐篷缝隙看进去。
孩子们挨个坐在椅子上，挽起袖子。护士抽血，不是平时体检那种小管子，是粗针头，大血袋。一个孩子抽完，脸色有点白，摇摇晃晃站起来，被扶到旁边休息。
“抽这么多？”我忍不住问。
“全面检查。”眼镜医生面无表情，“请到外面等候。”
小伟出来时，胳膊上贴着胶布。我掀开一看，针眼比平时的粗。
“疼吗？”
“有点。”他扁扁嘴，“抽了好多，我看得有这么大一管。”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夸张的长度。
“老师说什么了吗？”
“就说检查身体，健康的以后可以参加特别项目。”小伟眨眨眼，“什么是特别项目？”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得带他离开这儿。
回家路上，经过中央广场。大屏幕正在播放新闻。
一名西装革履的播音员用平稳的语调说：“近日，我市失踪人口数量有所上升，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调查。请市民夜间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画面切到医院，一个头发花白但面容红润的老者正在接受采访。字幕显示：卫生部副部长，卡尔森博士。
“......现代医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生命质量的显著提升。我们呼吁更多公民自愿加入器官捐献计划，尤其是从学校开始最好，拯救那些等待重生的生命......”
老者说话时，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很快，像某种神经质的抽搐。
小伟突然说：“爸，那个爷爷的手在跳舞。”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那句名言，“当老人不死，年轻人也就没有未来！”
细思极恐！
回到家，我连忙翻出所有存款，开始查去国外的飞机票。网站很卡，好不容易刷出来，最近的班次也在三天后。我全订了，管它去哪儿，先离开再说。
晚饭时，新闻又播了。这次是城市西区一家新医院的揭幕仪式。
院长是个矮个子男人，说话时不停地耸肩，像衣服里有什么东西在爬。
“本院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器官移植中心，已成功为多位重要人士完成手术，术后反馈极佳......”
画面切到病房。一个看起来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本应躺在病床上，但她的皮肤光滑，头发乌黑，眼睛更是炯炯有神。
她对着镜头微笑，手指却在空中划着圈，一圈，又一圈，停不下来。
我关掉电视。
夜里十一点，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是林小伟的家长吗？”女声，很官方。
“是。”
“这里是市儿童健康中心。您孩子的血液检测结果有些异常，需要进一步复查。请明天早上九点带他来中心大楼三层。”
“什么异常？”
“电话里不方便说。请务必准时到达，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
电话挂了。
我打回去，忙音。
那一夜，我睁眼到天亮。
凌晨四点，我摇醒小伟：“穿衣服，我们赶紧走。”
“去哪儿？”
“旅游。快。”
我们只带了一个背包。出门时，天还是黑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走到路口，有辆车停在那里，没熄火。车窗摇下来，是那个眼镜医生。
“这么早出门？”他问。
“走亲戚。”我把小伟拉到身后。
“孩子的事，别耽误了。检查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
车开走了。我拉着小伟往机场跑。跑到一半，小伟喘着气说：“爸，我跑不动了，鞋带开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想抱着他跑。就在这个空当，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滑到我们旁边。车门打开，两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下车。
“林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谁？”
“健康中心的。您的孩子需要治疗。”
“我们不去。”我大声抗议！
街上的灰尘呛得人喉咙发干。
我站在路口，看着那辆白色面包车绝尘而去。车身上刷着红色的十字，像是救护车，可又不是。
车上没有蛇形标记，没有监督号码，救护人员也不配带工作证。
而且我们镇上的救护车我认得，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是从外地来的。
车里有个女人在尖叫。
是真的尖叫，不是电视里演得那种虚假。
她把手用力敲车窗上，不透明的车窗完全看不到她在里面干什么，只听到车窗砰砰砰响。
手在拼命地拍打。
从众人围观看着她被拉上车，我看得清清楚楚，她的手上有亮晶晶的东西在反光——是手铐。
“救命！救救我！他们不是救护人员——”
直到被强行押上车，声音才被车窗吞掉大半，但也足够听清。
街对面卖水果的老李头蹲在摊子后面，慢悠悠地挑拣着烂苹果。似乎已经习惯。
隔壁美容院的小妹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继续玩手机。这种事见惯不怪。
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停下来，其中一个举起手机要拍，被同伴拉走了。
“别惹事。”
就这三个字，飘进我耳朵里。
很快，假的救护车转过街角，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脚像钉在地上。
我应该做点什么。
报警？对，报警。
手机掏出来，但手指却按不下去。
我想起上周隔壁街区失踪的那个男人。他老婆报了警，警察来了，登记了，走了。三天后，那男人幸运地自己回来了，眼神空洞，左臂上多了一道缝合的疤。他老婆再问，他就发火。
“别问了！想活命就别问！”
街坊们都在传，说他被带走“捐献”了什么。自愿的？谁他妈信啊。
我本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但转而一想，多年的教育，潜移默化一直在告诉我，有事找警察！
电话通了，我说了假救护车的事，说了手铐，说了那个女人被强行押上车。
接线的女声很平静：“请提供车牌号码。”
“我没看清。”
“车型呢？”
“白色面包车，有红十字。”
“具体位置？”
我说了。
“好的，我们会派人查看。还有别的情况吗？”
“那个女人被绑架了！你们应该设路障，或者——”
“先生，请保持冷静。我们会处理的。还有，请你不要教我们做事！”
没等我再说，电话就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暗下去。
这里是某西方小国的所在地。
回到家，心仍是郁结，看到儿子小伟正在写作业心情才好些。
十岁的孩子，趴在桌上，后颈的骨头微微凸起，像只还没长开的小鸟。
“爸，你脸色不好。”
“没事。”我摸摸他的头，“作业写完没？”
“快了。”他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对了，爸，学校明天体检，要抽血，我有点怕。”
我心里一紧。
“体检？怎么突然体检？”
“说是全市统一的。王小明说他表哥的学校上周就检过了。”
我翻出家长群，果然有通知。
明天上午八点，全体学生体检，项目包括抽血化验。通知底下，几个家长在问为什么，老师没回。
夜里我睡不着。
窗外静得出奇。以前这个时候，总有晚归的摩托车声，野猫打架的叫声。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个城市越来越安静了，像被什么东西慢慢吸干了声音。
第二天，我请了假，跟去学校。
操场搭起了临时帐篷，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回忙碌。孩子们排成队，一个接一个进去。
我挤到前面，想看看究竟。
“家长止步。”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拦住我。
“我就看看，我儿子怕打针。”
“都在里面，很安全的，家长不用担心！”
我踮起脚，从帐篷缝隙看进去。
孩子们挨个坐在椅子上，挽起袖子。护士抽血，不是平时体检那种小管子，是粗针头，大血袋。一个孩子抽完，脸色有点白，摇摇晃晃站起来，被扶到旁边休息。
“抽这么多？”我忍不住问。
“全面检查。”眼镜医生面无表情，“请到外面等候。”
小伟出来时，胳膊上贴着胶布。我掀开一看，针眼比平时的粗。
“疼吗？”
“有点。”他扁扁嘴，“抽了好多，我看得有这么大一管。”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夸张的长度。
“老师说什么了吗？”
“就说检查身体，健康的以后可以参加特别项目。”小伟眨眨眼，“什么是特别项目？”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得带他离开这儿。
回家路上，经过中央广场。大屏幕正在播放新闻。
一名西装革履的播音员用平稳的语调说：“近日，我市失踪人口数量有所上升，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调查。请市民夜间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画面切到医院，一个头发花白但面容红润的老者正在接受采访。字幕显示：卫生部副部长，卡尔森博士。
“......现代医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生命质量的显著提升。我们呼吁更多公民自愿加入器官捐献计划，尤其是从学校开始最好，拯救那些等待重生的生命......”
老者说话时，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很快，像某种神经质的抽搐。
小伟突然说：“爸，那个爷爷的手在跳舞。”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那句名言，“当老人不死，年轻人也就没有未来！”
细思极恐！
回到家，我连忙翻出所有存款，开始查去国外的飞机票。网站很卡，好不容易刷出来，最近的班次也在三天后。我全订了，管它去哪儿，先离开再说。
晚饭时，新闻又播了。这次是城市西区一家新医院的揭幕仪式。
院长是个矮个子男人，说话时不停地耸肩，像衣服里有什么东西在爬。
“本院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器官移植中心，已成功为多位重要人士完成手术，术后反馈极佳......”
画面切到病房。一个看起来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本应躺在病床上，但她的皮肤光滑，头发乌黑，眼睛更是炯炯有神。
她对着镜头微笑，手指却在空中划着圈，一圈，又一圈，停不下来。
我关掉电视。
夜里十一点，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是林小伟的家长吗？”女声，很官方。
“是。”
“这里是市儿童健康中心。您孩子的血液检测结果有些异常，需要进一步复查。请明天早上九点带他来中心大楼三层。”
“什么异常？”
“电话里不方便说。请务必准时到达，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
电话挂了。
我打回去，忙音。
那一夜，我睁眼到天亮。
凌晨四点，我摇醒小伟：“穿衣服，我们赶紧走。”
“去哪儿？”
“旅游。快。”
我们只带了一个背包。出门时，天还是黑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走到路口，有辆车停在那里，没熄火。车窗摇下来，是那个眼镜医生。
“这么早出门？”他问。
“走亲戚。”我把小伟拉到身后。
“孩子的事，别耽误了。检查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
车开走了。我拉着小伟往机场跑。跑到一半，小伟喘着气说：“爸，我跑不动了，鞋带开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想抱着他跑。就在这个空当，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滑到我们旁边。车门打开，两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下车。
“林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谁？”
“健康中心的。您的孩子需要治疗。”
“我们不去。”我大声抗议！